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the Prosecutor in Juvenile Justice）一文中認為：就傳統(tǒng)未成年人檢察而言，檢察官主要決定是否向少年法院呈請問題少年以及是否向刑事（成人）法院移送并起訴問題少年；而今天檢察官不但要完成這些繁瑣的業(yè)務(wù)工作，而且還必須在其它方面有所作為。 [1] ?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 拉瑞 ?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 . ? 取決于案件性質(zhì)、數(shù)量等因素，專門從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人員數(shù)量并無統(tǒng)一規(guī)定。 《全美檢察準則 》 （第二版）第 人犯罪與偏差案件的所有訴訟階段中出現(xiàn)，包括拘留、快速審理、撤案、有罪答辯、庭審、棄權(quán)、安置、緩刑或假釋之違反以及上訴等程序。 [1]但近年來，一些州的檢察官除了在庭審中展現(xiàn)風采外，還在拘留、收案及指控等階段日益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 [2] Bernard, Thomas J. and Megan C. Kurlychek. (2023). 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 (2nd edi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48 1. 收案及檢察官角色 ? 美國少年法院審前程序的首要階段是收案聽審，即表明有未成年人案件需要處理。為達此目標，收案官或檢察官事先通覽案情，視乎證據(jù)充足與否分門別類。盡管還有些司法區(qū)仍由少年法院收案官或緩刑官來負責收案，但越來越多的司法區(qū)或多或少地將收案權(quán)交由檢察官行使。 [3]美國地區(qū)檢察官協(xié)會主張，檢察官應(yīng)擁有對未成年人的收案及篩選專有權(quán)，以便對從警方或其他渠道轉(zhuǎn)介的未成年人案件進行分析，以確定這些事實是否足以提起呈請。 [1] ? [1] Hess, Karen M. (2023). Juvenile Justice (5th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P. 244. 2. 呈請與起訴及檢察官角色 ? 一旦警方確定未成年人確有可能涉嫌犯罪或偏差，需要將有關(guān)文書提交至檢察官處供其決定起訴與否，也可直接移送至少年法院收案部門。對于未成年人偏差案件，檢察官將依少年法“呈請”法官裁判。 [1]若法院認為呈請狀所言大體正確，將會對呈請狀中的涉案少年行使管轄權(quán)。裁判聽證亦被稱為“事實發(fā)現(xiàn)聽證”（ factfinding hearing），系指初審法院評判對未成年人的指控是否有充足的證據(jù)支持的法庭程序，由檢察官提起呈請狀而啟動。 ? [1] del Carmen, Rolando, and Chad Trulson. (2023). Juvenile Justice: The System, Process and Law.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Pp. 247251. ? [2] 例如，有些州的少年司法體系并不存在陪審團制度，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至今未明確是否賦予未成年人以獲得陪審團審理的權(quán)利?？剞q雙方的證人包括專家證人漸次出庭作證，并接受交叉詢問。但在溫士普案案后，根據(jù)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對涉及可能剝奪未成年人自由的案件應(yīng)采取刑事（成人）法院的定罪標準，即所謂“超越合理懷疑”原則（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 [1] Champion, Dean J. (2023).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Delinquency, Processing, and the Law (6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Pp. 207208. 2．安置聽證及檢察官角色 ? 安置聽證大體相當于刑事審理中的量刑階段，是整個少年法院程序中最為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之一。 ? 安置聽證同樣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庭程序與規(guī)則。在各自展示證據(jù)后，法院得允許其口頭質(zhì)證。在建議時，檢察官應(yīng)考慮這些安置建議是否最大限度滿足了未成年犯的利益及需求，前提是其與社區(qū)安全與福利一致。盡管法官擁有最終裁量權(quán)以確定拒絕或接受交易協(xié)議，但考慮到案負及庭審參與人之間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法官通常會接受這一協(xié)議。 [1] ?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理論上來說，將問題少年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應(yīng)該達到這樣的目標：將少年司法無法矯正的問題少年移送刑事（成人）司法，由后者安置；有效威懾未成年人將來再行觸法之事。 [2]在 19921998年，至少 40個州都或多或少地進行了少年法院的改革，使檢察官起訴未成年人像起訴成年人一樣容易，以增加將問題少年移交刑事（成人）法院審判的頻率以及增加問題少年適用成人刑的范圍。 [1] ? [1] Alarid, Leanne F. and Rolando V. del Carmen. (2023).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Belmont, C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P. 331. （二）未成年人案件移送模式及檢察官裁量權(quán) ? 《 全美檢察準則 》 （第三版）第 ，檢察官在自由裁量未成年人犯罪與偏差案件是否需要移送刑事（成人）法院審理時，應(yīng)綜合考量當前所控罪行之嚴重性及未成年人被告人之先前犯罪與偏差案底以及其它因素，是否能表明少年法院可提供之處分服務(wù)及安置替代措施適合保衛(wèi)社區(qū)之安全及福利，且適合處理未成年人犯罪與偏差行為。只采取其中一種模式的為數(shù)不多，多數(shù)州都是采取兩種或以上的組合方式。 ? 在該模式下，檢察官可向少年法院提起司法棄權(quán)之動議，由法官舉行聽證后決定移送與否。 [1]聽證中，大多數(shù)州要求證明標準至少應(yīng)達到“優(yōu)勢證據(jù)”標準。 [2] ? [1] Griffin, Patrick, Patricia Torbet and Linda Szymanski. (1998). Trying Juveniles as Adults in Criminal Court: An Analysis of State Transfer Provisions. Washington, DC: .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 ? [2] Lawrence, Richard and Mario Hesse. (2023). Juvenile Justice: The Essential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Pp. 165. 3．法定排斥及檢察官角色 ? 一些州采取“法定排斥”進行未成年人案件移送。不過，美國少年司法學者本杰明 檢察官并不需要通過正當程序來實現(xiàn)這種模式。 [2]當檢察官依該模式做出移送決定時，并不需要進行移送聽證。 [1] ? 在 1982年“人民訴索普”（ People v. Thorpe）案中，被告人認為“地區(qū)檢察官將其檢控于刑事（成人）法院而將另一與其類似的被告人訴至少年法院”違反了聯(lián)邦憲法中的平等保護條款。 萊特（ Emily Wright）認為，法定排斥實際上與直接控訴差別不大，檢察官均可自由裁量起訴未成年人與否，故可視為直接控訴之變種形式。在這些州，這類的案件將會直接起訴到刑事（成人）法院。 [1]在該模式下，檢察官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quán)，因而又被稱為“檢察棄權(quán)”（ prosecutorial waiver）。盡管實行該模式的州中，對移送具體要求不盡相同，但大都要求遵循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肯特訴合眾國”中的判決要求。如果少年法院不同意移送，則任何人均無權(quán)在刑事（成人）法院對未成年人實施刑事審判。 . ? 美國各州將未成年人從少年法院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的具體程序不盡相同，檢察官于其中所起的具體作用亦有所差異。 ? [1] Gardner, Martin. (2023). Understanding Juvenile Law. Newark, NJ: LexisNexis Press. P. 174. ? [2] Steiner, Benjamin, Craig Hemmens, and Valerie Bell. (2023). Legislative Waiver Reconsidered: General Deterrent Effects of Statutory Exclusion Laws Enacted Post1979. Justice Quarterly, 23(1), . ? [3] Human Rights Watch. (1999). No Minor Matter: Children in Maryland’s Jails. New York, NY: Human Rights Watch. P. 16. ? 待未成年人被移送到刑事（成人）法院后，檢察官、法官、律師與陪審團各就各位，按照刑事（成人）訴訟之一般程序進行。 ? [1] Steiner, Benjamin and Emily Wright. (2023). Assessing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State Direct File Waiver Laws on Violent Juvenile Crime: Deterrence or Irrelevanc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96(4), P. 1454. ? 早在 1903年，也就是建立少年法院的第四個年頭，芝加哥少年法院便將 14名少年移交給當?shù)匦淌拢ǔ扇耍┓ㄔ簩徖?。如出現(xiàn)項目運行問題，檢察官有責任責令整改或向法庭如實報告。 [2] ? [1] Bernard, Thomas J. and Megan C. Kurlychek. (2023). 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 (2nd edi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52. ? [2]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 . ? 近年來，辯訴交易在少年安置聽證程序中亦日漸顯著。[1] ? [1] Mississippi Code of 1972, 167。除非所有訴訟參與人同意，否則證詞必須經(jīng)宣誓方為有效。在美國，除非法院認為未成年人案件需要進一步研究，安置聽證一般于裁判聽證確認少年偏差成立后 20天內(nèi)舉行。 [1]證明標準的提升與正當程序的加強，使得涉案少年的辯護律師能對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jù)進行更加有效的反駁；反之，這對檢察官應(yīng)對裁判程序亦提出更高要求。在所有證據(jù)展示后，檢察官及辯護律師分別總結(jié)。 [1] ?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 卡門（ Rolando del Carmen）等將美國少年裁判聽證程序又細分為提審（ arraignment）、答辯（ plea）、挑選陪審員（ selection of jurors）、控方出示證據(jù)（ presentation of the case for the prosecution）、辯方出示證據(jù)（ presentation of the case for the defense）、結(jié)案陳詞（ closing argument）、法官對陪審團的指示（ judge’s instructions to the jury ）、陪審團評議（ jury deliberation）以及判決（ verdict）。盡管這些程序遠較刑事訴訟為簡，但伴隨聯(lián)邦最高法院有關(guān)判例以及各州嚴打政策的出臺，未成年人庭審程序近年來吸收了較多刑事（成人）司法程序保護的內(nèi)容。 ? 一般來說，呈請狀包括這樣一些內(nèi)容：涉案少年之姓名、年齡及住址；涉嫌罪名之有關(guān)刑法條文；指控為重罪抑或輕罪；父母或監(jiān)護人之姓名及住址；案情之簡要敘述；涉案少年是否被予羈押或釋放。而起訴猶豫制度也為減少和避免污名化、使未成年人改過自新提供了較有力的制度保障。一旦提出呈請，正式的裁判程序隨即啟動。 [1]總的來說，美國地方檢察官在決定是否提起呈請中愈來愈處于核心地位。若證據(jù)充足，收案官仍需進一步判斷提交法院審理是否適當。 ? 在傳統(tǒng)“醫(yī)療模式”（ medical model）下的少年司法系統(tǒng)中，少年法院的收案職能主要由收案官（ intake officer）或緩刑（收案）官（ intake probation officer）負責；在某些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