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種不同性質語文-在線瀏覽
2024-07-21 02:27本頁面
【正文】 還不同視角的語文定義以本來面目，并從不同視角來認同這些定義，從而形成多元的語文概念觀。一、語言學視野下的語文“語文”作為詞語進入現(xiàn)代漢語詞匯確切時間不知是何時，但我們從歷史文獻中知道最早運用和解釋語文的不是葉圣陶先生，而是現(xiàn)代教育家穆濟波。顯然，他這里所謂的“工具”是指“語言文字工具”，也就是說他從語言學角度解釋“語文”為“語言文字”。例如，程其保在《初級中學課程標準之討論》中言，“本國語文一科，實包括國語和國文兩種科目”（載《教育雜志》第23卷第9號，1931），明確說明“語文”是“國語和國文”的意思；陳望道在《語文之間“通同之共軌”》提及了“語文”是“語體和文言”的意思（載《太白》第2卷第6期，1935），即“白話和文言”之意；而魯迅先生對“語文”的闡釋是“書面語與文章”，他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說，“語文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的話（載《且界亭雜文》，1934）；最早贊同“語文”有“語言文學”意義的是呂淑湘先生，作為語言學家，他當然認同“語言文字”之說，但他覺得將“語文”理解為“語言文字和文學”更好，因此，他還在《關于中外語文的分系和中文系課程的分組》一文中，建議將大學“中國文學系”改成“中國語文學系”（載《國文月刊》第67期，1948），因為，“語文學”比“文學”的范圍更廣，更能體現(xiàn)中國語文的內(nèi)涵；葉圣陶先生對“語文”的解釋是“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他在1948年當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起草《中學語文課程標準》的時候，以及1962年對語文再次釋疑的時候，都解釋過“口頭為‘語’，書面為‘文’”，［1］“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的意思；［2］至于“語言文化”是20世紀末第八次語文課程改革強調“人文性”背景下衍生的意義，譬如,曹明海教授就認為“語文新課程已不是作為技術性語言訓練的工具而是作為文化主體而存在，它承擔的是文化建構的使命”，［3］其中“作為文化主體而存在”實際上就意味著“語文是語文文化”。因為它是在語言學的闡釋規(guī)則下由不同的闡釋者根據(jù)自己的文化素養(yǎng)和旨趣對“語文”一詞所作的多元個性體悟，也即對“語文”這個詞語所作的多元解讀。因為它在新中國建立后的各個時期（左傾革命時期除外）都有追隨與宏揚者，并且確確實實影響到了語文教學與教研。前言》中對語文的解釋就是“文字或書面語言”。［6］顯然，劉先生贊同的是“書面語與文學”和“書面語與文化”的觀點。進一步說，即使把這些部分屬性都整合起來，解釋為“語文是漢字、語言、文章、文學和文化的和諧統(tǒng)一”，也只是較完整地概括出了語文這個詞語的涵容，并不能概括出語文作為一種教育學分支課程的本質意義，因為它主要是從詞語闡釋學的角度來概定的。語文學界關于語文性質和涵容的諸多紛爭也主要是由語文這多元的語言學闡釋義引起的。二、社會學視野下的語文語言學視野下的語文釋義體現(xiàn)了語文作為詞語的豐富涵義。不過，在論述其教育學視野下的意義之前，我們還有必要論述一下其狹義社會學意義，也即語文的政治意義。既然它存在于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社會形態(tài)之中，是一種精神的“載體”，是某種思想的“工具”，無疑它是要承載不同時代與社會的政治意義的。俯瞰各國母語教育史，除了母語本身的教育和傳承之外，確實還有一個重大的職責就是傳承本民族和外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其中就包括政治文化。到底是一種怎樣的聯(lián)系呢？一般而言，在政治清明的社會，教育和政治會各行其責、良性互動、彼此促進（這是好的）；但在政治混亂的時期，政治往往凌駕于教育之上對教育進行綁架，使其為極端政治服務（這是應該批判的）。但在某些特殊的政治時期，教育由于極端政治（或宗教）的綁架往往失去了自己培養(yǎng)人教育人的本性成了純粹的政治宣傳工具。而二十世紀前期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德國，納粹政治綁架了“青年團教育”，使青年團教育成為了宣傳納粹主義的工具。翻檢我國的母語教育史，我們發(fā)現(xiàn)也是如此。這種情況從語文獨立設科后的三大著名爭執(zhí)，即二十世紀前期的“文白之爭”、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的“文道之爭”以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的“工具與人文之爭”上可以得到證實?！拔陌字疇帯卑l(fā)生在清末民初，即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從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典型事件“新文化運動”的革命口號“四提倡四反對”上就可以得到有力證明。然而，“文白之爭”雖實質上是政治思想斗爭，但其結果卻會反映到文化教育上來，并對“語文定義”產(chǎn)生影響。當然，現(xiàn)在我們知道他們的回答都是偏激的，但在其時其境，這種定義就是相關政治影響下的必然定義。唐代著名的“古文運動”就是其中一例。不同階級為了表明自己的階級性和政治舉張，宣揚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政治災難就要使社會到退，使百業(yè)遭受重大損失，其中就包括教育事業(yè)。特別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個特殊的政治時期?！巴怀稣巍薄ⅰ奥?lián)系革命實際”，排斥名家名篇，代之以簡單化的標語口號作品，嚴重地忽視了語文學科“以掌握本國語言為第一要務”的規(guī)律。 “文革”時期的語文教育做法是：廢除了全國統(tǒng)編教科書，各省市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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