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46] Farnsworth, supra note 27, at 29. [47]謝哲勝， “ 英美法和大陸法的融合 ”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民國 91 年第六期 ,頁 43。同時，說重述介于法典法和判例法之間并非就其權(quán)威性而言（因為其權(quán)威比法典法和判例法都低），而是就法的確定性和靈活性來說，重述是一種中間選擇。參見 K?茨威格特、 H?克茨，見前注 13，頁 297。參見格蘭特 ?吉爾默，見前注 3，頁 60。 [38]與合同密切相關(guān)的實現(xiàn)法典化的法律領(lǐng)域主要是指勞動法、反托拉斯法、保險法、商業(yè)規(guī)則和社會福利立法等。 , 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1, p. 166. [35]大木雅夫，見前注 7，頁 241。 See Arthur L. Corbin, Samuel Williston, 76 HARV. L. REV. 1327, 1327 (1963). [32] James Gordley, supra note 26, at 142. [33] 〔美〕 ：《科賓論合同（上）》，王衛(wèi)國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7 年版，頁 214。在威靈斯頓于 101 歲那年去世時，科賓在紀念他的文章中寫道：“ 塞繆爾 ?威靈斯頓對我來說就像一位兄長 ?? 盡管從未在其班上聽過課，但他卻是我最主要的合同法老師。 [30] Daniel J. Klau, supra note 3, at 512. [31] Farnsworth, supra note 27, at 向的嚴重分歧（對于對價交易理論和信賴保護的態(tài)度），但他們之間卻有著良好的合作和深厚的友誼，在美國法學史上被傳為佳話。 Farnsworth, Contracts, Aspen Law Business, 3rd ed., 1999, . [28]大木雅夫，見前注 7，頁 257。 Lewi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nd the First Restatement of the Law, Restatement in the Courts 1, 2 (perm. ed. 1945). Quoted from James Gordley, infra note 26, at 145. [25] American Law Institute, supra note 1, at 8. [26]高德利：《歐洲的法典與美國的重述：某些難點》。 [22]伯納德 ?施瓦茨，見前注 9，頁 156。s Orthodoxy, 45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 Rev. 1, 17 (1983). [19] Daniel J. Klau, supra note 3, at 515. [20]格蘭特 ?吉爾默，見前注 3，頁 65。s Orthodoxy, 45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 Rev. 1, 16 (198384)。 Bone, Normative Theory and Legal Doctrine in American Nuisance Law: 1850 to 1920, 59 S. Cal. L. Rev. 1101, 1113 (1986)。 [16]格蘭特 ?吉爾默，見前注 3，頁 59。 [14]易繼明：《私法精神與制度選擇 —— 大陸法私法古典模式的歷史含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20 年版，頁 254。 [12] 〔英〕 ：《英國普通法的誕生》，李紅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20 年版，頁 14。 [10]勞森：《法典化的進一步反思》 。 [8] Teubner, aaO (), S. 50ff., . 參見上注，頁 247。 See E. Allan Farnsworth amp。參見法恩思沃斯、楊：《合同法案例與材料》。 Daniel J. Klau, What Price Certainty? Corbin, Williston and the Restatement of Contract,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May 1990, 512. [6]例如，在美國，合同法案例書都普遍采用一種 所謂的 “ 三步分析法 ” （ a threestep approach）來闡釋和分析法律原則：第一步，舉一個適用 “20 世紀中期之前大多數(shù)法院都遵循的傳統(tǒng)規(guī)則 ” 的判決；第二步，作為對比，舉出一個拒絕適用該傳統(tǒng)方法、而是支持更新一些且更具靈活性的案例；第三步，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步就是，就是列舉《合同法重述》對此問題的規(guī)定及其對現(xiàn)實的關(guān)照狀況。 [4]特雷特爾：《二十世紀合同法的幾個里程碑》。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rmanent Organiz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w Propo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merican Law Institute, 1 . PROC. pt. 1,23 (1923). [2]王軍：《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頁 13。如臺灣中正大學謝哲勝 先生就認為， “ 國際商務(wù)契約原則雖不具有拘束力，但其不僅接近現(xiàn)行國際商務(wù)慣例，且試圖統(tǒng)一崛起中的商法，并作為各國和國際立法中的模范。 當然，美國《合同法重述》并非世界范圍內(nèi)公認具有重述性質(zhì)的、合同法一般原理的唯一法律文件，位于羅馬的國際統(tǒng)一私法協(xié)會（ UNIDROIT）于1994 年公布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 the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簡稱 PICC）就是與其相同性質(zhì)的文件，也是一種 “ 重述 ” 。并且較諸于 UCC 等法典法來說，重述中的案例特別豐富和權(quán)威（覆蓋面廣且廣為遵循），從而使重述部分地具有判例法的性質(zhì)和特點，有別于一般制定法的運作機理和內(nèi)涵。例如，在重述的基本條文之后就是評論和 說明例（ COMMENTS amp。同時，重述在形式上是以抽象表述的規(guī)則構(gòu)成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這有些類似于歐洲大陸法中的法典，所以在許多情況下，歐洲大陸的法學家會將他們作為了解美國司法的一個捷徑；另一方面，重述也大量依靠案例來說話。 重述的根本性質(zhì)是一種介于法典法與判例法之間的法律文件 重述一方面提供官方的正式規(guī)則系統(tǒng)，雖然在較法典較弱的意義上。 [42]可見，重述的權(quán)威主要來自于重述起草人的權(quán)威性，而非來自國家立法和司法機關(guān)等公共權(quán)力的權(quán)威性。重述之約束法院的權(quán)威性雖然遠遠高于一般論著的權(quán)威，但卻沒有達到直接約束法院裁判活動的制定法和判例法的權(quán)威程度。 [41]可見，重述在美國被視為一種類似于法典的、具有權(quán)威性的法律文件。 [39]但法典的這種靈活性的確與英美法的判例法程序傳統(tǒng)所具有的高度靈活性不可同日而語。雖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學者詹姆斯 這就是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