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的社會意義研究3篇-資料下載頁
2024-09-28 16:15本頁面
【正文】 念得到提升，去中心化特征為微博帶來前所未有的親和力，使得微博的平民化和草根特性更加凸顯，精英階層在影響力建構需求下也出現(xiàn)話語權力的下移。顯然，這種話語的下移不利于構建微博公共話語空間。由于微博社群以及意見領袖中個人情緒社會化傳播有效控制的社群結構與目標的缺位，不能自覺形成一定的行為規(guī)范，也就無法形成理性、建設性的話語空間，無法實現(xiàn)自律、約束的共同社群價值取向的形成。由此可見，微博公共新聞事件引發(fā)的網絡輿論流及其對社會產生的危害，既有微博使用者的主觀誤區(qū)，也有微博傳播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以及當下發(fā)展的不充分等諸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這些因素的梳理中，我們不難看出，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在微博空間的交流是非理性的，也是非合理的，更多的是情緒化。微時代傳播環(huán)境下，我們要建立起相應的傳播價值規(guī)范，在此基礎上微博交往主體通過語言的交流和溝通，求得相互間的理解和合作，促進微博話語表達的理性化。 四、價值規(guī)范基礎上的平等對話 對話是人們達成共識的最有效的方法。在哈貝馬斯看來，自由平等的對話是達成理性共識的基礎。較之于大眾傳媒而言，微博中民眾可以自由參與，時時互動，大眾言說空間空前突破，個體的利益有效言說與觀點得以個性呈現(xiàn)。平等是對話的首要原則。《中國青年報》刊文德國人雷克對中國人微博情緒化表達的問題的研究，“（微博中的情緒化表達）是民眾個體間缺乏平等對話意識的鏡像，缺乏平等對話，就會時時露出恨不得將對方打倒使其萬劫不復的威權心理……”這樣的非理性的情緒化表達借助一個接一個的新聞與社會事件不斷上演。馬克思說過，手段不合法其目的也不正當。依靠情緒的宣泄和街頭式吶喊來匯聚起人氣與支持，這樣的“領袖”身份也是不合法的。沒有對話與交談就不能產生真正的輿論。法國社會學家塔爾德指出，輿論是交談出來的，不是吶喊出來的。宣泄依仗的是不容說理的絕對權力，交談限制了絕對的權力。交談才能產生真正的輿論[8]。平等對話的實現(xiàn)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媒體人的公共角色意識。眾所周知，媒體人是微博傳播中的重要的輿論領袖，但媒體人時刻面臨著個人發(fā)聲和公共責任擔當的角色沖突。學者張志安針對微博中媒體人信息傳播的混亂，提出厘清微博記者們的個人與公共角色范疇與區(qū)分，尤其是在公共角色范疇中應該秉承現(xiàn)實的媒體職業(yè)操守與職業(yè)理念。因此，公共角色形象的建構是微博意見領袖信息傳播的共同價值規(guī)范之一。其實質是在保證和實現(xiàn)微博共同和對話的有效性——真實、真誠和正確三個方面。這也是我們微博等自媒體確立共同價值規(guī)范的有效途徑。 五、強化微博的社區(qū)屬性按照按滕尼斯的觀點：“所有親密的、私人的和排他性的生活，就像我們揭示的那樣，可以被理解成社區(qū)中的生活?！本唧w說來，社區(qū)是在情感、依戀、內心傾向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礎上形成的、聯(lián)系密切的有機群體，包括“親屬關系、鄰里、友誼關系”等。由此，可以概括出社區(qū)的基本特征：穩(wěn)定的群體結構，共同遵守的行為規(guī)范，成員間的頻繁互動和相互依賴，并產生群體認同感[9]。穩(wěn)定的群體結構和一定的行為規(guī)范是一個群體具備社區(qū)特質的首要條件，也是必要條件。相關調查分析顯示，目前微博用戶可以分成兩大類：個人用戶和機構及組織。其中，個人用戶又可以分成普通用戶和名人，包括娛樂、體育等明星，企業(yè)領導人，媒體人、學者和其他業(yè)內知名人士。《21世紀經濟報道》認為微博、微信的流行使得知識精英影響力得到更大的釋放。研究中發(fā)現(xiàn)，決策過程中社會精英等輿論領袖的角色扮演和人際影響比大眾媒介更為普遍和有效，能夠保持基本群體中的內部意見和行動一致[10]。隨著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媒體等機構組織開通微博、微信，以及負責任的公眾人物和社會精英越來越多，微博的自凈能力也正在發(fā)生改變，而它進一步的改變，微博社群結構與行為規(guī)范的構建也越來越依賴這些權威的聲音。 第15頁 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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