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就不太一樣了?！?我們討厭被別人指使，被別人壓迫，但如果有一個服務員在前面點頭哈腰，笑容可掬的伸手“請”你走路，又或者做成溫馨的提示牌，這時候，我們是不是就覺得，走不走是由我們自己決定的，我們把握著主動權，我們?yōu)橛辛四敲匆稽c點的權力和被人“捧著”的感覺而沾沾自喜，已經走上了別人給我們指引的道路而不自知呢？娛樂本身并沒有錯，問題是如果我們把娛樂當成了一種習慣，除了娛樂之外一無所有，醉生夢死的話，我們是不是該警醒呢？“媒介沒有偏向”只是我們主觀的愿望而已，任何一個媒體的產生都有它固有的傾向。波茲曼說：“我們將毀于我們所熱愛的東西！”也許，我們現在對于壓制強迫我們的東西很敏感，一旦接觸，我們絕不會被他制服。卻沒想到，對我的影響，如此之深，深到在讀過之后的一年中，無數次被提起，無數次運用，無數次被驗證。巴特指出的，神話把歷史轉變成自然。直到多年以后，我們發(fā)現大量收集和快速檢索的數據大規(guī)模的組織和機構確實很有價值，但沒有為大多數普通人解決什么重要問題，它們帶來的問題至少和它們能解決的問題一樣多。，消除對媒介的神秘感，我們才有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而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一個科技發(fā)達的時代里，做成精神毀滅的敵人更可能是一個滿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讓人心生懷疑和仇恨的人。，我們沒有發(fā)現觀看電視可以有效地提高學習效果，電視在培養(yǎng)深層次的、具有推論性的思維方面明顯不如鉛字。”換句話說，一個人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學習的方法。杜威在《經驗和教育》中寫道：“也許人們對于教育最大的錯誤認識是，一個人學會的只有他當時正在學習的東西。在美國，我們從來沒有缺少過娛樂自己的機會?！笨ㄈR爾又說，歷史不僅是一個世界，而且是一個活的世界，虛幻的反而是現時的。托馬斯電視廣告把企業(yè)從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引向了設法使消費者感覺產品有價值，這意味著企業(yè)的業(yè)務已經成為一種偽療法，消費者成了信賴心里表演療法的病人。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悅觀眾，它的主要策略是運用技巧?！?，有時候沉默是最好的?！?，西方民主社會將鶯歌燕舞、醉生夢死地銷往，而不是戴著鐐銬一路哀歌。無知是可以補救的，但如果我們把無知當成是知識，我們該怎么做呢？我并不是說電視新聞在故意蒙蔽美國人，我想說的是，當新聞被包裝成一種娛樂形式時，它就不可避免的起到了蒙蔽作用。麥克尼爾說，制作新聞節(jié)目的奧義是：“越短越好；避免復雜；無需精妙含義；以視覺刺激代替思想；準確的文字已經過時落伍。，關鍵的問題是“誰擊倒了誰”，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則取決于競選人的“風格”——他們的外表如何，他們的眼神如何，他們怎樣微笑，怎樣說俏皮話。他們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圖像。電視中表現的世界便成了這個世界應該如何存在的模型。正是電視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必須舍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yè)的發(fā)展。它需要的掌聲，而不是反思。，在思考過程中，觀眾沒有東西可看。，而不是為了教育、反思或凈化靈魂，而且我們還不能過于指責那些把新聞節(jié)目作此定位的人。都是等待被揭示的隱喻。如果說電視是某種東西的延續(xù)，那么這種東西只能是19世紀中葉源于電報和攝影術的傳統(tǒng)，而不是15世紀的印刷術。這種人犯的錯誤就是完全誤解了電視如何重新定義公眾話語的意義。如果我們中的某些人不能適應這個時代的模式，那么在我們看來，是這些人不合時宜、行為乖張，而絕不是這個時代有什么問題。這種陌生感的喪失是我們適應能力的一種標志，而且我們適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的變化程度。我們不再重復電視給我們帶來的奇跡；我們不再只把電視機放在某些特定的房間里；我們不再懷疑在電視上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會意識到電視提供給我們的特殊視角；甚至連“電視是如何影響我們的”這個問題也被我們丟到了九霄云外。這就是電視的方式。正如有些精神病學家指出的，我們每個人都會筑起自己的空中樓閣，但如果我們想要住在里面，問題就出現了。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現在，而不是任何一個故事的一部分。電報的主要力量來自它傳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釋信息或分析信息。，電報使相關的東西變得無關。為了做到這些，讀者必須和文字保持一定距離，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響的特征所決定的。讀者要能夠發(fā)現謊言，明察作者筆頭流露的迷惑、分清過于籠統(tǒng)的概括，找出濫用邏輯和常識的地方。，鉛字那種有序排列的、具有邏輯命題的特點，能夠培養(yǎng)對于知識的分析管理能力。面對印在紙上的句子，讀者看見的是一些冷靜的抽象符號，沒有美感和歸屬感。“平白語言”，有些時候甚至要通過法律規(guī)定這樣的語言。，我們也已經達到了一種臨界點，在這種情況下，電子媒介決定性的、不可逆轉地改變了符號環(huán)境的性質。、也從來沒有，毫無修飾的存在。不是這些觀點的終結，而是這些觀點的結點。鐘表是怎樣使人變成遵守時間的人、節(jié)約時間的人和現在被拘役于時間的人。雖然它指導著我們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這種介入卻往往不為人所注意。，從而能最終控制文化。并且假定我們會話的形式對于要表達的思想有著重大的影響，容易表達出來的思想自然會成為文化的組成部分。，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愿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guī)則游戲的庸俗文化。麥克吉尼斯《出賣總統(tǒng)》、埃德溫大衛(wèi)米勒《美國的思想：從大革命到國內戰(zhàn)爭》、愛德吐溫《馬克殖民地經歷》、《美國新聞史》、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哈特《通俗書籍：美國文學趣味的歷史》、苛蒂《美國思想的成長》、《麥加菲讀本》、沃爾特富蘭克林自傳》、《海灣州圣歌》、《旁觀者》、《閑談者》、斯蒂爾《衛(wèi)報》、洛克《人類理解論》、蒲柏《荷馬史詩》、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德萊頓《寓言》、托馬斯麥克盧漢《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圣經》、卡西爾《人論》、芒福德《技藝與文明》、柏拉圖《第七封信》、弗萊《偉大的符號：圣經與文學》、《以賽亞書》、約翰奧威爾《一九八四年》、奧維德斯我們通過媒介的方式認識這個世界，因為不僅僅要注意到顯性的媒介方式的變化，更應該注意到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