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條規(guī)則，目的就在后一句話上。該《家法》還規(guī)定：“婦人非至親之家，不得住”；“婦人不許往疏親家飲燕”。 對于女子貞節(jié)的要求，在各個階層的家庭中，都是相同的，是為私有制所決定。如過幽居的生活，社會上層家庭有可能實現(xiàn)，勞動者的妻子要下田，當然要走出家門，出現(xiàn)“壯丁健婦相雜于道”的景象，沒有可能來藏“嬌”。本來，丈夫用聘金娶婦，是變相的買老婆，自然形成處置妻子的人身直至典賣的實際權利。康熙時興國知縣張尚瑗在一份報告中寫道：“興邑敝俗，或因伉儷不和，或為饑寒所迫，輒將己妻妾妄作姊妹等項名色，轉嫁他人，或?qū)懥⒒闀?，公行嫁賣”。究其緣由有兩個方面，一是夫妻不睦，這是家長包辦婚姻的必然惡果；一是為貧窮所迫，這是封建剝削制度的必然產(chǎn)物，所以興國的賣妻及其原因帶有普遍性，反映全國的情況。就是伉儷不和而賣妻。康雍間，績溪縣陳文成的家族中，“貧屨至欲鬻妻子者十三家”，可見賣妻者之多。這種買賣、當授受之際，原來的夫妻生離死別，男的傷心欲焚，女的“哀啼不忍去”，夫婦“相訣而哭”。 還有一種典妻的現(xiàn)象，在浙江、甘肅等省流行著。這種婚制遺留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五十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的時候，江西農(nóng)村還有一種“租人利”的債務，即是典妻制存在的表現(xiàn)。男子還可以將所受的痛苦部分地轉移婦女身上。綜上所述，婦女在家庭內(nèi)部，被排斥和限制參與家政，屈居附從地位，實質(zhì)上是“家庭奴隸”及丈夫的“生育器具”，甚至還被剝奪了基本的人身權利，被當作財產(chǎn)出賣。六、婦女與生產(chǎn)資料、主要生產(chǎn)勞動相脫離 女子結婚之后，在家庭的地位如何．取決于她們同生產(chǎn)資料、同生產(chǎn)勞動的關系。社會主要財富，如生產(chǎn)資料的土地、牲畜、車船、農(nóng)具、手工業(yè)器具以及生活上的重要資料房屋，都歸男性家長所有。所以男子擁有生產(chǎn)資料，具有自己的經(jīng)濟。老佃農(nóng)亡故，兒子還可以繼承他的租佃權。富室妻子，可能有較多嫁妝，甚至有一定數(shù)量的奩田，但是它在名分上屬于丈夫，土地收入歸丈夫家庭，而不屬本人，她可能有一些首飾、銀錢，但是不能用去投資生產(chǎn)，至多只能放高利貸。清朝政府規(guī)定的寡婦再嫁，要把包括她的嫁妝在內(nèi)的所有財產(chǎn)留給夫家，說明她沒有財產(chǎn)繼承權。如果娘家富有而婆家貧窮，娘家可能出于至親情誼給予周濟，而不能有法定的財產(chǎn)繼承權。 農(nóng)業(yè)是傳統(tǒng)社會的主要生產(chǎn)部門，婦女參加一些農(nóng)業(yè)勞動。他所見的是八個省的部分婦女參加田間生產(chǎn)?？梢姾稀⒑眿D女下田并不希罕。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大體上講，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qū)，部分婦女參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婦女從事的農(nóng)活，因各地區(qū)農(nóng)作物不同而有差異。如松江府婦女“耘獲車灌，率與男子共事”。蘇州人沈德潛有詩句：“磨鐮霍霍割上場，婦女打曬田家忙”，反映了南北各地婦人參加收割打場的事實。 紡織業(yè)是封建社會的重要手工業(yè)部門，婦女是這個行業(yè)的主力軍。蠡縣農(nóng)婦龐魏氏一天能織布一端。吳江縣“小家婦女多以紡織為業(yè)”。然而從全國看，從農(nóng)家的全部收入看，女子的紡織，并未創(chuàng)造多大價值，一般也不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 婦女還進行了其他的生產(chǎn)勞動，如南匯女子從事制鹽業(yè)，健婦能負鹽行百余里，“賴以給衣食”。刺繡、做針線的婦女又多些，如福建晉江人王命岳的母親“日刺女紅”，“每日操作至雞鳴，約以日得錢十余文”，等等。 看來，女子干活很多，很辛苦；農(nóng)忙時務農(nóng)，勉力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農(nóng)閑時日夜紡織；還有笨重的、瑣細的家務勞動。但婦女的家務勞動，是為家庭，為丈夫服務，不是社會性生產(chǎn)勞動，不直接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她們作為男子助手參加的一些生產(chǎn)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在其家庭經(jīng)濟收入中不占重要比重。 講到女子的生產(chǎn)勞動，很自然地聯(lián)想到她們的纏足問題。 《清稗類鈔》的一則資料說廣東等省女子參加農(nóng)作，緊接著講：“蓋其地之婦女皆天足也，常日徒跣，無異男子”。確實，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qū)女子天足的大有人在。乾隆時，袁枚說：“江寧城中，每至冬月，江北村婦多渡江為人傭工，皆不纏足”。獨逸窩退士輯《笑笑錄》卷6錄有《余墨偶談》一則，說廣西“鄉(xiāng)村婦女率大足，肩挑負販，與男子同”。相反，北方婦女下田少，弓足則多，錢泳說：“足之小者，莫如燕趙齊魯秦晉之間”。 裹足與否，在漢族統(tǒng)治者中認為是重大的事情，宋元以來，統(tǒng)治者把纏足作為婦德、婦容的內(nèi)容，認為只有三寸金蓮的女子才可能有教養(yǎng)，才美麗。所以裹足與否，就涉及到婦女的身份地位了。錢泳則說：“兩湖、兩廣、云貴諸省，雖大家亦有不纏者”。社會上層最要求婦德、婦容，他們家庭的女子纏足就很自然了；一般人家的婦女要干活，講究不得“婦容”，并不一定要追逐時尚的纏足；婢女賤婦，供人使役，她們的天足，倒可分出良賤，是以社會上不許纏足。天足、弓足倒成了不同階層家庭婦女的分界線。 在裹足問題上，清初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有不同的意見。入關以后推行剃發(fā)、易衣冠法令，強迫漢人滿化，穿著滿式服裝，改著滿式發(fā)型，并以此作為漢人歸順的標志，其中也包括禁止?jié)h人纏足?？滴跞辏?664年）重申禁令，規(guī)定：若康熙元年以后所生女子違法裹足，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之家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能稽察，枷號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于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這與漢人士大夫思想和民情嚴重不合，推行不下去，不得不于康熙六年（1667年）松弛這項禁令。王熙在康熙五年至七年間任左都御史，上疏主張禁止纏足，并表示從自己家屬作起。清初禁裹足之風過后，亦有有識之士表示對纏足的不滿，錢泳、袁枚可為代表。他還認為小腳與婦德、婦容沒有關系，不必為此而束縛女子。錢泳從國計民生出發(fā)反對纏足，他呼出那個時代的強音。婦女要取得這方面的解放，只有到生產(chǎn)勞動中才能獲得。七、清代婦女問題的特點 以上涉獵了清代婦女問題的幾個方面，是作了橫斷面的解剖。同治十二年（1873年）蘇松太道沈琛“以華人子女被洋人收養(yǎng)為慮”，下令所屬各府、州、縣舉辦育嬰堂。這樣的一些問題還有待于深入的研究，筆者僅就交待過的事情作一點概括，意在說明清代對女子壓迫的特點，以及從中得到的啟示。 清代女子，從出世到死亡，在人生的道路上，一項項制度、風俗，一股股封建勢力，隨時向她們撲來，或則窒息她們的生命，或則使她們艱難竭蹶，經(jīng)歷慘澹的人生。僥幸活了下來，還在幼年就莫名其妙地被定了婚，或者竟當了待年媳，先受一通惡婆、小姑的折磨。夫妻和睦的還好一些，侍奉公婆、丈夫，養(yǎng)兒育女，平安地了卻一生。更有不幸的，丈夫早亡，守寡吧，生活難過，并會因孤兒寡婦被人欺凌；再婚吧，要接受種種羞辱，死了也要遭到再嫁婦的譴責，而不見諒于宗黨。婦女每走一步，都遇到傳統(tǒng)社會制度設下的規(guī)條拴縛起來，難于有幸福的人生。封建家長為子女選擇配偶，從家庭的利益出發(fā)，即為傳宗接代，光大門庭，保持或提高現(xiàn)有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地位．為此著眼于對方的門第和財產(chǎn)，選擇門戶相當?shù)慕Y為姻戚。家長對子女婚事的包辦和對子女支配權，是封建主義的家長統(tǒng)治的一項內(nèi)容和一種表現(xiàn)形式。那些被害的青年男女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犧牲品。什么時候有包辦的門當戶對的婚姻，女子的人生權力和人身就要受到無情的踐踏。沒有自己的經(jīng)濟，生活仰賴于丈夫，從而喪失獨立的人格，成為男子的附屬和“家庭女仆”。 上述女子所受的壓迫，宋元以來基本相同，但是清代使女子所受的壓迫更加系統(tǒng)化和具體化。這就是阻止婦女再婚的旌表“節(jié)孝”，清代規(guī)模大，制度完備，超出了前代只給個人樹立牌坊的做法，放寬旌表條件，注意于窮鄉(xiāng)僻壤搜集節(jié)孝典型，在更大范圍內(nèi)給寡婦立集體祠宇，使更多的“節(jié)烈”女子受到表彰，擴大守節(jié)思想的影響，腐蝕女子的心靈，起了極壞的作用。在清朝，丈夫?qū)ζ拮拥募议L（尊長）地位得到法律的進一步承認。律文很明確，妻毆告夫?qū)儆谶@個范圍。夫妻實質(zhì)為尊卑關系，怕人不理解，故而律文明白地把丈夫與尊長、尊屬并列，強調(diào)夫的地位。但是，丈夫若毆告、殺害妻子呢？這里沒有明確交待，《疏義》講解說，“但有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無問尊卑長幼，總入此條”。到明代，“不睦”的律文沒有變異，然而在適用范圍上，不再是尊卑長幼，而是“專指尊長”。這樣，唐、明律就有了重大差別，丈夫殺賣妻子，不再是屬于十惡中的不睦之罪了，夫權得到進一步提高。清人沈之奇等輯注《大清律例新增統(tǒng)纂集成》，于“不睦”下注釋：“此條皆親屬相犯，為九族不相協(xié)合，故曰‘不睦’?？梢娫凇安荒馈敝?，清朝和明朝一樣，嚴格區(qū)別尊長與卑幼犯罪，給予不同的處分，這就在夫妻關系中，進一步鞏固丈夫的優(yōu)越地位。祠堂支持男子，壓迫女子。在服制上，女子一入夫家，和公婆為斬衰服屬關系，與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為大功服屬關系，與夫之兄弟、姐妹、姑為小功服屬關系，同夫之高祖父母、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不在室的祖姑、堂兄弟、堂姐妹都是緦麻服屬關系，與此相適應的是法律規(guī)定。妻子已改嫁出去，若謀殺故夫之祖父母、父母，仍照原來的親屬關系判罪，即斬決或凌遲。 將這兩種判刑一對照，不難發(fā)現(xiàn)，妻子對夫族犯罪的判刑較平人之間的重得多，可見政府保護宗族勢力，并通過它加強對婦女的控制。 （二）在封建制衰落的清代，強化對婦女的統(tǒng)治，是歷史前進的阻力。這是封建制的衰落時代，是孕育著它的掘墓人的時代。許多女青年與男青年一道，要求婚姻自主，反對家庭包辦婚事。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塑造林黛玉、尤三姐、司棋等小姐、平民、丫頭的婚姻悲劇，她們以不同方式表現(xiàn)了對婚姻自主的追求，她們失敗了，遭到了封建勢力或明或暗的譴責，但她們是反抗者，以斗爭表現(xiàn)了自己的愿望。寡婦再婚，也是一種很艱巨的斗爭，即要沖破家庭的、宗族的、社會的種種阻力，追求生存的權力和生活的改善。（原載《清代研究集》第5集，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此文系在1964年寫成的稿子基礎上于1984年加工而成。戶律婚姻》。戶律婚姻》。 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風俗》。 同治《石首縣志》卷3《民政 光緒《崇明縣志》卷4《風俗》。戶律婚姻》。戶律婚姻》。 光緒《無錫金匱合志》卷30《風俗》。 夏醴谷：《昏說》，見陸燿輯《切問齋文鈔》卷4。 杜佑：《通典》卷59《禮典 《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卷25《戶口》。鄂爾泰奏折》，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朱批。鄂爾泰奏折》，五年八月初五日奏折和朱批。 同治《新城縣志》卷1《風俗》。 同治《上海縣志》卷20《朱錦傳》。 民國《崇明縣志》卷4《風俗》。 鎮(zhèn)江《京江郭氏家乘 《上諭內(nèi)閣》，五年閏三月二十九日諭。 光緒《吳江縣續(xù)志》卷7《坊表》。 常州《宜興篠里任氏家譜》卷2之5《貞節(jié)議》。 俞樾：《春在堂雜文四編》卷1《永康應氏義田記》。 同治《休寧縣志》卷5《風俗》。 乾隆《蘇州府志》卷72《列女》。 《清圣祖實錄》卷135，二十七年五月乙亥條。 同治《寧國縣通志》卷1《風俗》。 常州《滎陽鄭氏大統(tǒng)宗譜》卷2《節(jié)婦馬氏傳》。 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1。 朱軾：《朱文端公集》卷2《書賀烈婦傳后》。 光緒《寶山縣志》卷11《列女》。 光緒《奉賢縣志》卷14《列女》。 民國《金壇縣志》卷10《列女》。 王祖畬》《太倉州志》卷23《列女》。 民國《南陵縣志》卷35《列女》。 張士元：《嘉樹山房集》卷10《書沈節(jié)婦事》；張海珊《小安樂窩文集》卷4《書沈烈婦事》。 錢泳：《履園叢話》卷23《改嫁》。戶律婚姻》。 乾隆《蘇州府志》卷71《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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