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單位：浙江省海寧市王國維研究會](摘自《學海》1998年第2期)原文發(fā)表于 “學術(shù)巨子王國維”紀念文選摘自《北大中文論壇》13 / 13。此種做學問的“行為過程”，雖會因暫時取悅一方而給自己名利雙收，但卻決不會在日后成為“信史”，當引以為戒也。然思想的運行之軌，恰在于義也。因為譜主的快事已是一種歷史的活動，而年譜的作者之編撰是一個做學問的行為過程，把凝固了的歷史活動，在著者的行為過程中重新激活起來，依據(jù)的是什么?我想，主要的應該是著者的評判和思想。因此，如實地、全面地記述譜主的一生，真實地、客觀地為譜主作出評判，這才是整體，盡管這整體中可能包括著譜主的某些不足甚至缺陷，但我相信只有此類年譜，才會永載史冊而為后人所器重，為科學研究者所接納?！睹献?．告子》(上)也謂：義，人路也。正如觀堂先生的為人、學問體現(xiàn)著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正義觀一樣(此正義由陳寅格先生在王氏“自沉”后被闡釋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名人編年譜之后學，做學問的立足點當仍以“義”為主。這本歷時近十年編成的年譜，無論對觀堂先生生平著譯的考釋，還是對觀堂先生“自沉”的內(nèi)外因的評述，在它出版了七八年之后，仍能受到包括觀堂先生后人在內(nèi)的研究者的垂注，就足以能說明它卓爾獨立、迥異舊譜的個性來。據(jù)此，再重讀陳鴻祥先生的《王國維年譜》，我覺得蔡老尚思先生在卷首的題詞中謂之“特點有三新”，即內(nèi)容新、觀點新、體例新，確是知言?！笆纷R”應該是有著深厚歷史內(nèi)涵的嶄新的人文觀照，就后一輩學人而言，理當比前一代的學人有更豐厚、更新穎、更深刻的見解。我們認為，生命是一種體驗，科學是一種實驗，在體驗與實驗之間，我們能說出自己的話來，這就是“史識”。除了史料的搜訪之外，我們還應特別注重劉知幾倡導的“史識”。這些看似生活瑣事，實為了解羅王兩家至親關(guān)系所不可少，對于從多側(cè)面探討“羅王失和”之前因后果亦十分有益。魯迅先生在談及他的歷史小說《故事新編》時也曾說過，不是把古人寫得更死，意即在歷史人物身上灌注新的生命，使之“活”起來，這就需要鮮活的口碑。昔司馬遷憤發(fā)撰《史記》，凡一百三十篇，其中既有發(fā)“金匿石室”之書的秘史，又有實地探訪的珍聞；既有據(jù)《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及譜子百家之書編撰之篇，又有親訪鴻儒名將、野老耆宿、游俠逸隱等三教九流，觀顏察貌，記其言談而成文章。而陳譜之公正性，還在于引用了“羅王失和”之后羅氏后裔提供的史實(陳鴻祥先生曾不辭辛勞，數(shù)年與羅氏后裔通信并登門拜訪求教)，從而在客觀上樹立起了王氏可敬可信的歷史形象。尤其是陳譜既以一個史學者之真誠治學心態(tài)去“秉筆直書”仲安老人回憶涉及的這段外人難以知曉的隱情；又明確指出，對于所謂“鬧鬼”，“王氏能泰然處之，不為所動，于今視之，正好說明其具有科學頭腦，不信鬼神”。除前述“金人”之說外，第一點，潛明系王氏長子，前妻莫夫人所生，知繼母本是“表姐”，這種特殊的母子關(guān)系，難以使他在感情上接受，亦即仲安老人回憶所云“不甚服貼”；再一點，就是觀堂先生自日本回國以后，租借上海大通路吳興里的房子。不過，這其實與陳譜闡釋“羅王失和”并不矛盾。思考之二，東明女士文中對陳譜引錄的羅仲安老人回憶所說“潘氏夫人乃前夫人莫氏之侄女”作了補正，即實系“表甥女”。在這里，藝術(shù)的思維不僅以其獨特的方式去幫助史學擺脫干巴巴的史料準砌，而且以其獨特的方式，去形象地豐富科學，從而使科學更具生動性和形象性。竊以為，年譜作者在這里運用了藝術(shù)思維，是與史學的科學思維同質(zhì)的。特別是緊接上句，陳譜明確指出，觀堂先生“一向只顧讀書寫作，不問家事，縱然母子不和、婆媳齟齬，亦不聞不問”?！敖鹑恕闭?，銅鑄之佛象也，陳鴻祥先生在王國維《詠史二十首》的注釋中，曾有明確的說解(參見陳著《王國維與文學》)，仲安老人回憶中的意思是指三緘其口。后者則視(繼室)若神明，顯指父親的對潘氏寵嫗之意，與羅仲安原意也不合。思考之一，東明女士文中對陳鴻祥先生《王國維年譜》中提及的“金人”及所作的解釋，提出了看法。說親切，是因為在去年清華大學舉辦的兩岸三地學者參加的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12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上，我有幸向東明女士當面請教，并一起合影留念；說受益，是由于東明女士此文親切地追述了自己的弟兄姐妹的人數(shù)與出生日期等外人難以確知的細節(jié)，從而補充或糾正了現(xiàn)行年譜及其他傳記性著述中某些未詳或疏漏的說法。對于他的生平業(yè)績，有待我們作更深入、更細致、更精當?shù)目茖W探討。王國維作為學貫中西、蜚聲世界的學術(shù)大師，在文學、史學和人文科學的諸多領(lǐng)域都有杰出的建樹，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chǎn)。應該說，近年來編得好的和比較好的名人年譜正是由于立足于此點，才使向被視為貧乏的年譜廣受歡迎，煥發(fā)了新的學術(shù)活力。僅就文化學術(shù)而言，人們在學習和借鑒名師前賢時，便會從這里找到既是歷史的、又是當代的科學依據(jù)。如若以新舊年譜作比較，那么，新年譜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由過去那種單一的按年月序列獨記譜主之行坐起居，已發(fā)展至立足于史學棗思想這么一個本體論的基點；在這里年譜不再是單純的史料羅列，而是通過客觀的史料為依托，在探索譜主歷史命運的同時，把譜主已經(jīng)過去了的生命史重新激活起來。(參見《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從那時以來，年譜不但作為傳記體裁進入了源遠流長的中國史學的殿堂，而且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漸趨豐富，特別是本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寬松的環(huán)境，傳記與年譜競相爭艷，成為新時期文化學術(shù)繁榮興旺的特有景觀之一。（原文發(fā)表于 “學術(shù)巨子王國維”紀念文選）關(guān)于年譜編撰的新思考棗兼述陳鴻祥先生的《王國維年譜》 文/王學海自宋代呂大防編撰《韓吏部文公集年譜》、趙子棟編撰《杜工部年譜》始，年譜作為記述歷史人物生平的重要載體，已日益為研究者們所重視。在中國美育史上，他較早提出將美育列為學校正式科目。在中國教育史上，他第一個破天荒地明確提出教育目的是培養(yǎng)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多方面發(fā)展的“完全之人物”。在近代中國，王國維是較早地積極譯介外國教育學、心理學、哲學和美學的著名學者之一。辛亥革命以前，他努力學習西學，如康德哲學和叔本華哲學，并用西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史，取得輝煌成就，如他28歲時所作《紅樓夢評論》，就是“新紅學”第一篇理論批評論文。1925年受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專任教授，為清華著名的“四大導師”之一。1922年應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信導師。1916年在滬主編《學術(shù)叢刊》。1906年到北京，先在清廷學部總務(wù)司行走，后任學部圖書局編譯名詞館協(xié)修，開始從事中國小說、戲曲、詞曲的研究，以所著《曲錄》《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等而名世。翌年回國，任上海南洋公學虹口分校執(zhí)事，兼《教育世界》雜志主筆。1897年擔任私塾教師。王國維早年屢試不中，遂放棄科名。著名學者張岱年、季鎮(zhèn)淮分別作序。 為了紀念他，他的友人編印了《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等，他的學生編撰了《王靜安先生年譜》。今年是國學大師和教育家王國維誕生120周年、自沉于頤和圓昆明湖70周年。本《簡譜》據(jù)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陳鴻祥《王國維年譜》（齊魯書社，1991年）編就，謹致謝意。是年，編成《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四集，1940年由趙萬里、王國華合編之《王靜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