【正文】 “超越合理懷疑”根深蒂固，系正當程序所要保障基本自由之有機組成部分，對于無罪推定的落實意義不可低估。最高法院認為，盡管少年法院因性質特殊而可實行與刑事（成人）法院有所不同的程序，但是一些最基本的正當程序還是應該貫穿訴訟始終。此外，并無沒有其他證據(jù)佐證戈爾特及玩伴是否確切撥打猥褻電話。繼而主張，相關管轄權的放棄與移轉必須考慮“正當程序”（ due process）與“公平對待”（ fair treatment）。因不同意少年法院案件移送，肯特之律師向其提交書面動議，要求就案件移送和調閱肯特先前的緩刑資料進行聽證。立案之后，主審法官與緩刑官們進行了多次非正式溝通以理清案情及分析適當處分措施。 [4]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戈爾特案中的裁決特別指出，檢察官系原告利益的代表或代理人。一些警察局甚至專門有負責與法院聯(lián)系的警官，這些人實際上承擔了檢察官的職能。在這種非對抗制訴訟模式之下，美國少年司法早期往往缺失擔負檢控責任的檢察官，也同樣缺乏擔負辯護職能的律師。所謂“陪審團否棄”系指陪審團宣告表面有罪的被告人無罪，而不論證據(jù)多寡的一種刑事程序。但法院會確認涉案少年明晰其有權要求裁判聽證、認罪出于自愿且理解辯訴交易的內容及后果。 《 全美檢察準則 》 （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在其 《 少年司法 》 專章確定了未成年人檢察準則。 [1]盡管“國家親權”并非專為未成年人保護及少年司法所獨創(chuàng)，但這并不妨礙其為美國少年司法最基本的指導原則。美國地區(qū)檢察官協(xié)會（ 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 Association）前副主席詹姆斯 [1]未成年人犯罪與偏差，特別是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拘捕數(shù)量之后開始顯著攀升，至 1994年前后達至頂峰。目前，美國未成年人犯罪大體處于近 20年來最低點，其它來源的數(shù)據(jù)也同樣佐證未成年人因其違法行為遭受拘捕的數(shù)量及比例并沒有隨美國未成年人人口的增長而升高。該詞源自拉丁語，最初系古羅馬時期向在維護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貢獻的統(tǒng)治者表示敬意的頭銜。 （二）美國未成年人檢察之理念 ? 傳統(tǒng)上來說，美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恪守國家親權與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 近年來，因案件積壓、訴訟期限、人員素質等現(xiàn)實壓力，辯訴交易（ plea bargain）亦不斷為美國少年司法所援用。 作者注 ? [2] Kupchik, Aaron. (2023). Juvenile Crime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NY: Facts on File. . （三）檢察官在美國少年司法中之角色衍變 ? 美國未成年人檢察制度之演變 ? 美國少年司法對“社區(qū)檢察”之引介 美國未成年人檢察制度之演變 ? 直至 19世紀末， 7歲以上的問題少年可在刑事（成人）法院受審，檢察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其檢控成年被告人無異。[1]以“維護未成年人權益最大化”之名，少年法院的法官們在處理未成年人案件時擁有幾無限制的自由裁量權或酌處權。緩刑官同樣擔負雙重使命，處理調查案件來龍去脈，其實際上擔負著向少年法院提起“檢控”的職能。 ? [3] Lotz, Roy. (2023). Youth Crime in America: A Modern Synthesi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P. 291. ? 到了 1960、 1970年代，聯(lián)邦最高法院通過“肯特訴合眾國”（ Kent v. United States） [1]、戈爾特案（ In re Gault） [2]及溫士普案（ In re Winship） [3]等一系列判例認為，盡管少年法院因性質特殊而可實行與刑事（成人）法院有所不同的程序，但是一些最基本的正當程序還是應該貫穿訴訟始終。 【 案例一 】 坎布爾案 ? 當年僅十一歲的亨利 A.盡管尚未成年，但仍不得對少年“私設公堂”（ kangaroo court）。次日審理中，該案關鍵當事人，即報警的女鄰居并未出庭作證。依 《 亞利桑那少年法典 》 （ Arizona Juvenile Code）中未成年人案件不得提起上訴的有關規(guī)定，該判決即為終審判決。溫士普向紐約最高法院[1]起訴，認為 《 紐約家事法院法 》 違憲。而后文提到的紐約上訴法院為通常意義上的州最高一級法院。主要內容涵蓋這樣四個方面：移送問題少年至刑事（成人）法院受審、不公開處理原則的松動、檢察官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角色的提升以及案件審理結果的“硬化”（toughening）。該計劃由聯(lián)邦司法部少年司法與犯罪預防署運作，旨在協(xié)助各州與郡縣繼續(xù)或擴大促使問題少年對其所犯過錯責任認知的政策實施，以及對單獨犯罪行為采取日益加大的處罰力度。 [1] ?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 ?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 《全美檢察準則 》 （第二版）第 人犯罪與偏差案件的所有訴訟階段中出現(xiàn)，包括拘留、快速審理、撤案、有罪答辯、庭審、棄權、安置、緩刑或假釋之違反以及上訴等程序。 ? [2] Bernard, Thomas J. and Megan C. Kurlychek. (2023). 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 (2nd edi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48 1. 收案及檢察官角色 ? 美國少年法院審前程序的首要階段是收案聽審，即表明有未成年人案件需要處理。盡管還有些司法區(qū)仍由少年法院收案官或緩刑官來負責收案，但越來越多的司法區(qū)或多或少地將收案權交由檢察官行使。 [1] ? [1] Hess, Karen M. (2023). Juvenile Justice (5th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P. 244. 2. 呈請與起訴及檢察官角色 ? 一旦警方確定未成年人確有可能涉嫌犯罪或偏差，需要將有關文書提交至檢察官處供其決定起訴與否，也可直接移送至少年法院收案部門。 [1]若法院認為呈請狀所言大體正確，將會對呈請狀中的涉案少年行使管轄權。 ? [1] del Carmen, Rolando, and Chad Trulson. (2023). Juvenile Justice: The System, Process and Law.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Pp. 247251. ? [2] 例如，有些州的少年司法體系并不存在陪審團制度，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至今未明確是否賦予未成年人以獲得陪審團審理的權利。但在溫士普案案后，根據(jù)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對涉及可能剝奪未成年人自由的案件應采取刑事（成人）法院的定罪標準，即所謂“超越合理懷疑”原則（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 安置聽證同樣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庭程序與規(guī)則。在建議時，檢察官應考慮這些安置建議是否最大限度滿足了未成年犯的利益及需求，前提是其與社區(qū)安全與福利一致。 [1] ?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 [2]在 19921998年，至少 40個州都或多或少地進行了少年法院的改革，使檢察官起訴未成年人像起訴成年人一樣容易，以增加將問題少年移交刑事（成人）法院審判的頻率以及增加問題少年適用成人刑的范圍。只采取其中一種模式的為數(shù)不多，多數(shù)州都是采取兩種或以上的組合方式。 [1]聽證中，大多數(shù)州要求證明標準至少應達到“優(yōu)勢證據(jù)”標準。不過，美國少年司法學者本杰明 [2]當檢察官依該模式做出移送決定時，并不需要進行移送聽證。 萊特（ Emily Wright）認為，法定排斥實際上與直接控訴差別不大，檢察官均可自由裁量起訴未成年人與否，故可視為直接控訴之變種形式。 [1]在該模式下，檢察官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因而又被稱為“檢察棄權”（ prosecutorial waiver）。如果少年法院不同意移送，則任何人均無權在刑事（成人）法院對未成年人實施刑事審判。 ? [1] Gardner, Martin. (2023). Understanding Juvenile Law. Newark, NJ: LexisNexis Press. P. 174. ? [2] Steiner, Benjamin, Craig Hemmens, and Valerie Bell. (2023). Legislative Waiver Reconsidered: General Deterrent Effects of Statutory Exclusion Laws Enacted Post1979. Justice Quarterly, 23(1), . ? [3] Human Rights Watch. (1999). No Minor Matter: Children in Maryland’s Jails. New York, NY: Human Rights Watch. P. 16. ? 待未成年人被移送到刑事（成人）法院后，檢察官、法官、律師與陪審團各就各位，按照刑事（成人）訴訟之一般程序進行。如出現(xiàn)項目運行問題，檢察官有責任責令整改或向法庭如實報告。 . ? 近年來，辯訴交易在少年安置聽證程序中亦日漸顯著。除非所有訴訟參與人同意，否則證詞必須經(jīng)宣誓方為有效。 [1]證明標準的提升與正當程序的加強，使得涉案少年的辯護律師能對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jù)進行更加有效的反駁；反之，這對檢察官應對裁判程序亦提出更高要求。 [1] ?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盡管這些程序遠較刑事訴訟為簡，但伴隨聯(lián)邦最高法院有關判例以及各州嚴打政策的出臺，未成年人庭審程序近年來吸收了較多刑事（成人）司法程序保護的內容。而起訴猶豫制度也為減少和避免污名化、使未成年人改過自新提供了較有力的制度保障。 [1]總的來說，美國地方檢察官在決定是否提起呈請中愈來愈處于核心地位。 ? 在傳統(tǒng)“醫(yī)療模式”（ medical model）下的少年司法系統(tǒng)中，少年法院的收案職能主要由收案官（ intake officer）或緩刑（收案）官（ intake probation officer）負責；在某些州，檢察官亦會參與其中。 . ? 傳統(tǒng)上，檢察官在裁判聽證及安置聽證中的作用遠不如其在刑事（成人）案件中庭審及量刑階段的作用。而就合作而言， 《全美檢察準則 》 要求檢察官應盡可能與少年司法系統(tǒng)中其它機構保持合作，共同推動迅速審理及有效程序。該準則還特別建議，擔當未檢業(yè)務的初任檢察官之任職資格應與從事其余業(yè)務的檢察官無異，且必須就未成年人實務接受專門培訓。 [1]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2023). Juvenile Accountability Incentive Block Grants: Assessing Initial Implementatio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 Department of Justice. P. 5. ? 具體說來，“少年責任激勵資助計劃”資金可用于以下項目：增錄檢察官，以減少案件積壓；為檢察官主導的打擊毒品、幫派、暴力犯罪活動提供經(jīng)費支持；提供培訓、技術和設備經(jīng)費，以協(xié)助檢察官查明并起訴未成年暴力犯；為實施更有效的未成年犯緩刑項目而提供經(jīng)費支持。以得克薩斯州為例，僅 1997年，全州各級檢察機關獨立或通過少年法院辦理 6,301起“暫緩起訴”（ deferred prosecution） [2]案件及 22,641起緩刑令，加上附條件釋放等其他類型案件共監(jiān)管 63,407起未成年人案件。犯罪學家約爾 在訴求被駁回后，溫士普繼而上訴至紐約上訴法院，而后者支持下級法院的判決。 ? 1967年 5月 15日，聯(lián)邦最高法院推翻亞利桑那州法院對本案的判決，發(fā)回重審。戈爾特堅稱自己只不過撥通電話而已，是其同儕（ peers）通話中污言穢語。在判詞中，最高法院認為少年法院所依仗的“國家親權”并不忽視程序正義對問題少年之重要性。作為未成年人，他應受哥倫比亞特區(qū)少年法院管轄；除非該院在進行完全調查后放棄管轄，方可將其移送至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之哥倫比亞特區(qū)法庭（刑事法院）審理。這個案子是由坎布爾母親提起，她指控其子犯有盜竊罪。既然被指控的未成年人有律師辯護權，大多數(shù)司法區(qū)便順理成章地確定檢察官在少年司法中的存在與作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