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合同法中締約上過失問題研究-wenkub.com
2025-05-14 13:15 本頁面
【正文】 同旨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43頁?！ 23]參見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五冊，第286頁?！ 19] 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頁。參見注②崔建遠書，第292頁?！ 14] 參見上注書，第58頁。該案例的原型是著名的1965年美國威斯康星判例霍夫曼訴紅鷹連鎖店一案(Hoffman v Red Owl Stores)。 [4] PICC第2章第15條第3款。崔建遠：《締約上過失責任論》，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2年第3期。 注釋: [1] 有關締約上過失責任的詳細中文文獻首先出現(xiàn)于臺灣，如王澤鑒：《締約上之過失》，載《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一冊，1975年臺北自版，第77頁以下。 締約上過失責任制度與民法上的反欺詐制度二者目的有別，并行不悖。 “惡意磋商”在解釋上宜包括惡意開始磋商、惡意繼續(xù)磋商和惡意終止磋商三種類型，三者的法律效果可以存在差異。 (三)其他法律效果 在合同有效型的締約上過失中，作為救濟手段，承認減價請求權的存在，也是可能的。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保險人對于保險合同解除前發(fā)生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并不退還保險費(第3款)。 [25]由于丙的惡意磋商，使甲喪失與乙訂立合同的機會，就此所受損失，可按締約上過失由丙予以賠償。必須區(qū)分類型，具體分析。無論如何，上述締約上過失責任或者違約責任，與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懲罰性賠償，并用不悖。因欺詐締結的合同，《消法》并沒有特別規(guī)定其法律上的命運，因而應當依《合同法》的規(guī)定進行判斷。換言之，懲罰性賠償是責任人在承擔通常的法律責任之外的額外負擔。它與締約上過失責任是什么關系?值得探討。欺詐制度主要是解決因此所為意思表示或民事行為的效力問題，而《合同法》第42條第2項的目的則在于對因此而遭受損害之人提供救濟手段，二者目的有別，并行不悖。惡意磋商人自然不能以其沒有締結合同的真意為由，主張否定合同的效力。另外，也包括惡意終止磋商的情形。日本民法第93條。這樣，我們在理解締約上過失責任時，便不應再固守“無過錯便無締約上過失責任”的立場，不妨承認個別場合存在無過錯的“締約上過失”責任。這種過失標準的客觀化或典型化也正是拉倫茨教授所謂的“過失責任原則已受到擔保責任原則之修正”。 [21] 當然，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締約上過失所示的“過失”，本是一個主觀因素。 [20]這類情形，在中國法上也是納入“重大誤解”概念的，而相應的賠償責任，依通說見解，仍屬締約上過失責任，屬于過錯責任范疇。即使如此，依《合同法》第58條，賠償責任的發(fā)生也是要求過錯要件的。 [17]《民法通則》第66條及《合同法》第48條規(guī)定了無權代理人對相對人的責任，這種責任被認為屬于締約上過失責任。就締約上過失責任而言，毫無疑問，一方當事人的故意或者過失會是其承擔賠償責任的歸責事由，這可以從《合同法》第42條中出現(xiàn)的“惡意”、“故意”以及第58條中出現(xiàn)的“過錯”用語獲得印證。撤銷權消滅后，合同變?yōu)橥耆行У暮贤?，合同關系得以穩(wěn)定。 [15]時至今日，這一問題又遺傳給了《合同法》。 對于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合同、以欺詐手段訂立的合同、以脅迫手段訂立的合同及乘人之危的合同，作為補救手段，《合同法》第54條賦予了受損害一方請求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合同的權利。 在我國法上，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合同法》第42條第2項)，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13]而關于合同有效場合的締約上過失問題，在學說上是由德國學者萊昂哈德(F Leonhard)于1896年最早提出，由于當時德國民法草案已經(jīng)起草完畢，因而這一見解并未對德國民法典發(fā)生影響。而大量存在的，則是合同有效型的締約上過失問題。在因欺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而撤銷合同場合，受欺詐人、受脅迫人或者受損害人可以主張撤銷合同。效力未定的合同，在不被追認而變?yōu)闊o效的場合，是否發(fā)生締結上過失責任，也應當依具體情形判斷。比如在房屋買賣合同場合，如果房屋在合同締結的前夜燒毀，合同屬自始客觀不能而無效，如果出賣人就此具有歸責事由，則應當就信賴買賣合同會有效締結的買主所遭受的向銀行貸款的利息等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合同無效或被撤銷后，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合同法》第58條后段。此后的兩年間，乙為訂立該合同做了大量準備工作，且一直深信將會得到甲的專營許可。比如乙向甲表示可以為甲的產(chǎn)品編寫軟件程序，在磋商過程中，乙為了向甲提供草稿、演算結果和其他書面文本而支出了相當?shù)馁M用。比如在前例中，如果事實是甲開始時的確想做乙的銷售人員，而作為乙的競爭對手做同種生意的決定則是在甲乘車到乙處之后但在短期培訓之前作出的，但為了掌握乙的生產(chǎn)及銷售信息，仍繼續(xù)與乙磋商并參加培訓。 [6]再比如，甲了解到乙有意轉(zhuǎn)讓餐館，盡管甲根本沒有購買餐館的想法，但他僅為阻止乙將餐館賣給競爭對手丙，卻與乙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 (Entering into Negotiations Contrary to Good Faith)如果一方當事人從開始磋商時便沒有真正想達成一份合同，便屬于惡意開始磋商，對于對方因此而枉費的費用，應當負賠償責任。在原來的合同法草案中，對于惡意磋商曾要求“以損害對方利益為目的”， [5]《合同法》未再作此要求。《合同法》第42條第1項規(guī)定的“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惡意磋商”(negotiating in bad faith)是這一類型中最主要的。(2)合同無效型。締約上過失責任不適用于有效成立的合同領域。以下筆者不揣淺薄，擬結合中國的立法及實務，參酌外國學理及判例，發(fā)表若干意見，就教于方家。2002年1月1日德國債務法現(xiàn)代化法施行，于第311條第2款及第3款，將以德國判例法為主發(fā)展的締約上過失責任規(guī)則明文規(guī)定為一般規(guī)則。作為締約上過失的法律效果，除賠償責任外，個別場合也可體現(xiàn)為其他的法律效果，比如合同解除、減少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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