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清律例新增統(tǒng)纂集成》卷2卷28。 錢泳：《履園叢話》卷23《裹足》。 錢泳：《履園叢話》卷23《裹足》。 袁枚：《隨園詩話》卷10。 雍正《浙江通志》卷99《風俗》。 嘉慶《松江府志》卷5《風俗》。 光緒《玉田縣志》卷7《風俗》。 李紱：《穆堂別集》卷14《云南驛程記》。 趙翼《簷曝雜記》卷4《甘肅陋俗》?！痘食浭牢木帯肪?9《錢糧論》。 同治《興國縣志》卷37《請禁時弊詳文》。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7頁。 見陳宏謀：《五種遺規(guī)土地債務類，第3094號。 《大清律例增修統(tǒng)纂集成》卷4《名例律》。 《清朝通志》卷85《戶口丁中》。 光緒《奉化縣志》卷3《建置》。 民國《吳縣志》卷30《記蘇州育嬰堂事略》。 光緒《華亭縣志》卷14《李昭祥傳》。 常州《武進西營劉氏宗譜》卷6《澗柟府君行述》。 《吉安府志》卷36《義行》，轉引自傅衣凌《明清農村社會經濟》第83頁 乾隆《涇縣志》卷1下《風俗》。土地債務類，嘉慶二十年，第44包。 乾隆《蘇州府志》卷71《列女》。 錢泳：《履園叢話》卷23《改嫁》。 民國《南陵縣志》卷35《列女》。 民國《金壇縣志》卷10《列女》。 光緒《寶山縣志》卷11《列女》。 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1。 同治《寧國縣通志》卷1《風俗》。 乾隆《蘇州府志》卷72《列女》。 俞樾：《春在堂雜文四編》卷1《永康應氏義田記》。 光緒《吳江縣續(xù)志》卷7《坊表》。 鎮(zhèn)江《京江郭氏家乘 同治《上?？h志》卷20《朱錦傳》。鄂爾泰奏折》，五年八月初五日奏折和朱批。 《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卷25《戶口》。 夏醴谷：《昏說》，見陸燿輯《切問齋文鈔》卷4。戶律婚姻》。 光緒《崇明縣志》卷4《風俗》。 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風俗》。戶律婚姻》。寡婦再婚，也是一種很艱巨的斗爭，即要沖破家庭的、宗族的、社會的種種阻力，追求生存的權力和生活的改善。許多女青年與男青年一道，要求婚姻自主，反對家庭包辦婚事。 （二）在封建制衰落的清代，強化對婦女的統(tǒng)治，是歷史前進的阻力。妻子已改嫁出去，若謀殺故夫之祖父母、父母，仍照原來的親屬關系判罪，即斬決或凌遲。祠堂支持男子，壓迫女子。清人沈之奇等輯注《大清律例新增統(tǒng)纂集成》，于“不睦”下注釋：“此條皆親屬相犯，為九族不相協(xié)合，故曰‘不睦’。到明代，“不睦”的律文沒有變異，然而在適用范圍上，不再是尊卑長幼，而是“專指尊長”。夫妻實質為尊卑關系，怕人不理解，故而律文明白地把丈夫與尊長、尊屬并列，強調夫的地位。在清朝，丈夫對妻子的家長（尊長）地位得到法律的進一步承認。 上述女子所受的壓迫，宋元以來基本相同，但是清代使女子所受的壓迫更加系統(tǒng)化和具體化。什么時候有包辦的門當戶對的婚姻，女子的人生權力和人身就要受到無情的踐踏。家長對子女婚事的包辦和對子女支配權，是封建主義的家長統(tǒng)治的一項內容和一種表現(xiàn)形式。婦女每走一步，都遇到傳統(tǒng)社會制度設下的規(guī)條拴縛起來，難于有幸福的人生。夫妻和睦的還好一些，侍奉公婆、丈夫，養(yǎng)兒育女，平安地了卻一生。 清代女子，從出世到死亡，在人生的道路上，一項項制度、風俗，一股股封建勢力，隨時向她們撲來，或則窒息她們的生命，或則使她們艱難竭蹶，經歷慘澹的人生。同治十二年（1873年）蘇松太道沈琛“以華人子女被洋人收養(yǎng)為慮”，下令所屬各府、州、縣舉辦育嬰堂。婦女要取得這方面的解放，只有到生產勞動中才能獲得。他還認為小腳與婦德、婦容沒有關系，不必為此而束縛女子。王熙在康熙五年至七年間任左都御史，上疏主張禁止纏足，并表示從自己家屬作起。康熙三年（1664年）重申禁令，規(guī)定：若康熙元年以后所生女子違法裹足，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之家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能稽察，枷號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于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 在裹足問題上，清初統(tǒng)治集團內部有不同的意見。社會上層最要求婦德、婦容，他們家庭的女子纏足就很自然了；一般人家的婦女要干活，講究不得“婦容”，并不一定要追逐時尚的纏足；婢女賤婦，供人使役，她們的天足，倒可分出良賤，是以社會上不許纏足。所以裹足與否，就涉及到婦女的身份地位了。相反，北方婦女下田少，弓足則多，錢泳說：“足之小者，莫如燕趙齊魯秦晉之間”。乾隆時，袁枚說：“江寧城中，每至冬月，江北村婦多渡江為人傭工，皆不纏足”。 《清稗類鈔》的一則資料說廣東等省女子參加農作，緊接著講：“蓋其地之婦女皆天足也，常日徒跣，無異男子”。但婦女的家務勞動，是為家庭，為丈夫服務，不是社會性生產勞動，不直接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她們作為男子助手參加的一些生產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在其家庭經濟收入中不占重要比重。刺繡、做針線的婦女又多些，如福建晉江人王命岳的母親“日刺女紅”，“每日操作至雞鳴，約以日得錢十余文”，等等。然而從全國看，從農家的全部收入看，女子的紡織，并未創(chuàng)造多大價值，一般也不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蠡縣農婦龐魏氏一天能織布一端。蘇州人沈德潛有詩句：“磨鐮霍霍割上場，婦女打曬田家忙”，反映了南北各地婦人參加收割打場的事實。婦女從事的農活，因各地區(qū)農作物不同而有差異。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他所見的是八個省的部分婦女參加田間生產。如果娘家富有而婆家貧窮，娘家可能出于至親情誼給予周濟，而不能有法定的財產繼承權。富室妻子，可能有較多嫁妝，甚至有一定數(shù)量的奩田，但是它在名分上屬于丈夫，土地收入歸丈夫家庭，而不屬本人，她可能有一些首飾、銀錢，但是不能用去投資生產，至多只能放高利貸。所以男子擁有生產資料，具有自己的經濟。六、婦女與生產資料、主要生產勞動相脫離 女子結婚之后，在家庭的地位如何．取決于她們同生產資料、同生產勞動的關系。男子還可以將所受的痛苦部分地轉移婦女身上。 還有一種典妻的現(xiàn)象，在浙江、甘肅等省流行著?？涤洪g，績溪縣陳文成的家族中，“貧屨至欲鬻妻子者十三家”，可見賣妻者之多。究其緣由有兩個方面，一是夫妻不睦，這是家長包辦婚姻的必然惡果；一是為貧窮所迫，這是封建剝削制度的必然產物，所以興國的賣妻及其原因帶有普遍性，反映全國的情況。本來，丈夫用聘金娶婦，是變相的買老婆，自然形成處置妻子的人身直至典賣的實際權利。 對于女子貞節(jié)的要求，在各個階層的家庭中，都是相同的，是為私有制所決定。這一條規(guī)則，目的就在后一句話上。前面提到“別內外”，包含禁止女子與外人接近的內容。傳統(tǒng)社會主流意識更想出理由，叫妻子心甘情愿地讓丈夫娶妾，“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就是它的理論，使一夫多妻成為正常的制度。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造成了女子這種狀態(tài)，反過來又把它做為誣蔑、統(tǒng)治婦女的一個藉口。至于社會上層家庭的主婦，不過是主要管家婆和女仆頭領罷了。主流社會要求女子，出嫁之前從父母，做“淑女”；出嫁之后從丈夫，做“賢妻”；生兒女之后精心養(yǎng)育子女，做“良母”。湖南湘陰士人王朗川《言行匯纂》宣稱婦女有十三禁，第一條就是禁“干預外政”。（二）婦女在“別內外”、“勿聽婦言’訓條下，被排斥和限制參予家政 男子是家長，掌握著家政大權，不允許婦女分割。眾皆諾”。四年（1799年），福建長汀鐘學友被妻郭氏毒死，原來郭氏八歲就到婆家為童養(yǎng)媳，備受丈夫虐待，鐘又把女兒出賣，這才起意害死丈夫，結果她被凌遲處死。妻子歐打、殺害丈夫，屬于“惡逆”、“不睦”的“十惡”之條，罪大惡極，為常赦所不原。即使這種情形的，有的宗譜仍不著錄：“女所適，雖貴不書”。有時甚至不記載婦女，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保甲法，給民戶名牌，“書家長姓名、生業(yè)，附注丁男名數(shù)，不及婦女”。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后，更加強和鞏固了男性家長的地位。記得城東收棄子，佃農月旦望門來”。育嬰堂立有規(guī)則，條具撫養(yǎng)女嬰的辦法。但到同治間財產損失，縣育嬰堂只剩房三間、田十余畝。常熟縣的育嬰堂，“紳士為監(jiān)堂，生員為董事”。這一決定促進了地方官對建設育嬰堂的熱情。好吧，現(xiàn)在就來考察這項辦法。它不是某一項法令能解決的，也不是靠激發(fā)天良能奏效的。但是后來沈藻、吳恩詔等還在那里禁止，直到清末鐘琦說金華溺女嚴重，可見終明清之世，當?shù)厥冀K流行溺女的惡習，只不過有時候略為好一點。實際是在短時期內，該地溺女者減少一些。生子不一定能保家、發(fā)家，必何總看著嫁女賠錢。有的官僚和士人做一些禁止溺女的宣傳，如翰林院侍講施閏章作《溺女歌》，勸人存女為善。人口性別比例不平衡，關系人類本身的生存發(fā)展，所以是一個社會問題。據(jù)俞樾說寧波出現(xiàn)燒女嬰而又沉河的事：有一人家連生兩個女孩，都淹死了，第三胎又是個女的，怕還只是水淹她，又來投胎，下一個還要生女孩，就改變方法，先用火燒，然后墜上石頭，沉入江中，使她永遠不得出世。在生活困窘情況下，養(yǎng)男養(yǎng)女只能取其一的時候，權衡輕重，就留男而棄女了。有的地方，佃戶嫁女兒，要先向地主送銀子，名曰“河例”，佃戶為免除這種負擔，多溺斃女嬰。與其到那時破產賠嫁，不如不要養(yǎng)活了。 何以造成民間溺女呢？王邦璽說得對——“撫養(yǎng)維艱”。吳俗溺女火葬。俗多溺女。俗多溺女。同上。俗生二女輒不舉。溺女之俗由來已久，目下為少。各地溺女情況表地 區(qū)狀 況資 料 出 處江西于都宜黃樂平石城興國浙江金華府溺女相沿已久，皆以為當然。清朝因此發(fā)出上諭，要求江西巡撫劉秉瑋督催州縣官認真辦理“六文會”，并曉諭居民，“嫁娶務從簡儉”，以清溺女之源。光緒四年（1878年）翰林院檢討王邦璽繕寫奏折，請禁民間溺女。私有制使得有產者對保持婦女貞操問題產生矛盾，從這里看不到它所謂的神圣貞操的必要和原則，它的原則與其說是保護婦女的貞操，無寧說是以財產為轉移破壞婦女的真正貞操。其二，私有制既要求女子“守節(jié)”，又破壞婦女貞操。 第一，再婚、“守節(jié)”是對立的事物，基本上是不同社會階層的思想和行為。崇明人瞿發(fā)，以七折錢二十四兩財禮，把寡媳嫁給秦觀受。比如常熟顧曉岳妻潘淑清守寡，“族人覬覦遺貲，朝夕逼嫁”。清朝政府規(guī)定，寡婦改嫁，“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并聽前夫之家為主”。俞正燮認為對寡婦應抱這種態(tài)度：“再嫁者不當非之，不再嫁者禮敬之斯可矣”。沈氏死后，她母親說她“愚”，想不開，落得年輕輕死亡的結果。 從這些事例中不難發(fā)現(xiàn)，被勸改嫁的寡婦多是窮人，勸人改嫁的也多是貧困人，他（她）們是社會下層。有的丈夫在彌留之際勸妻子在他死后改嫁的，如太倉張祥麟對妻子陶氏說：“家貧母老，生無所資，我死汝即嫁，第勿棄我母也”。要之，記載少并不能改變寡婦普遍再婚的事實。 在清代，寡婦再婚的現(xiàn)象具有一定普遍性。過去封建統(tǒng)治者給它蒙上節(jié)孝的外衣，今天要作深入識別。持有女子守節(jié)觀念的作者，利用她們的孝順公婆宣揚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紀。 奉賢范沈氏，“撫孤耕織，營葬三世”。還有一種守節(jié)現(xiàn)象，當作深入分析。清朝政府對于守貞既不反對，也不鼓勵：“獨室女未婚守節(jié)及以身殉者例勿旌”。有反對者，理由是：據(jù)禮法規(guī)定，未婚夫死，未婚妻列入齊衰之服，三年喪畢，就可以脫離關系了；再說婚姻包括一系列儀式，有定婚禮，結婚禮，未婚夫亡，即沒有舉行過結親儀式，算不得真正夫妻。陳家小姑和這個嫂子很處得來，雖已定親，也把婚退了，求慕清在家。廣東風俗，把未婚妻的不出嫁叫作“守清”，“原未許嫁而締婚于已死之男子，往而守節(jié)，曰‘慕清””。 守貞又是守寡中最悲慘的事情。守寡，對于沒有獨立經濟的婦女來說，在富貴人家生活有著落，尚可維生，對貧窮人家，就極其困難了，所以有一部分寡婦要再婚，但是仍有一部分人身處貧賤，猶守空房。而它是“大義凜然”的事情，統(tǒng)治者覺得不表彰不好，到雍正六年（1728年）就斟酌情形，表揚那種尤為節(jié)烈的。控訴了宗法勢力對婦女的迫害，揭示了寡婦被迫殉夫的一個社會根源。婿死無端女亦亡，鴆酒在尊繩在梁。如石埭縣方坤死了，妻李氏自刎。（二）寡婦的悲慘生活封建勢力的壓迫，封建思想的束縛，產生了它的惡果—一在婦女中造成許多悲劇。統(tǒng)治者在經濟上對寡婦施行小恩小惠，在客觀上起著阻止她們再嫁的作用。常熟縣把西洋天主堂改為節(jié)孝祠，儲放節(jié)婦、烈婦、孝婦、貞女的牌位。旌表節(jié)孝，除像以前一樣給個別節(jié)婦銀兩建牌坊外，又命在各地建立節(jié)孝坊，表彰所有節(jié)婦。生前如此，死后還要受到歧視，族譜的寫法就在貶低和蔑視她們。為了正名分的大事，婦女要保持貞節(jié)，“從一而終”，不能再嫁，即使家貧無以為生，也要按照宋儒的“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倫理，不能再嫁。陽湖縣有一個佃農為了交地租，要把童養(yǎng)媳出賣給人為妾。道出惡婆要把童養(yǎng)媳納入規(guī)范，動輒打罵，并強迫幼女從事力不勝任的家務勞動，她們在這種迫害下，還不敢向娘家的親人訴說。豈無父母來，洗淚飾歡娛?！萌沼撞唤?，長大誰管拘！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撻俱。童養(yǎng)媳制度使幼女的身心遭到無情的摧殘，她們多受夫家，尤其是婆母的虐待。安徽績溪縣這種情形很多，所以嘉慶間修《縣志》，說貧者“女生畀人抱養(yǎng)，長即為抱養(yǎng)者媳”。 童養(yǎng)媳在清代是一種普遍的現(xiàn)象。人們希望多生，在當時是很自然的事情：宗法的封建私有制，需要有血緣關系的財產繼承人；在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社會，家庭需要及時補充勞動力，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