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atcoski著，葉希善等譯： 《 青少年犯罪行為分析與矯正 》 （第五版） [M]，中國輕工業(yè)出版社 2023年版，第 262頁。因其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一些美國學者甚至認為收案是少年司法系統(tǒng)最為重要的階段。這一過程將決定是否受理有關(guān)案件以及是否以非正式方式處理案件。若證據(jù)不足，則案件將不予受理。 [1] ? [1] Lawrence, Richard and Mario Hesse. (2023). Juvenile Justice: The Essential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P. 145. ? 這一模式因上個世紀 60、 70年代以來的正當程序改革已逐步褪色。在同時存在收案官與檢察官的司法區(qū)，慣常做法是先由收案官對案件進行初步篩選，然后由檢察官做出最終決定。 [2]在南達科他州、華盛頓州及懷俄明州，甚至已明確由檢察官單獨決定收案與否。 [4] ? [1] Neubauer, David W. and Henry F. Fradella. (2023). America’s Court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0th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Learning. P. 510. ? [2] Lawrence, Richard and Mario Hesse. (2023). Juvenile Justice: The Essential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Pp. 145146. ? [3] Bernard, Thomas J. and Megan C. Kurlychek. (2023). 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 (2nd edi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48 ? [4] Hess, Karen M. (2023). Juvenile Justice (5th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P. 275. ? 在從警方收到呈請建議后，檢察官至少有三種選擇：撤銷案件、向法院提起呈請、確定指控過于嚴重而應由刑事（成人）法院審理。根據(jù)警方報告，檢察官可轉(zhuǎn)介未成年人至少年法院的篩選部門（ screening unit）處理。檢察官在收到申請書后，首先會檢查這些訴求是否合理，或給出相應建議并推薦法院采取相應措施。如果未成年人選擇無罪辯護，檢察官須決定是否提起訴訟。 ? 伴隨少年司法刑事（成人化）趨勢，“起訴”（ prosecution）一詞近年來在美國未成年人檢察中的使用屢見不鮮，并愈加頻繁。若未成年人因涉嫌重罪而被羈押，地區(qū)檢察官需要在 48小時內(nèi)向法院提起呈請；若未成年人因涉嫌輕罪而被羈押，地區(qū)檢察官需要在 72小時內(nèi)向法院提起呈請；若未成年人未被羈押，地區(qū)檢察官何時提起呈請并無時限規(guī)定。 ? [1] Roberson, Cliff. (2023). Juvenile Justice: Theory and Practice.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P. 143. （二）未成年人檢察之庭審程序概述 ? 未成年人庭審程序主要包括裁判聽證（adjudication/adjudicatory hearing）及安置聽證（ disposition hearing），檢察官于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1．裁判聽證及檢察官角色 ? 問題少年到庭接受聆訊，首要程序便是裁決聽證，大體相當于刑事（成人）法院中的審理過程，以判斷未成年人是否觸罪或身份過錯。 ? 美國刑法學家羅蘭多 [1]這些程序會因各州司法環(huán)境不同而有所差異， [2]檢察官作用亦有差異。 作者注 ? 《 全美檢察準則 》 （第三版） 第 議，在少年裁判聽證階段，檢察官應承擔傳統(tǒng)對抗訴訟下檢察官之應有角色。 . ? 隨著正當程序理念在少年司法體系中的逐步推廣，裁判聽證在實施過程中與刑事（成人）法院的庭審程序差異性并不顯著：檢察官向法庭出示涉案少年的有罪證據(jù)，而辯護律師則提出無罪證據(jù)或諸如未成年人身患心理疾病等減輕情節(jié)。涉案少年亦可有選擇性地作證。 [1] ? [1] Kupchik, Aaron. (2023). Juvenile Crime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NY: Facts on File. P. 88. ? 法官必須依據(jù)未成年人涉案的具體情況作出不同判別：在 1970年以前，對于未成年人犯罪與偏差案件，少年法院采取“優(yōu)勢證據(jù)”原則（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這一民事證明標準。此后，盡管各地少年法院仍延續(xù)“優(yōu)勢證據(jù)”原則，但一旦涉及可能剝奪未成年人自由的案件中，則采用“超越合理懷疑”原則。一旦法官認為該項指控成立，則進行第二次聽證，即安置聽證。安置聽證（ disposition hearing），系指法院決定何種安置方式對未成年人矯正與發(fā)展最為有效的法庭程序。正是安置聽證，使得“國家親權(quán)”原則在少年司法中的作用與指導意義得以最淋漓暢快地體現(xiàn)。以美國密西西比州為例，安置聽證伊始，法官即應通告各方舉行聽證之目的所在。少年法院僅考慮有根有據(jù)且與案情密切相關(guān)的證詞，包括傳聞證據(jù)（ hearsay）與意見證據(jù)（ opinion evidence）。在考慮所有證據(jù)及關(guān)聯(lián)情節(jié)后，少年法院會通過“安置令”（ disposition order），確認涉案少年為偏差少年，或“需要監(jiān)督的兒童”，或照管不良兒童（ neglected child）或受虐兒童（ abused child）。 4321603. ? 《 全美檢察準則 》 （第三版） 第 求，檢察官應積極參與少年安置聽證；在審查由檢察人員、緩刑部門及其它部門所準備的 安置前報告 后，向法庭提出建議。 [1] ?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在該階段，辯訴交易包括指控交易（ charge bargaining）及量刑交易（ sentence bargaining）或安置協(xié)議（ disposition agreement），緩刑官通常在這兩個程序中缺位，協(xié)商過程由檢察官與辯護律師或檢察官與未成年人父母間進行。 [1] ? 《 全美檢察準則 》 （第三版）第 ，安置協(xié)議之達成應受州及未成年人兩方利益支配，盡管檢察官之主要關(guān)注點應在于保護社會利益，而這已為其在履行傳統(tǒng)檢察裁量權(quán)所決定了的。 . 被害人影響（ victim impact） ? 《 全美檢察準則 》 （第三版） 第 要求，在少年安置階段，檢察官應使得法庭認識到涉案未成年人之行為給被害人及社區(qū)所帶來的影響。 . 項目評估及監(jiān)管 ? 為確保未成年人轉(zhuǎn)向（ diversion）及安置聽證取得預期效果，處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檢察官還定期對相關(guān)項目進行評估及監(jiān)管。 美國未成年人案件之移送模式與檢察官角色 ? （一）未成年人案件移送概述 ? （二）未成年人案件移送模式及檢察官裁量權(quán) ? 1．司法棄權(quán)及檢察官角色 ? 2．直接控訴及檢察官角色 ? 3．法定排斥及檢察官角色 ? 4．并行司法管轄權(quán)及檢察官角色 （一）未成年人案件移送概述 ? 在一定情形下，美國法律允許將問題少年由少年法院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受審。 [1]少年移送法律通過防止少年觸犯嚴重罪行和在刑事（成人）法院對其進行審判、量刑，從而確保給予部分問題少年足夠的監(jiān)禁期限來實現(xiàn)防衛(wèi)社區(qū)的目的。 [1]而到了 1980年代，更是所謂移送適用的黃金時代，全美涉及未成年人移送的案件數(shù)翻了兩番。 [3]時至今日，所有的州及哥倫比亞特區(qū)都允許在一定條件將未成年人交刑事（成人）法院審理。如果未成年人在刑事（成人）法院受審，其一旦被定罪可被處以成人刑罰。 [1] ? 少年法院對矯正未成年人犯罪與偏差行為是否無能為力？將其置于少年法院管轄范圍內(nèi)是否對保障社區(qū)安全及福利于事無補？ [1] 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 (3rd edition), 167。一般說來，主要計有司法棄權(quán)（ judicial waiver）、直接控訴（direct file）、法定排斥（ statutory exclusion）及并行司法管轄權(quán)（ concurrent jurisdiction）等未成年人案件移送模式。 1．司法棄權(quán)及檢察官角色 ? 所謂司法棄權(quán)是指少年法院有權(quán)決定是否將有關(guān)未成年人案件移送至刑事（成年）法院審理的移送模式。司法棄權(quán)通常需要進行強制聽證，以確定少年司法是否對擬議中的問題少年矯正確實無能為力。在聽證中，檢察官通常需負舉證責任，而在某些州被控少年則可能承擔這一責任。 1966年，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中，列舉了少年法院需遵循的司法管轄權(quán)棄權(quán)原則：就棄權(quán)與否應當舉行聽證；未成年人與其父母在聽證中得聘用律師；該律師得在聽證日至少前一天獲得由法院工作人員收集并保管的絕大多數(shù)資料；盡管少年法院作出棄權(quán)決定而將未成年人移送刑事（成人）法院，法官仍需出具書面解釋函。 [2] ? [1] Kent v. United States, 383 . 541(1966). ? [2] Griffin, Patrick, Patricia Torbet and Linda Szymanski. (1998). Trying Juveniles as Adults in Criminal Court: An Analysis of State Transfer Provisions. Washington, DC: .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 2．直接控訴及檢察官角色 ? 將某些案件的統(tǒng)一管轄權(quán)授予少年法院或刑事（成年）法院，而由檢察官選擇不同法院進行便宜起訴，檢察官對此擁有幾無可爭議的權(quán)限以決定是否將未成年人送至刑事（成人）法院受審，這種未成年人案件移送模式被稱為“直接控訴”。 ? 對該模式的批評主張集中在將移送權(quán)排他性地賦予檢察官而非法官，認為這與傳統(tǒng)少年司法理念格格不入，特別是民選檢察官可能因政治壓力而非社會調(diào)查而倉促作出未成年人移送決定。法定排斥又稱立法棄權(quán)（ legislative waiver），系指法律明文規(guī)定刑事（成人）法院對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享有原始管轄權(quán)，即將某些犯罪指控自動從少年法院管轄范圍內(nèi)予以剝離的未成年人案件移送模式。與前兩者決定權(quán)由少年法院法官和檢察官分別掌控不同，此類送審方式由立法機關(guān)事先確定。 斯坦因（Benjamin Steiner）與艾米莉 [1] ? [1] Steiner, Benjamin and Emily Wright. (2023). Assessing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State Direct File Waiver Laws on Violent Juvenile Crime: Deterrence or Irrelevanc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96(4), P. 1455. 4．并行司法管轄權(quán)及檢察官角色 ? “并行司法管轄權(quán)”模式系指因涉案少年罪錯性質(zhì)與年齡大小均符合刑事（成人）法院與少年法院立案標準，而由檢察官自由裁量向兩類法院同時起訴的未成年人案件移送模式。這與上述“直接控訴”有幾分相似，都強調(diào)發(fā)揮檢察官在未成年人犯罪與偏差中的能動作用。但聯(lián)邦最高法院否定了這一動議。 ? [1] Steiner, Benjamin and Emily Wright. (2023). Assessing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State Direct File Waiver Laws on Violent Juvenile Crime: Deterrence or Irrelevanc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96(4), P. 1455. ? [2] People v. Thorpe, 641 935 (Colo. 1982). 對我國未成年人檢察的借鑒與反思 ? 1. 我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之定位 ? 2. 我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之業(yè)務范圍 ? 3. 我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之專業(yè)化建設(shè) ? 4. 我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之程序及流程 未成年人檢察研究專著 手機： 13737080104 電郵： 謝謝！ 演講完畢，謝謝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