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找個死鬼做名義上的丈夫，我就可以安心生活了，要不然就出家做尼姑，那樣名聲反倒不好。 未婚妻守貞已屬離奇，更加慘怪的是廣東的“慕清”。有的未婚妻在未婚夫亡故時殉情死去，有的到夫家，或在娘家守寡。嫠婦不僅失卻丈夫的愛，還受一些人的欺凌，生活艱難，備嘗人間的辛酸，是人生的極大不幸。如武進鄭馬氏二十九歲喪夫，身邊有三男一女，夫家、娘家都窮得“空如懸磬，無以度日”，好心人勸她改適，馬氏表示：“寧餓死，不改節(jié)”，終于把孤兒養(yǎng)大。 守寡，是統(tǒng)治者竭力提倡的，一部分被“忠臣無二主，烈女無二夫”思想控制了的婦女，“恥再嫁”，“知重名節(jié)，以再嫁為恥”。特例一開，地方官請旌的就多了起來，到雍正十三年，閏四月的頭幾天，請旌表的節(jié)烈婦女就多至十數(shù)人，于是再令勸諭婦女不要殉夫?？滴醣憩F(xiàn)了開明的態(tài)度，但是殉夫乃是“夫為妻綱”的產物和一種表現(xiàn)形式，這種思想和制度不改變，必然會有殉夫的現(xiàn)象。 清朝政府對殉夫現(xiàn)象，既贊揚，又有所保留。 三尺華表朝樹門，夜聞新鬼求還魂。 女兒貪生奈逼死，斷腸幽怨填胸肊。福建流行的一首民歌： 閩風生女半不舉，長大期之作烈女。有的人本來不想死，但有人逼她改嫁，她為了保持貞節(jié)，以自殺來抗爭。……處子或未嫁而自殺，或不嫁而終身”。最慘的是殉夫制度。有的地主給佃農寡婦以優(yōu)待，如廣東香山劉清的佃農死了，兒子尚幼，遺孀失去租地就無法維生，劉清為保持其“清節(jié)”，允許其繼續(xù)耕種，交不足地租也不追逼。一些地方官和紳衿組織恤嫠堂、安節(jié)局、全節(jié)堂、崇節(jié)堂、清節(jié)堂、保節(jié)堂、儒嫠局，它們有一定田產，給貧窮寡婦一些資助，或接受她們進堂生活。有的宗族祠堂也給節(jié)婦貞女建立祠宇，并在家譜上大書她們的事蹟，“一以闡幽，一以勵俗”。吳江縣于乾嘉道間建立貞節(jié)坊七個，旌節(jié)坊五十個。在這個政策下，族表節(jié)孝成了地方官的一件要務。又放寬表揚條件，原定五十歲以外死了的寡婦才能申請旌表，改為四十歲以上而已守寡十五年的。雍正元年（1723年）上諭說：“朝廷每遇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jié)之條，實系鉅典”，命令各地“加意搜羅”，對山鄉(xiāng)僻壤、貧寒耕作的農家婦女，尤其不要因她們請旌經濟有困難而遺漏。如江蘇丹徒縣的《京江郭氏家乘》對族人妻室寫法規(guī)定：正室曰“配”、“繼配”，如果是娶再嫁女子則書“納”，族人的妻子改嫁出去了則寫“曾娶”，為的是“賤失節(jié)也”。社會上也看不起，甚至會出現(xiàn)徽州的情形：“再嫁者必加以戮辱，出必不從正門，輿必勿令近宅，至家墻乞路，跣足蒙頭，群兒且鼓掌擲瓦而隨之”。倘若第二次結婚，就會低人一等，受到各種侮辱。 統(tǒng)治者說夫婦為人倫之始，夫妻名分一定，就終身不能改變。童養(yǎng)媳是一種殘無人道的婚姻制度。有的童養(yǎng)媳還被婆家當作財產而出賣，如上海有貧民把童養(yǎng)媳賣給妓院。這樣的惡婆婆不是個別的，她們要降伏兒媳，以使后者規(guī)規(guī)矩矩地伺候公婆丈夫。一言及姑惡，生命無須臾。豈無兄弟問，忍痛稱姑劬。姑云是詛咒，執(zhí)杖持刀鋙。五日無完衣，十日無完膚。……析薪纖手破，執(zhí)熱十指枯。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有一首同情待年媳的題名《姑惡》的詩，他寫道： 小婦年十二，辭家事翁姑。第三、清代社會還有公婆或丈夫病重提前娶媳婦的習俗，這種做法叫做“沖喜”，希望病人好起來，這樣成為出現(xiàn)童養(yǎng)媳的一個原因，如上表中提到的李綬馥妻汪氏，十三歲時，“為姑疾篤，歸李為待年媳”。第二、結親聘禮重，婚禮浪費大，陪嫁多，而這種習俗常人又無力抗拒，但是童養(yǎng)媳制度倒可以大大減少這種開支，男方抱養(yǎng)待年媳不需要財禮，等到正式結婚，儀式要比大娶簡單得多，不要花多少錢，女家也不要陪嫁妝，沒有破家嫁女之憂，所以同治間纂修的江西《新城縣志》說到當?shù)赝B(yǎng)媳盛行，強調“農家不能具六禮，多幼小抱養(yǎng)者”。第一，貧窮的人家生下女兒無力養(yǎng)活，就把她給了人，長大了成為撫養(yǎng)者家中的媳婦。童養(yǎng)的女孩年齡多很小，有的達到了清代法定婚齡，也待年在婆家，則是等候幼小的女婿成年。童養(yǎng)媳，又稱“待年媳”，就是由婆家養(yǎng)育女嬰、幼女，待到成年正式結婚。由此而派生的早婚制度及其穩(wěn)定性，就不難理解了。他的父皇康熙帝有兒子三十五個，女兒二十個，堪稱為“多子翁”?？滴醯?、乾隆帝祖孫都沒有推遲結婚年齡、限制生育的措施，因為那個時代的人們普遍認為子孫多是好事——“多子多?！?。早在清朝初年，康熙帝、雍正帝都感到了問題的嚴重，屢屢說人民生計困窘，是由于生齒日盛而田不加服所造成的。 清代的婚齡法規(guī)是穩(wěn)定的，雖然沒有強制少年結婚，但實際是鼓勵早婚，鼓勵人口的滋長。這些婚齡的規(guī)定，是實行鼓勵人口增殖的政策。西漢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規(guī)定女子在十五歲至三十歲之間必須出嫁，否則多征稅。在長期的戰(zhàn)爭年代，法定婚齡偏小，如南北朝時期北齊后主（565年—576年在位）規(guī)定，女子十四歲到二十歲之間必須出閣，北周武帝建德年間（572年一577年）強制十五歲以上男子、十三歲以上的女子成親。社會下層的缺少勞動力的家庭，為了獲得勞動人手，常給年歲幼小的兒子娶年長的媳婦，形成小女婿的社會現(xiàn)象。清朝的帝后是早婚的典型，順治帝十四歲大婚，康熙帝的婚事更早在十二歲的童年時完畢，雍正帝的孝圣皇后結婚時十三歲，乾隆帝算是晚婚的，大婚時也才十七歲。虛歲十四、五歲的少年就可以成親，是一種早婚制度。二、婚齡的規(guī)定和童養(yǎng)媳制度 清朝政府規(guī)定，男子十六歲，女子十四歲，就達到結婚年齡，可以自便。主婚的男女雙方家長過分地挑剔對方的禮物，也是查看對方的經濟力量。 婚姻論財突出地表現(xiàn)在講究聘禮與嫁妝上，尤其是聘金的多少，常常成為婚姻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家庭經濟不富裕的，顧慮到女兒出嫁后的生活，更要考察男方的經濟情況，所以“中下之家論財”。如在無錫，“婚姻之家，必量其貧富而后合”。 人們政治身份的良、賤與經濟狀況的富、貧雖不等同，但大體上相當。如康雍間，無錫縣華姓宗族一成員將女兒許配給奴仆的兒子，該族士人華泰認為有辱宗黨，出面干涉，男方對此毫無辦法，就找別的理由告他，打了幾年官司，婚姻終被拆散。 宗族祠堂作為封建勢力最直接的統(tǒng)治人民的機構，極力維護婚姻論門第、嚴良賤的原則。法律中還有“娶樂人為妻妾”的專條，禁止官吏及其子孫與賤民中樂籍人戶通婚：“凡官并吏娶樂人為妻妾者，杖六十，并離異；若官員子孫娶者罪亦如之，注冊，侯廕襲之日降一等敘用”。婚姻論門第、嚴良賤，就是要它在相同的等級或上下相差不遠的等第間進行，而最不允許的是良人與賤民間的聯(lián)姻。門第，主要是官民范疇內的界限，諸如貴胄之家，品官之家，紳衿之家，平民百姓，等等差別。光緒間編纂的江蘇《崇明縣志》說當?shù)亍盎橐稣摿假v，不論貧富”。道光中編寫的安徽《祁門縣志》說該縣風俗，“婚姻論門第”。 清代社會等級制度森嚴，人們間的極其重要的交往——聯(lián)姻，也和其他社交一樣，受著等級的制約。 那么家長給子女選擇配偶，又是根據(jù)哪些原則進行的呢？我們從載籍資料獲知，主要有兩條。本來，一對結合的新人，要長期共同生活，白頭偕老，但是他們的結發(fā)，不按照他們的意愿進行，卻憑家長捏合，這樣的匹配是包辦婚姻。如江蘇宜興篠里任氏宗詞要求，當家長為子女議婚將成時，必須報告詞堂的宗子、宗長，他們同意了，婚事才能定下來。很清楚，子女的終身大事，由祖父母、父母作主，如果這些長輩都亡故了，就聽伯、叔、姑、兄、姐和外祖父母決擇；若這些人也沒有，則聽憑余親尊長（如伯叔祖父母）主婚；若祖父母、父母犯死罪囚禁，子孫之婚姻亦需聽從他們的安排，倘若自行嫁娶，則要受杖八十的刑罰。一、包辦的門當戶對的婚姻制度 清朝政府同其他王朝一樣，維護父母決定子女婚配的權力。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清代的婚姻制度是什么樣子的，它有何特點，對社會發(fā)展有何影響，婦女如何才能擺脫受壓迫的地位。清代的婚姻制度與婦女的社會地位述論 婚姻、家庭制度，決定于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制度，決定于政治狀態(tài)，還受傳統(tǒng)的習慣支配；它們也影響著社會歷史的變化和發(fā)展。因此歷史研究必須把婚姻、家庭、婦女的問題包括在內，需要把它們同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和風俗習慣等領域一起進行考察，才可能把握社會全貌和闡明歷史的進程。這里所說的女子，主要指一般身份地位的，貴胄和賤民中的婦女，一妻多夫制中的女子，均未作特別敘述。它繼承明代的法令，規(guī)定：“婚嫁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余親主婚”。在家族制盛行的地方，祠堂以族人聯(lián)姻關乎宗族體面，也干預族內青年的婚事。這樣婚姻的當事人——青年男女沒有權力選擇自己的配偶，不管他（她）們愿意與否，都得服從家長以至族長的安排。這就是清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內容。一是論門第，二是論貧富。雍正年間纂修的《浙江通志》說寧海縣“婚姻擇，先門第”。同治時撰寫的湖北《石首縣志》謂該地“男子十歲以上，女子十歲而下，門第年齒相匹，即為定盟”?？梢姟罢撻T第”、“嚴良賤”是聯(lián)姻的重要準則。良賤，區(qū)分良民與賤民；良、賤也是不同的門第，所以要詳加區(qū)劃，是強調良賤的不同。清朝政府嚴格禁止良賤通婚，法令專設“良賤為婚姻”的條文：“凡家長與奴娶良人為妻者杖八十，女家減一等”；“奴自娶者，罪亦如之”；“若妄以奴婢為良人，而與良人為夫妻者杖九十”；“各離異”；因婚而入籍為婢的女子，改正為良。凡是良賤為婚，不僅體罰打板子，更重要的是判處離婚，決不許良人以上的家庭摻有賤民的血統(tǒng)，以維持良賤制度。望族不樂與寒門聯(lián)姻，更不準與賤民通婚。上述規(guī)定和事實說明，禁止良賤通婚是統(tǒng)治階級所竭力奉行的政策。盡管有的地區(qū)婚姻論良賤而不計貧富，但是在更多的地方，既辨別良賤，又計較貧富。在安徽寧國府，也是“婚嫁論財”。論財，就使得經濟狀況基本相同的人家為兒女提親，結為姻戚。雍乾時期翰林院檢討夏醴谷說當時婚姻論財?shù)膰乐厍闆r是：“將擇婦，必問資裝之厚薄，茍厚矣，婦雖不德，亦安心就之；將嫁女，必問聘財之豐嗇，茍豐矣，婿雖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 婚姻論門第與論貧富，在這兩方面，又以前者為重要，因為良賤是不易逾越的鴻溝，人們必須嚴加注意。這項法令，繼承了宋、明的立法，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了。早婚是當時的習慣，在社會上層和缺少勞動力的貧窮民眾家庭中尤為流行。帝后的婚齡之早，表現(xiàn)了皇室、貴族、官僚等社會上層家庭婚齡的一般情況。 在中國歷史上，婚齡的規(guī)定，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有所變動。在一次大的戰(zhàn)爭之后，婚齡也在實際上被提前了。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的法令，強制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以上成家。因為戰(zhàn)爭使人口銳減，統(tǒng)治者為增加勞動力和補充兵源，強迫青少年早婚以藩殖人口。在清代，人口的猛增成了爆炸性的問題，由順治七年（1650年）的一千零六十萬丁口，增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四億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人。乾隆帝在晚年更驚呼他的屬民比乃祖時躍增十五倍，表示他對民生問題的擔憂，說些要求小民“儉樸成風，勤稼穡，借物力而盡地利”的陳辭虛語。比如雍正帝祝愿他的寵臣云貴總督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鄂爾泰報告他已有五個兒子，雍正帝說他的祝愿實現(xiàn)了。人們希望多生，在當時是很自然的事情：宗法的封建私有制，需要有血緣關系的財產繼承人；在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社會，家庭需要及時補充勞動力，這就是早得子、多生子思想意識和現(xiàn)象產生的根源。 早婚還表現(xiàn)在童養(yǎng)媳制度上。 童養(yǎng)媳在清代是一種普遍的現(xiàn)象。其待年情況，可從下列《童養(yǎng)媳事例表》得知一二：童養(yǎng)媳事例表地區(qū)童養(yǎng)媳姓名丈夫姓名進入婆家的年齡資 料 出 處江蘇鎮(zhèn)洋長洲江陰陽湖吳江陽湖湖北云夢江蘇吳江吳江吳江江陰鎮(zhèn)洋周氏楊氏何冰氏劉氏陸氏汪氏某氏陳氏龔氏黃氏梅氏周氏蔡廷爵鈕成惠陳世榮徐時鳳賀邦達李綬受馥袁樹聲屠應權凌某張某李傳臻許觀瀾569121213131515151616王祖畬《鎮(zhèn)洋縣志》卷10《人物》乾隆《蘇州府志》卷69《列女》李兆洛《養(yǎng)一齋文集》卷15《記陳烈婦事》《養(yǎng)一齋文集》卷15《徐節(jié)婦劉孺人傳》張海珊《小安樂窩文集》卷4《賀烈婦傳》《钖山李氏世譜》卷首之14《孝烈母汪孺人傳》嘉慶《蕪湖縣志》卷12《宦蹟》乾隆《蘇州府志》卷72《列女》光緒《吳江縣續(xù)志》張士元《嘉樹山房集》卷12《黃貞女論略》《钖山李氏世譜》卷首之14《節(jié)母梅孺人傳》王祖畬《鎮(zhèn)洋縣志》卷10《人物》 童養(yǎng)媳婚姻的流行，有著廣泛的社會原因。安徽績溪縣這種情形很多，所以嘉慶間修《縣志》，說貧者“女生畀人抱養(yǎng)，長即為抱養(yǎng)者媳”。婚禮習俗，成為造成童養(yǎng)媳制度的一個原因。童養(yǎng)媳制度使幼女的身心遭到無情的摧殘，她們多受夫家，尤其是婆母的虐待?！昧铍s作苦，持刀入中廚。……姑日幼不教，長大誰管拘！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撻俱。吞聲向暗壁，啾卿微嘆吁。豈無父母來，洗淚飾歡娛。疤痕掩破襟，禿發(fā)云病疏。道出惡婆要把童養(yǎng)媳納入規(guī)范，動輒打罵，并強迫幼女從事力不勝任的家務勞動，她們在這種迫害下，還不敢向娘家的親人訴說。“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待到小字輩熬成婆婆，又以婆婆的方式虐待自己的童養(yǎng)媳或兒婦。陽湖縣有一個佃農為了交地租，要把童養(yǎng)媳出賣給人為妾。三、旌表貞節(jié)與寡婦再婚（一）社會禁止再婚及其辦法 男子亡故，妻子成了寡婦，聘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