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者明顯地打上了引號。特別是緊接上句，陳譜明確指出，觀堂先生“一向只顧讀書寫作，不問家事，縱然母子不和、婆媳齟齬，亦不聞不問”。這樣地來描寫和記述觀堂先生之“金人”形象，我想應該是公正的，因為這實在是真正做學問而不屑頤及家庭瑣事，以畢生精力奉獻文化學術(shù)的大師形象。竊以為，年譜作者在這里運用了藝術(shù)思維，是與史學的科學思維同質(zhì)的。因為，這并非憑空想象和任意發(fā)揮，而是依據(jù)親炙觀堂風貌的當事者記述，傾注了對觀堂先生的敬仰之情，故闡發(fā)了完全符合邏輯的思想，所以是科學的。在這里，藝術(shù)的思維不僅以其獨特的方式去幫助史學擺脫干巴巴的史料準砌，而且以其獨特的方式，去形象地豐富科學，從而使科學更具生動性和形象性。陳著《王國維年譜》無疑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和探索。思考之二，東明女士文中對陳譜引錄的羅仲安老人回憶所說“潘氏夫人乃前夫人莫氏之侄女”作了補正，即實系“表甥女”。為謹慎，筆者又查閱了幾種年譜，知東明女士是觀堂先生隨羅氏“辛亥東渡”以后出生的(1913年)，是潘夫人的長女，故對其生母有更深切的了解，確非外人所能及。不過，這其實與陳譜闡釋“羅王失和”并不矛盾。對此，陳譜據(jù)羅仲安老人回憶，參酌有關史實，曾作了三點論說。除前述“金人”之說外，第一點，潛明系王氏長子，前妻莫夫人所生，知繼母本是“表姐”，這種特殊的母子關系，難以使他在感情上接受，亦即仲安老人回憶所云“不甚服貼”；再一點，就是觀堂先生自日本回國以后，租借上海大通路吳興里的房子。羅氏(振玉)作為精通甲骨、金文并與王氏共同創(chuàng)建“羅王之學”的人，其以《周易》為人生之測器，并因而不滿王氏因房子價廉而租下此“鬧鬼”之居又作了潛明夫婦之寓，這看似推論，卻甚合羅氏因女婿潛明之喪而攜愛女“大歸”的情理。尤其是陳譜既以一個史學者之真誠治學心態(tài)去“秉筆直書”仲安老人回憶涉及的這段外人難以知曉的隱情；又明確指出，對于所謂“鬧鬼”，“王氏能泰然處之，不為所動，于今視之，正好說明其具有科學頭腦，不信鬼神”。王氏既精通《周易》又能不迷信，這種人文加科學的精神在王氏身上潛在著，是被歷來研究王氏之學的專家學者們所忽視的，而陳鴻祥先生卻是注意到了這一點，可謂“獨具只眼”地在年譜中首次把它提到了科學研究的層面上，應該說這是在王氏研究領域中的一大新貢獻!這又啟示我們，年譜的編撰，若專限于譜主一人之身之言之行，就難免帶有某些主觀的因素或情緒；如能間以左右，引以不同方面之說來作某種角度的佐證，恰為譜主之客觀形象作了公正的營造。而陳譜之公正性，還在于引用了“羅王失和”之后羅氏后裔提供的史實(陳鴻祥先生曾不辭辛勞，數(shù)年與羅氏后裔通信并登門拜訪求教)，從而在客觀上樹立起了王氏可敬可信的歷史形象。思考之三，以東明女士的“有感”，使我們更感編譜立傳，在深入發(fā)掘譜主生平事跡、遺事、快文等有文可征的史料的同時，尚需旁搜博采，努力搜訪譜主有關的方方面面之人(包括他們的親友后裔)的口述或回憶等“口碑”。昔司馬遷憤發(fā)撰《史記》，凡一百三十篇，其中既有發(fā)“金匿石室”之書的秘史，又有實地探訪的珍聞；既有據(jù)《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及譜子百家之書編撰之篇，又有親訪鴻儒名將、野老耆宿、游俠逸隱等三教九流，觀顏察貌，記其言談而成文章。此歷史與現(xiàn)實相融匯、文獻與口碑相結(jié)合之法，實乃《史記》所開啟的中國史傳寫作的一大優(yōu)良傳統(tǒng)。魯迅先生在談及他的歷史小說《故事新編》時也曾說過，不是把古人寫得更死，意即在歷史人物身上灌注新的生命，使之“活”起來，這就需要鮮活的口碑。即以東明女士此文為例，她回憶觀堂1927年“自沉”以后，其家人返海寧故里，大嫂(即潛明妻)“曾專程到海寧探視潘氏母親，時間雖短，誠意仍令人感動，平時書信往來，未嘗間斷”。這些看似生活瑣事，實為了解羅王兩家至親關系所不可少，對于從多側(cè)面探討“羅王失和”之前因后果亦十分有益。同樣，“羅氏三姐妹”即孟康(莊)、仲安(靜)、守巽(慧)是觀堂先生生前摯友羅振常女兒、羅振玉的侄女，她們既隨羅王東渡日本，當觀堂先生1914年返抵上海時，都已長成十七八歲或十歲以上的少女，故其當時所記或后來所寫回憶，都能道出非親歷者無從提供的見聞和感受，這對編譜立傳之人，無疑是難得的“第一手史料”，而決非無稽之談的“齊東野語”。除了史料的搜訪之外，我們還應特別注重劉知幾倡導的“史識”。對于年譜的編撰而言，就是要有年譜作者自己的主見棗在收集、整理、研究和分析譜主史料時所產(chǎn)生的思想，而且應該是那種不依傍前人之說、能沖出舊見的獨立見解。我們認為，生命是一種體驗，科學是一種實驗，在體驗與實驗之間，我們能說出自己的話來，這就是“史識”。所以，“史識”應該不是一個被固定了的概念，更不是一種早已有了定義了的陋見陳說?！笆纷R”應該是有著深厚歷史內(nèi)涵的嶄新的人文觀照，就后一輩學人而言，理當比前一代的學人有更豐厚、更新穎、更深刻的見解。只有這樣)才能不受譜主家屬的情緒感情等影響，又不被其他相關人物已有說法(或某種需要)所束縛，從中體現(xiàn)出梁啟超先生所強調(diào)的“學者的人格”來；才不致于因上述原因而使學者作繭自縛，陷入“學術(shù)的尷尬”之中去。據(jù)此，再重讀陳鴻祥先生的《王國維年譜》，我覺得蔡老尚思先生在卷首的題詞中謂之“特點有三新”，即內(nèi)容新、觀點新、體例新，確是知言。這“三新”歸結(jié)成一點，就是表現(xiàn)了編撰者新的“史識”。這本歷時近十年編成的年譜，無論對觀堂先生生平著譯的考釋，還是對觀堂先生“自沉”的內(nèi)外因的評述，在它出版了七八年之后，仍能受到包括觀堂先生后人在內(nèi)的研究者的垂注，就足以能說明它卓爾獨立、迥異舊譜的個性來。重讀陳著年譜，我還感到年譜是譜主的一個整體顯現(xiàn)，但整體并非就是完美。正如觀堂先生的為人、學問體現(xiàn)著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正義觀一樣(此正義由陳寅格先生在王氏“自沉”后被闡釋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名人編年譜之后學，做學問的立足點當仍以“義”為主?！吨杏埂吩^：義，宜也。《孟子 ．告子》(上)也謂：義，人路也。宜，公正之說法(活動)也；人路，遵循真實之實踐也。因此，如實地、全面地記述譜主的一生，真實地、客觀地為譜主作出評判，這才是整體，盡管這整體中可能包括著譜主的某些不足甚至缺陷，但我相信只有此類年譜，才會永載史冊而為后人所器重，為科學研究者所接納。同時，也能在編撰過程中，以“義”為線，與譜主相牽而進入真善美的境界。因為譜主的快事已是一種歷史的活動，而年譜的作者之編撰是一個做學問的行為過程，把凝固了的歷史活動，在著者的行為過程中重新激活起來，依據(jù)的是什么?我想，主要的應該是著者的評判和思想。思想，只有思想，才能讓千年歷史重生光彩；思想，只有思想，才會叫萬年古人重作榜樣。然思想的運行之軌，恰在于義也。這是“史識”的基本概念，也是史學的基本命題，更是史學工作者的人格力量所在吧!凡此，再來看爾今書市上諸多的“名人年譜”與“名人傳記”，或為推出“泰斗”、“大師”類光輝形象，而悄悄割去了不甚光亮的另一面；或是只述其超凡人圣的一面，而掩蓋了其俗世庸乏的另一面。此種做學問的“行為過程”，雖會因暫時取悅一方而給自己名利雙收，但卻決不會在日后成為“信史”，當引以為戒也。此乃思考之四。[作者單位：浙江省海寧市王國維研究會](摘自《學?！?998年第2期)原文發(fā)表于 “學術(shù)巨子王國維”紀念文選摘自《北大中文論壇》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