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社會價值體系、文化特性與災害風險的影響關系，有利于人們更深刻的從社會視角 下 理解不同文化群體的感知差異原因。 風險的社會放大范式 Kasperson 等 學者在 1988 年 提出了 風險的社會放大范式，這是一種更為合理的風險研究方法。 風險感知理論范式的 應 用 Jeffrey Laz 等 學者對普通民眾與 專家 進行了問卷 調查，比較 兩類群體自然災害 認知 情況 。他以氣候變化的風險感知為分析案例，說明了這 四個因素與社會影響過程相互作用 的過程 ， 在此基礎上又整理出 風險建構的三大范式 ： 社會代表理論 范式 、 風險的社會放大范式以及認同進程理論范式。其地質構造條件復雜，地質環(huán)境脆弱，因暴雨產生的山體滑坡、崩塌、地面沉降災害現象嚴重。而謝曉菲等人認為風險是主觀上的感知和分析，并且還指出了認知受到個人的判斷影響。 研究假設三：社會環(huán)境因素與公眾災害風險感知具有顯著關系。 因此 ， 5 點量表通常是最可靠的選擇。 ② 年齡。 本研究中 采用 t 檢驗比較不同性別的感知差異 ； 采用方差分析比較不同年齡、文化程度 、職業(yè)的感知差異 ； 采用相關和回歸分析觀察 了解程度、可能性、影響程度、控制度及可接受性之間的關系。 圖 2 受訪者在了解災害信息途徑 上的選擇結果 從 圖 3可知， 在對政府防御災害的看法方面，選擇最多的是完善基礎設施 、應急救援 與防災技能培訓 ，分別有 43人 、 42人 和 39人 ；選擇其他的最少，只有 1人。從表 3 可知，本問卷各維度的 系數均在 以上，說明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如果 巴特利特球體檢驗 和 KMO 測度沒有通過，則不適合使用因子分析法，可以用相關系數法進行測量判斷。 從平均值看，受訪者在可接受性上的得分最高，超過了 ，提示受訪者在該維度各題目上多選擇的是第 4 和第 5 個選項；在影響程度上的得分最低，還不到 （提示 ： 受訪者在該維度各題目上多選擇的是第 1 和第 2 個選項）。 這可能由于 男性與女性在災害風險感知上社會因素類影響更為明顯，導致個體性別的影響作用被掩蓋了。 居民 在災害的可接受性維度上普遍得分較高，尤其是社會災害的得分 值 接近較難接受。主要分析控制變量（性別、年齡、學歷、職業(yè)）在各災害類型維度上的得分情況， 描述 其規(guī)律性，并初步分析誘導原因。而因子分析法往往是評價收斂效度的通用辦法。 本研究 采用了應用廣 泛 的 Cronbach 一致性系數法 。 表 2 樣本數據基本情況 一般情況 人數 百 分比 % 性別 男 32 女 20 合計 52 年齡（歲） 20 以下 1 2029 12 3039 29 40 以上 10 合計 52 文化程度 高中 1 中專 1 大專 /高職 8 本科 22 研究生及以上 20 合計 52 職業(yè) 事業(yè)機關單位 5 公司企業(yè)人員 31 自由職業(yè)者 2 教師、研究人員 9 離退休人員 3 學生 1 其他（請說明） 1 合計 52 從表 2 可知，調查樣本中男女比例較為協調，絕大多數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只有 2 人為高中及以下學歷，年齡分布較為合理，多數為公司企業(yè)人員、教師、事業(yè)機關單位人員。 該 系數是 取值在 0 和 1 之間， 越接近與 1 一致性就越好，如果系數在 以上的話， 說明調查問卷具有很好的信度 。 控制變量： ① 性別。 根據廣州市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人文特點，研究采用李克特式量表法測量廣州居民對災害的風 險感知特征 （ “1”表示完全可以 接受 ， “5”表示根本無法 接受 ） 。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 研究假設一：個體特征因素與居民災害風險感知存在著復雜的相關關系。 研究目的及假設 （ 1） 研究 目的 在文 獻綜述中，我們介紹了風險與風險認知的有關概念。 16 三、 廣州居民災害風險感知現狀調查 廣州市位于我國華南地區(qū)、珠江三角洲北部邊緣，為廣東省會城市，現轄越秀區(qū)、海珠區(qū)、荔灣區(qū)、天河區(qū)、白云區(qū)、黃埔區(qū)、花都區(qū)、番禺區(qū)、南沙區(qū)、蘿崗區(qū) 10 個區(qū)和從化市、增城市 2 個縣級市 。 Glynis Breakwell 20xx 年 提出 的 《風險建構的范式 :氣候變化的應用》 認為 ，作為一 類 風險意象的客體 ，氣候變化很可能是唯一的 ， 因為它 的危險是全球性 的 ；氣候變化的影響 作用 在時間尺度 上表現為長遠的持久性，甚至可達 數個世紀 的 持續(xù)影響 ； 它的影響相互關聯 又 錯綜復雜 ； 其 影響范圍 非常 廣泛 ， 介入 — 干預過程中 充滿變數， 因此需要 運用 非常規(guī)手段進行 減緩和適應。風險的社會放大范式是一種多學科綜合的研究方法，注重考查災害風險特征與社會、制度、文化、習俗等風險認知影響因素的相互關系。 Breakwell 在調查結束后，歸納了 多種 可進行災害 風險感知 研究 的社會學研究模型 。認為不同類別的人會對不同的災害表現出不同程度的關注，形成不同的認知，因此這四種 “ 生活方式 ” 也被稱為 “ 文化偏差 ” 。由此獲得的風險認知新地圖簡化了測量量表，有效指導了公眾風險溝通 [50]。 Slovic 在1987 年采用 因素分析 方法研究了 風險認知的兩個 重要 維度 [49]： 其 一 、 憂慮風險維度。由這些啟發(fā)式導致的認知偏差會嚴重影 響個體最終的認知結果[4344]。災害風險 的可變性，不僅表現在可能性方面、還表現在其影響程度、后果性、可控制程度等多方 面。當前正處于社會經濟高速發(fā)展時期，所引發(fā)的各種風險事件與日俱增，這正是加強災害風險感知研究的重要原因。 （ technological hazards）包括（ 1）有毒物質：如致癌 物、誘變劑、重金屬、毒素等；（ 2）危險過程：如結構破壞、輻射、與有毒物質相關的交通事故等；（ 3）設備和機器：如爆炸物、武器、與車輛、航空器等有關的交通事故等；（ 4）工程和工廠：如橋梁、水壩、礦井、冶煉廠、發(fā)電站、石油和天然氣終端和存儲工廠、輸電線、管道、摩天大樓等。比如，受訪者認為核能風險比其他風險事件要嚴重得多 [39]。 風險溝通側重 于 風險信息的擴散與傳播方面。 風險感知 是一種主觀意義的評價， 是人們 基于 特定 事件的 風險的特征及后果性的直覺判斷 ，是 衡量 公眾心理恐慌 程度 的重要 因子 。 盡管， 西方學術界中并沒有一個被各個學科都接受的風險定義 ， 但現代西方學者更多地將風險與破壞、傷害、損失等負面的東西相聯系。 （一） 風險 與災害風險 “ 風險 ” 一詞的英文 是 “risk”， 來源于古意大利語 “riscare”， 意為 “to dare”（ 敢 ） ， 其實指的就是冒險 ， 是利益相關者的主動行為 ， 有某些正面的含意。 技術路線 本 研究采用理論結合實際的研究路線 ，在理論研究中，通過綜合運用風險理論、 社會管理理論 和 心理 學 理論 等 多 學科的理 論研究 方法，從多個角度詮釋了災害風險感知與其他因素之間的作用關系， 為正確得出廣州 居 民災害風險感知結論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 。 （ 2） 文獻研究法 筆者在研究準備階段 通過 多種 方式 整理了大量 國內外關于風險認知 與災害風險感知等方面的 論文、著作、研究報告 等相關資料 ， 尤其對前沿性的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特別學習與分析，為論 文進行文獻綜述、理論設計等奠定了良好基礎。 第五部分對策與建議。 筆者通過大量的文獻閱讀與資料整理，梳理 了災害風險感知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 針 對 以上這些 研究盲點 ，通過 實地 調研 收集 數據，從理論構建 、實踐指導等 角度 進行 深入 研究。 當前階段，災害風險感知對社會抗災減災能力的建設方面、政府應急管理方面、提供公眾災害應對能力方面的影響作用關系依然不夠完善，還有較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主要表現為 ： （ 1） 雖然相關學者關于風險感知做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但是 基于多重災害背景下公眾的風險感知研究 并不多 ，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研究。一些學者從環(huán)境風險認知的角度進行 了 較深入的研究。 保羅斯洛維奇 在研究中得出，風險事故實際發(fā)生概率與人對風險的概率估計并不那么吻合；同時還發(fā)現各公眾群體對風險的概率估計則表現出較大一致性[7]。 （二） 國內 外 研究 現狀綜述 對風險 感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60 年代 ， Starr 發(fā)現風險可接受性不僅僅關系到風險本身的收益評估 ， 更要考慮到人們的主觀尺度 ， 如自愿性等 ， 他的理論為今后的風險感知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理解公眾的災害風險感知是將公眾的價值觀和偏好納入風險管理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 ， 是有效實施風險管理的基礎 ， 對改善政府的風險管理、優(yōu)化風險信息交流、獲得公眾的參與、理解、支持和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頻繁的災害事件為理論研究與實踐操作提出了更嚴峻的要求，提高社會的災害應急管理能力迫在眉睫。災害風險感知所研究的內容就是 公眾通過何種渠道獲知災害與災害風險方面的知識與信息，并根據已有知識采取避免災害或減低災害損失的 2 態(tài)度、選擇與行為。 由于各 地區(qū)氣候環(huán)境、人口因素、制度政策、習俗信念、地理因素 等 是既定的 ，因此 發(fā)生某種災害 的風險性具有模糊量化標準 。 Difference analysis of disaster risk perception。 本研究 實地調研了解個體對災害的風險感知，有利于政府部門掌握人們對風險的 感 知 程度以及正確性，同時可協助政府部門制定相關 防范 災害風險政策，以及公眾災害風險預防措施。 利 用 SPSS 等統計軟件， 獲得 了災害風險感知的結構模型，進一步解釋了不同個體對災害風險的感知差異， 從而 總結出人們?yōu)暮Ω兄?差異產生的影響因素。 12 汶川大地震，從 20xx 年的 SARS 到 20xx 年蔓延全球的甲型 H1N1 流感，從拉薩 3其一，現代科技迅猛發(fā)展的今天，現代災害風險已經成為一個跨越國別的全球性議題，作為世界第三大地域國更是不可逃避；其二，我國依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發(fā)展中國家，我們還需要面對工業(yè)化進程中的各種風險問題，諸如環(huán)境問題、人口問題、自然問題所帶來的風險；其三，我國國民整體素質水平較低，對各種災害風險的認識不足，缺乏災害風險的應對能力，這無疑加劇了風險管理與災害應急管理的難度。隱藏在這一現象背后的原 因在于 ：個體對突發(fā)的災害事件或環(huán)境變化的感知程度存在較大差異，而這種差異直接影響著他們采取不同的態(tài)度、心理、行為方式來應對。 （ 2）現實意義 進入 21 世紀以來，資源、人口、環(huán)境等問題在社會發(fā)展中越來越凸顯， 引發(fā) 了一系列的重大災害事件，諸如：能源危機、金融危機、自然災害、貧富加劇等，如何應對多風險共存的社會現狀 已 成為一大研究難題。若公眾未能正確認識災害風險，沒有采取恰當的應對措施，將可能給社會帶來二次損失，并影響社會穩(wěn)定。 Pau1 Slovic 與其他研究者在 上世紀 70 年代 對風險感知進行 開拓性研究， 他們在研究中指 出，個體通過直覺對各種有風險的事物進行評估，即稱為風險感知[3]。 1995 年之后，我國相關研究者逐步開始關注國外風險認知研究作品并加以學習與創(chuàng)新，不少心理學專家力圖從風險認知的影響因素、研究工具、認知構成等內容進行深入研究。 該項研究表明，公眾對社會減災能力信任度最高的為監(jiān)測預警預報，其次分別為基礎設施、防洪工程以及政府應急管理能力，研究還發(fā)現公眾年齡、是否有抗災經驗、地區(qū)經濟水平等因素對公眾信任程度也有較大影 響，對社會減災能力的信任度與公眾風險感知有直接關系，公眾的信任度越高，則其對災害恐懼感越弱，風險感知也越小。 （ 2）許多 學者 ，諸如 Slovic、 Otway、 Winterfeldt 等人研究 探討了非自愿性、可控制性、不確定性、恐慌性、影響時間 、 風險管理 難易程度等 一系列 風險認知影響因素 的關系與影響程度 [2021]； Covello 、 Merkhofer 等學者在 1994 年，對災害可能性、災害了解程度、公眾無助感等風險感知調節(jié)因素進行了相關研究 [22]。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為 論文引言 ，主要介紹了 課題 研究背景 及 意義， 同時 闡述 了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本文的主要內容。對論文的特色和創(chuàng)新之處進行總結 ， 并對研究結論在實踐中的管理啟示進行了提煉 ， 同時進一步指出了論文的局限和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同時對災害風險感知差異產生的原因、災害應對機制、居民災害 風險的 應對能力等方面進行了重點分析與闡述，進一步完善了災害風險感知 的 理論研究。 通過 在廣州各區(qū)進行 實地調研 獲得了真實的調查 數據， 并 對調查 數據 進行 整理、統計 。Feomme、 Katz 與 Rivet 認為 風險 是 “可能帶來消極的或積極的結果” [2728]。占定義總數近 80%的可能性和概率類定義認為 ，采用普通的事件發(fā)生概率與后果的函數即可表示風險： 即 R F P, C? （ ）， 這里 R 表示事件 風險程度 ， P 表示 事件 的 發(fā)生概率 ，C 表示 事件發(fā)生的后果 [33]。 影響個體 風險感知 的因素有多種，比如 個體特征、 信任程度、經驗與 風險經歷、 風險的性質、知識結構等 [37]。非理性的風險溝通不僅造成公眾風險感知的偏差，還可能給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