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代之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tài)。由于接受了經過詳細闡發(fā)的“權威”理論，當代西方法理學家一般相信，在遵守法律的背后，不僅有良心、習慣、威懾的作用，而且有要支持某種“權威”的信念的作用。因此，“在關于法律的討論里，關鍵的一詞是權威而不是強制”。羅爾斯以為，功利主義堅持為社會較大的利益可以犧牲較小的利益的觀點，是允許一部分人嚴重侵犯另一部分人的平等和自由。于是，功利主義實際上只從整體上思考問題，而不考慮具體分配份額的問題。因為，各種各樣的客觀的善是不能進行比較的，不能依靠同一尺度衡量誰優(yōu)準次。上述三人對功利主義的批判無疑意味著強調法律的其他價值，如平等、自由、公正等等。五法律“強制力”觀念的弱化，在當代西方法理學中意味著一場本體論的變革。對于自身行為受法律約束控制的大多數人來說，遵守或服從法律基本上不是因為出于同意，而是因為法律制定者所掌握的法律制裁力量的震懾。大多數人遵守法律主要是因為主觀上的同意與接受，而不是因為法律制裁力量的威嚇。在這種知識的背后，則是法律高度統(tǒng)一性的價值期待。這意味著，法律的存在不僅和國家、權力運用者，而且和一般民眾有著關聯。雖然，法學家有時也探討法律的實現，但這種探討也多是從法律遵守者如何守法和法律適用者如何執(zhí)法的角度加以展開的，并且主要圍繞著法律適用者。概言之，當代西方法理學關注的法律實現過程具有社會化的特征這種對法律的社會化的實現過程的強調，旨在從宏觀的動態(tài)中反觀法律的性質及特征，通過社會學特質的觀察去思考在官員和社會公眾意識中的共同的法律觀念，并從中概括法律概念的基本內涵。其次，從法律理論的價值方面來看，法律理論作為一種法學意識形態(tài)，其不僅是對法律現實的觀照與反映，而且對這種現實具有滲透性的影響與作用。就此而言，我們似乎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國家強制力在法律特征理論中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檢討以往對法律中尤其是社會主義法律中國家強制力的既定認同模式，同樣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是這樣，那么，從當代西方法理學對“強制力”觀念予以弱化的努力之中，我們可以聯想到某些應當思考的想法與意念。第三，義務主體與權力或權利主體的法律活動方式，的確存在著某些不同。而從我國的法理學現狀來看，人們普遍認為，國家強制力是法律的不言自明的基本特征，沒有國家強制力的保障，法律的制定與實施都將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如果我們認為西方法學家的批判分析在邏輯方面是有道理的，那么，重新審視國家強制力在法律特征理論中的地位將是不無意義的。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21頁。[4]《確定法理學范圍》，第2224頁。[6]R[8]H羅斯：《走向現實主義法學》（丹麥哥本哈根1946年版），第11112頁。霍布斯，《利維坦》（中譯者黎思復、黎延弼，校對者楊昌裕，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28頁。[14]J韋德勃格，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49年版），第261頁。[18]《阿奎那政治著作選》，第70頁。[21]H[23]《法律的概念》，第41頁。[27]E溫伯格：《制度法論》（荷蘭D塞爾茲尼克：《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中譯者張志銘，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頁。[32]J[35]《法律的權威》，第2930頁。羅爾斯：《正義論》（中譯者何懷宏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頁。斯坦、J[42]《法律的概念》，第997頁。[40]《法律的概念》，第113頁。菲尼斯：《自然法和自然權利》（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82年修訂版），第115頁。萊昂斯：《倫理學和法治》（英國牛津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頁。[33]《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第15頁。[31]D[29]P[28]N[25]《法律和國家的一般理論》，第63頁。[22]L龐德：《我的法律哲學》，（美國波士頓法律叢書公司1949年版），第249頁。博登海默：《法理學》（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第6364頁。[15]H龐德：《法理學》（美國西部出版公司1959年版），卷3，第6頁。奧利維克羅納：《作為事實的法律》（丹麥哥本哈根1939年版），第124125頁。耐特，美國加里弗尼亞大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58頁。[7]E韋基奧：《法律哲學》（英譯者T奧斯?。骸洞_定法理學范圍》（H班迪特：《作為規(guī)則和原則的法律》（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42頁。然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與變化，法律的內容、作用、活動方式以及法律適用的范圍，都呈現出新的內涵與品質。在這里，如果用法律的部分的甚至并不主要的內容、作用、活動和適用范圍來概括其全部的或主要的內容、作用、活動和適用范圍，并據此概括出法律的特征，可以認為是不適當的。第一，在現代社會中，法律的內容是多種多樣的，其規(guī)范模式顯然不能簡單地用“義務＋制裁”來概括。歷史范式的轉換的意義是十分深刻的。因此，這種弱化不大可能在法律與真正的社會民主之間發(fā)揮積極的促進作用。在我國的法律運轉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由于這種觀念而出現的某些個別的不甚理想的狀態(tài)與教訓。[42]因此，通過“強制力”觀念弱化這一演變，我們可以明晰西方法理學視域在整體上從靜態(tài)的法律更新為動態(tài)的法律的內在驅動力。隨著“強制力”觀念的逐步被擯棄，當代西方法理學的視域便在整體上逐漸轉向法律及法律制度的實現過程，可以看出。所以，哈特認為：法律制度的基礎，首先在于，根據法律制度的最終效力標準才有效力的行為規(guī)則必須被持有內在觀點的公民個人普遍遵守，其次在于，說明法律效力標準的承認規(guī)則、改變規(guī)則和審判規(guī)則必須有效地被持有內在觀點的官員接受為公開的官方行為標準；[40]富勒確信：法律是使人們行為服從規(guī)則治理的事業(yè)。但是，在“強制力”觀念逐步被弱化的過程中，人們可以發(fā)現，西方法理學的主要語匯便轉換于“權力”、“正當性”、“確證”、“權威”、“合意”、“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接受”及“實踐理性”等極具倫理學和社會學色彩的詞語上。就西方法理學的話語中心來說，在對“強制力”觀念進行全方位的發(fā)難之前，西方法理學的主要語匯集中于“義務”、“國家”、“意志”“權力”、“制定”、“認可”、“服從”、“守法”、“統(tǒng)治機構”、“統(tǒng)治秩序”等詞語上。后一種模式是：法律實際上是自下而上的同意性質的接受設計。就法律概念理論的基本模式而言，可以看出，在本世紀50年代末以前，盡管西方法律概念理論各有不同，如“法律是社會管理機關公布的對于有關共公幸福的事項的安排”（阿奎那語）；“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奧斯丁語）；“法律是法院判決的預言”（霍姆斯語），但是，其基本模式則在于：法律注定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意志統(tǒng)治設計。“在當代西方社會中，秩序、正義和個人自由這三個價值都是不可缺少的，……對于僅僅依賴對一切危及社會安定的行為進行暴力鎮(zhèn)壓來維持秩序的法律制度，我們是不滿意的”。責成最大化它們是無意義的，正如同“試圖將此頁尺寸的數量、此頁碼（第六頁）的數量和此書總體的數量結合起來計算”一樣是無意義的。這樣，信奉功利主義就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