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院有時并不是其真正犯有某些罪行，而是家庭、學校、檢察官、警察等認為其需要特殊關愛而提請法院給予適當處分。隨著未成年人保護意識的提高，檢察官在處理未成年人的方式及方法上有了潛移默化的改變。陪審團否棄權的行使對未成年人保護起了具體的推動作用，加速了后世少年司法的形成。 [1] National Council of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 (2023). Juvenile Delinquency Guidelines: Improving Court Practice in Juvenile Delinquency Cases. Reno, NV: National Council of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 P. 12. ? [2] Marvin, Finkelstein, etc. (1973). Prosecution in the Juvenile Courts: Guideline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Law Enforcement and Criminal Justice. P. 9. ? 這一時期，少年法院通常被視為“非法律機構”（ nonlegal agency）或“社會服務機構”（ social service agency），因而并不需要受過專業(yè)法律職業(yè)訓練的檢察官。檢察官卷入少年司法不但被認為毫無必要，甚至還被認為對少年法院之正常運作百害無一益。在維護兒童福利之下，法官與緩刑官對處理未成年人特別是偏差少年上并無根本沖突。 [2]從少年法院誕生后的 60余年里，少年法院是在缺失檢察官及抗辯訴訟下運作的。具體來說，這些權利包括：獲悉被控罪名、通知問題少年及其父母聘請律師權、質(zhì)證和交叉質(zhì)詢權以及不得自證其罪權等等。這也被視為美國少年司法刑事化或成人化之始。 坎布爾（ Henry Campbell）出現(xiàn)在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庫克縣廳舍三樓的法庭時，可能尚無從知悉該案給其自身及家庭所帶來的后果，更不知曉多少人幕后工作所付出的艱辛。他們再三懇請法官手下留情，不要將判坎布爾牢獄之災，而可送至紐約祖母處，由后者嚴加管教。 肯特（ Morris A. Kent, Jr.）因涉嫌侵入私宅、搶劫與強奸罪而被拘捕。隨即，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對該案進行審理，并認定肯特六項侵入私宅和搶劫罪成立。有鑒于此，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終審判決中判定，少年法院放棄管轄權而將肯特移送至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之裁定無效，并發(fā)回少年法院重審以重新決定是否移送。 戈爾特（ Gerald Gault）因涉嫌向隔壁女鄰居撥打猥褻、下流電話而與其玩伴一同被拘捕。不僅如此，庭審中，無證人宣誓，亦無法庭記錄。少年法院認定，戈爾特系“習慣性不道德”（ habitually immoral），最后判決戈爾特需赴州習藝所直至其成年為止。其父母隨后以其子名義向聯(lián)邦法院提起人身保護之訴（ habeas corpus），認為 《 亞利桑那少年法典 》 違憲，且該案中戈爾特數(shù)項程序權利被剝奪。 [1] ? [1] In Re Gault, 387 . 1 (1967). 【 案例四 】 溫士普案 ? 1967年，時年十二歲的塞繆爾 在他看來，該法案要求家事法院援用比“超越合理懷疑”之刑事證明標準要低許多的“優(yōu)勢證據(jù)”原則影響到其正當程序方面的憲法性權利。家事法院的判決將溫士普拘禁于少年矯正機構的時間可能會長達 6年之久，直至其年滿十八周歲，而通常這樣長時間的監(jiān)禁與隔離只是被用來懲處那些成年犯。 作者注 ? [2] In re Winship, 397 . 358 (1970) . ? 80年代中期至 90年代中期，是美國犯罪率攀升最為嚴重的時期之一，而未成年人所參與的各類嚴重刑事案件層出不窮，美國少年司法政策面臨轉(zhuǎn)軌的沉重壓力。法官們不再吝嗇使用諸如“刑罰”、“可責性”等術語，并強調(diào)應追究問題少年犯罪與偏差行為的犯罪本質(zhì)。 [1]檢察官乘勢而上，繼續(xù)擴大其在少年司法特別是未成年人檢察中的發(fā)言權。一旦未成年人違反緩刑適用之任一條件，檢察官可選擇提請法院裁判相關案件。為達此目的，該計劃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持，以便各州與地方改進各自少年司法系統(tǒng)。在巴克斯托姆看來，檢察官應走出三尺辦公室步入社區(qū)之中，與普通公眾、學校及教會打成一片，以有效預防犯罪。 . ? 就專司未成年人案件的檢察官資格（ qualifications of prosecutor）而言， 《 全美檢察準則 》 第 ，辦理未成年人案件之檢察官應具備專門培訓及經(jīng)驗，檢察長應基于其專業(yè)技能為少年法院選任檢察官，挑選原則乃基于候選人之少年法知識、對青少年事業(yè)之興趣、教育程度及經(jīng)驗。 梅斯（ G. Larry Mays）與 L. . ? 簡言之， ? experienced, petent, and interested ? 有經(jīng)驗、有能力、有興趣 ? 就人事及資源而言， 《 全美檢察準則 》 （第二版）要求檢察長應投入特定人員及資源來實現(xiàn)其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與偏差案件中所須擔負的職責，所有檢察院都應設有專人代表政府處理未成年人案件，且這些專任檢察官應有足夠的助手來協(xié)助其完成既定工作任務，這些助手應包括書記員及幫辦（ paralegal）、實習生、偵查員及被害人 /證人協(xié)調(diào)人（victim/witness coordinator）。在較大的司法區(qū)，一般有專門負責未成年人案件的檢察官；但在較小的司法區(qū)，檢察官可能同時要處理未成年人案件與成人案件。 [1] ?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2nd edition), 167。 [2] ? 恢復性司法在美國未檢工作亦日益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因其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一些美國學者甚至認為收案是少年司法系統(tǒng)最為重要的階段。若證據(jù)不足，則案件將不予受理。在同時存在收案官與檢察官的司法區(qū)，慣常做法是先由收案官對案件進行初步篩選，然后由檢察官做出最終決定。 [4] ? [1] Neubauer, David W. and Henry F. Fradella. (2023). America’s Court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0th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Learning. P. 510. ? [2] Lawrence, Richard and Mario Hesse. (2023). Juvenile Justice: The Essential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Pp. 145146. ? [3] Bernard, Thomas J. and Megan C. Kurlychek. (2023). 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 (2nd edi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48 ? [4] Hess, Karen M. (2023). Juvenile Justice (5th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P. 275. ? 在從警方收到呈請建議后，檢察官至少有三種選擇：撤銷案件、向法院提起呈請、確定指控過于嚴重而應由刑事（成人）法院審理。檢察官在收到申請書后，首先會檢查這些訴求是否合理，或給出相應建議并推薦法院采取相應措施。 ? 伴隨少年司法刑事（成人化）趨勢，“起訴”（ prosecution）一詞近年來在美國未成年人檢察中的使用屢見不鮮，并愈加頻繁。 ? [1] Roberson, Cliff. (2023). Juvenile Justice: Theory and Practice.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P. 143. （二）未成年人檢察之庭審程序概述 ? 未成年人庭審程序主要包括裁判聽證（adjudication/adjudicatory hearing）及安置聽證（ disposition hearing），檢察官于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 美國刑法學家羅蘭多 作者注 ? 《 全美檢察準則 》 （第三版） 第 議，在少年裁判聽證階段，檢察官應承擔傳統(tǒng)對抗訴訟下檢察官之應有角色。涉案少年亦可有選擇性地作證。此后，盡管各地少年法院仍延續(xù)“優(yōu)勢證據(jù)”原則，但一旦涉及可能剝奪未成年人自由的案件中，則采用“超越合理懷疑”原則。安置聽證（ disposition hearing），系指法院決定何種安置方式對未成年人矯正與發(fā)展最為有效的法庭程序。以美國密西西比州為例，安置聽證伊始，法官即應通告各方舉行聽證之目的所在。在考慮所有證據(jù)及關聯(lián)情節(jié)后，少年法院會通過“安置令”（ disposition order），確認涉案少年為偏差少年，或“需要監(jiān)督的兒童”，或照管不良兒童（ neglected child）或受虐兒童（ abused child）。 [1] ?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 [1] ? 《 全美檢察準則 》 （第三版）第 ，安置協(xié)議之達成應受州及未成年人兩方利益支配，盡管檢察官之主要關注點應在于保護社會利益，而這已為其在履行傳統(tǒng)檢察裁量權所決定了的。 . 項目評估及監(jiān)管 ? 為確保未成年人轉(zhuǎn)向（ diversion）及安置聽證取得預期效果，處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檢察官還定期對相關項目進行評估及監(jiān)管。 [1]少年移送法律通過防止少年觸犯嚴重罪行和在刑事（成人）法院對其進行審判、量刑，從而確保給予部分問題少年足夠的監(jiān)禁期限來實現(xiàn)防衛(wèi)社區(qū)的目的。 [3]時至今日，所有的州及哥倫比亞特區(qū)都允許在一定條件將未成年人交刑事（成人）法院審理。 [1] ? 少年法院對矯正未成年人犯罪與偏差行為是否無能為力？將其置于少年法院管轄范圍內(nèi)是否對保障社區(qū)安全及福利于事無補？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 1．司法棄權及檢察官角色 ? 所謂司法棄權是指少年法院有權決定是否將有關未成年人案件移送至刑事（成年）法院審理的移送模式。在聽證中，檢察官通常需負舉證責任，而在某些州被控少年則可能承擔這一責任。 [2] ? [1] Kent v. United States, 383 . 541(1966). ? [2] Griffin, Patrick, Patricia Torbet and Linda Szymanski. (1998). Trying Juveniles as Adults in Criminal Court: An Analysis of State Transfer Provisions. Washington, DC: .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 2．直接控訴及檢察官角色 ? 將某些案件的統(tǒng)一管轄權授予少年法院或刑事（成年）法院，而由檢察官選擇不同法院進行便宜起訴，檢察官對此擁有幾無可爭議的權限以決定是否將未成年人送至刑事（成人）法院受審，這種未成年人案件移送模式被稱為“直接控訴”。法定排斥又稱立法棄權（ legislative waiver），系指法律明文規(guī)定刑事（成人）法院對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享有原始管轄權，即將某些犯罪指控自動從少年法院管轄范圍內(nèi)予以剝離的未成年人案件移送模式。 斯坦因（Benjamin Steiner）與艾米莉 這與上述“直接控訴”有幾分相似，都強調(diào)發(fā)揮檢察官在未成年人犯罪與偏差中的能動作用。 ? [1] Steiner, Benjamin and Emily Wright. (2023). Assessing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State Direct File Waiver Laws on Violent Juvenile Crime: Deterrence or Irrelevanc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96(4), P. 1455. ? [2] People v. Thorpe, 641 935 (Colo. 1982). 對我國未成年人檢察的借鑒與反思 ? 1. 我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之定位 ? 2. 我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之業(yè)務范圍 ? 3. 我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之專業(yè)化建設 ? 4. 我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之程序及流程 未成年人檢察研究專著 手機： 13737080104 電郵： 謝謝！ 演講完畢，謝謝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