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41] James Gordley, supra note 26, at 142. [42] Lewis, supra note 24, at 2. [43] Farnsworth, supra note 27, at 28. [44] James Gordley, supra note 26, at 142. [45]大木雅夫，見前注 7，頁 258。 [39] James Gordley, supra note 26, at 145. [40]從以上行文可以看出，本文所稱的法典法是在與制定法同等意義上加以使用的，而并非像大陸法的《拿破侖民法典》 等那種法典，本文所謂法典法指包含具體法典的全部成文（制定）法的較廣的意義，也即克茨所說的 “ 法典化的制定法 ” 。 [36] Daniel J. Klau, supra note 3, at 521. [37]楊楨：《英 美契約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0 年，第 3 版，頁 92。 ” 參見科賓：《塞繆爾 ?威靈斯頓》。 [29] Farnsworth, supra note 27, at 27. 美國法律研究院現(xiàn)在的重述已達到 13 種，具體內(nèi)容參見本文第一部分。 [23] Daniel J. Klau, supra note 3, at 521. [24]劉易斯：《美國法律研究院與第一次法律重述的歷史》。 Hoeflich, Law and Geometry: Legal Science from Leibniz to Langdell, 30 Am J. Legal Hist. 95, 96 (1986) [18] Thomas C. Grey, Langdell39。 [17]博恩：《美國侵擾法中的規(guī)范理論與法律原則： 1850 到 1920》；格雷：《蘭代爾的傳統(tǒng)》；赫夫里希：《法律與幾何：從萊布尼茨到蘭代爾的法律科學》。 [13] 〔德〕 K?茨威格特、 H?克茨：《比較法總論》，潘漢典、米健、高鴻鈞、賀衛(wèi)方譯，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頁 136 后。 [9] 〔美〕伯納德 ?施瓦茨：《美國法律史》，王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0 年版，頁 83。也參見馬格斯、迪克西特：《 第二次合同法重述 與合同法的現(xiàn)代發(fā)展》。 Sir Guenter Treitel, Some Landmarks of Twentieth Century Contract Law, Clarendon Press, 2020, p3. [5]克勞：《反思確定性？科賓、威利斯頓與合同法重述》。 ”[47] 注釋 : [1]美國法律研究院：《關(guān)于建立一個提高法律水平的永久性組織（即美國法律研究院）的報告》。 因此，重述在性質(zhì)上是介于法典法和判例法之間的法律文件。其實，重述本身是就是對當時的實在判例法進行抽象和編纂。但不管如何，人們都一直承認， “ 重述是具有高度說服力的普通法權(quán)威 ”[4 3]。但盡管如此，重述所具 有的權(quán)威性還是與制定法和判例法有著較大區(qū)別。 高德利先生（ James Gordley）認為，在 20 世紀里，法院通過利用《德國民法典》第 242 條 “ 誠實信 用原則 ” 和 138 條 “ 善良風俗原則 ” 等諸多原則而實現(xiàn)所謂的 “ 向一般條款逃逸 ” 的程序，向世人證明了法典也是具有靈活性的。 吉爾默教授則認為，《合同法重述》是合同法抑制法典化、追求靈活性的必然結(jié)果： 盡管絕大多數(shù)與契 約密切相關(guān)的法律領(lǐng)域（主要指商法領(lǐng)域－－引者注）在立法干預之下都實現(xiàn)了法典化，但長期以來契約法本身卻仍在抑制法典化（保持靈活性－－引者注）。 臺灣東吳大學前法學院院長、英美法專家楊楨先生認為，確定性的追求是《合同法重述》誕生的首要動力： 有鑒于法院判例日益增加，且有相互間矛盾不相調(diào)和之情形，再加上現(xiàn)代生活經(jīng)濟條件復雜等，使得美國法律日益模糊。正如美國學者丹尼爾所說： 雖然將確定性被作為美國法律研究院（ ALI）的目標，但法典化并不被期望，因為在他們看來，法典化將犧牲彈性和靈活性。 況且，法典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僵化和教條化的代名詞。但是，英美法無法克服自身歷史傳統(tǒng)的強大慣性，其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了以司法為中心、高度體察和回應(yīng)現(xiàn)實的富有彈性的法律制度。 [34] 可見，美國法學界在現(xiàn)實主義法學的立場下，給法典化的熱潮澆了冷水。我試圖到達陸地，到達有固定且確定規(guī)則的堅實的陸地，到達正義的樂園，在那里司法將以比它在我遲疑不決的心靈和良知中蒼白的且微弱的反射更為簡單明了且更加威嚴的方式宣告其自身。但實際上，那些由飽學的法官和法學博士們建造的規(guī) 則、學說和定義并不一致。但是，問題就在于，大陸法系的法典模式在英美國家似乎有些 “ 水土不服 ” ，受到了一些質(zhì)疑和抵制，在英美的現(xiàn)實生活中遇到了（理性主義的終結(jié)式的）確定性困惑的問題： 確定性是否可能？ 確定性是否可欲？ 確定性困惑之一：確定性是否可能？ 法律的確定性歷來是 法學領(lǐng)域極具爭議的重大問題（ great question），這一問題在英美法 系和大陸法系是有不同的判斷的。 [32] 美國法律研究院一直以自己曾奉獻出《合同法重述》等多種重述和曾負責《統(tǒng)一商法典》的起草而自豪不已，也奠定了其在美國法律界的崇高地位。 [29]其中，《合同法重述》是最早開始的重述之一，也是最好的一部 “ 重述 ” 。 美國法律研究院是由精選出來的執(zhí)業(yè)律師、法官和大學教授組成，其會員目前已超過幾千人，性質(zhì)上屬于一個民間學術(shù)團體組織。 [25]而在美國法律研究院看來，克服美國法上述固有缺陷、逐步提高美國法律的水平（確定性與簡潔性）的方法就在于通過法律的重述來 “ 澄清和簡化法律(clar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the law)” 。 [23]比較有利于重述對法律確定性追求的實現(xiàn)。法典化運動的確真真切切地展現(xiàn)了法律確定性的巨大誘惑力。 “ 確 定性 ” 在英美法這個歷來堅持判例法的法系內(nèi)掀起了不小的波瀾。紐約州通過了《民事訴訟法典》和《刑法典》；以加利福尼亞為首的 5 個州采用了《民法典》和《政治法典》；美國統(tǒng)一州法全國委員會1896 年通過了所有州采納的《流通票據(jù)法》，并在英國 1893 年《英國貨物買賣法》的影響下，通過了由威靈斯頓起草的《統(tǒng)一買賣法》（ Uniform Sales Act）。在此法典化運動中的主要活動家是費爾德（ David Dudley Field）。 ”[20] 合同法一般原理的形成意義重大，因為它促成了合同法理論和規(guī)則的體系化、系統(tǒng)化（在美國，合同法一般原理的系統(tǒng)化主要是由蘭代爾的繼承者霍姆斯和威靈斯頓完成的），并使得美國合同法法典化成為可能。 [18]而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首任院長、美國合同法始祖蘭代爾教授則被認為是美國的法律科學化和概念法學派的杰出代表。 但從 19 世紀下半葉開始，法律是一門科學的觀念便已經(jīng)在美國流行。但斯托里法官在報告中認為，一部包羅萬象的法典是 “ 絕對有害且無效果的，因而是不足取的 ” 。 [15]他們不愿意看到他們所熟悉的探究法律的技術(shù)被法典弄得一文不值。第三，大陸法之法典化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在于法律的通俗化和平民化（如《法 國民法典》通俗易懂的平民化語言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