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講義-資料下載頁
2025-03-09 20:45本頁面
【正文】 區(qū)的比較利益較大以外 , 在開放的供給方面 , 這些地區(qū)具有較大的比較優(yōu)勢 , 如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基礎設施以及眾多開展對外經濟活動的人才等。在開放的交易方面 , 全球幾千萬經濟實力雄厚的海外華人、華僑和港澳臺同胞大多與這些地區(qū)有著地緣的和血緣的關系。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 , 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資以外 , 一般都通過擴大這些地區(qū)開展對外經濟活動的權限 , 對前來投資的外商給予優(yōu)惠待遇 , 為這些地區(qū)的對外開放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 , 從而逐步形成了由南到北、由點到線和由線到面的沿海開放格局。 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經驗表明 , 在改革戰(zhàn)略的選擇方面 , 第一 , 在改革過程中 , 政府需要根據(jù)在各個階段形成新的制度均衡的約束條件 選擇正確的改革目標 , 以合理地使用力量 。由于形成新的制度均衡的約束條件是改革的邊際成本等于改革的邊際收益 , 在改革過程中 , 戰(zhàn)略目標的正確選擇就是邊際均衡。邊際均衡的實質是通過分解難題而最大限度地“軟化”改革的約束條件 ( 阻力最小化原則 ) 。因此 , 邊際均衡是成本最小的改革戰(zhàn)略。 第二 , 在改革過程中 , 政府還必須根據(jù)各個方面形成新的制度均衡的約束條件 選擇正確的戰(zhàn)略重點 , 以合理地配置力量 。由于在復雜的制度結構 ( 全局 ) 中不同制度安排 ( 局部 ) 的約束條件不同 ,從而制度變遷的成本各異 , 在改革過程中 , 戰(zhàn)略重點的正確選擇是局部均衡 。局部均衡的實質是通過各個擊破而最大限度地“繞開”改革的約束條件( 阻力最小化原則 ) 。因此 , 局部均衡也是 成本最小的改革戰(zhàn)略 。 第三 , 在改革過程中 , 政府還需要根據(jù)兩種改革方式的相對成本正確地選擇和組合改革方式 , 以具有改革的主動性 。在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中 , 作為委托人的政府需要付出很高的信息成本衡量作為代理人的其它制度主體的戰(zhàn)略并監(jiān)督其行為 。 反之 , 在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中 , 代理人之間的“競賽”可以降低政府的信息成本。政府可以通過有意識地放松約束來降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 , 并在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基礎上與有關的制度主體建立長期的契約關系。因此 , 放松約束、因勢利導也是成本最小的改革戰(zhàn)略。 (四 )、制度變遷的成本約束 成本約束 在成本界限不清晰，不考慮資源和要素的使用成本，或者說在成本約束不嚴格的情況下，很容易產生社會總成本無限擴大的趨勢，造成社會資源的低效利用、過度利用和浪費，最終社會的整體利益受到損害。所以說成本約束是評價社會經濟利益的基礎，同樣也是制度變遷的重要基礎。一項由國家引發(fā)的制度變遷如果不考慮各個成本在各個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分配，也不考慮社會的總成本，就會出現(xiàn)“制度變遷失靈”。 對不同的制度變遷主體而言，其對成本考量的側重點也是不同的。對企業(yè)、個人和利益集團來說，往往側重于具體的、局部的經濟成本方面的考慮。而對于政府來說，則往往側重于政治和社會方面，如就業(yè)、社會穩(wěn)定、政治參與等。 在制度變遷中，就涉及到了一個成本在政府和利益集團、社會之間轉移的問題。從利益集團的角度來說，其引發(fā)制度變遷的目的很明確：以最少的成本實現(xiàn)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時，把成本盡量轉移出去，就是一個非常有效而簡便的辦法。轉移成本的首選就是通過政府的這個中介形式而最終轉移到社會中去，原因就在于通過政府可以采取非常隱蔽的、合法化的方式把成本轉移出去，在實現(xiàn)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利益集團的成本轉移行為往往還不會被社會公眾察覺，故而也不會遭致社會公眾的譴責和非難。 我國制度變遷成本具有以下特征： （ 1）長期性。漸進式改革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由淺到深逐漸展開的。為了避免暫時的困難，就會人為地把改革時間拉長。這樣，制度變遷成本也就相應的延長了。 （ 2）遞增性和延后性。漸進式改革的初始階段主要是從最容易的部分入手，改革的成本和阻力較小，而收益較大。 （ 3）超經濟性。由于中國的過渡是一種“雙軌制”過渡，因而在這一過渡期內，新舊體制的并存不可避免的帶來體制、制度上的漏洞和缺陷。貪污腐敗、尋租伴隨著整個改革歷程。 （ 4）成本分攤的不均衡性。不同的利益集團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和重要程度是不同的。 （ 5）成本與收益分布的非均衡性。改革的成本與收益的非均衡分布狀況是十分明顯的，二者在時間上的邏輯順序是：初期是收益的獲得和成本的積累，后期則是收益的遞減和成本的釋放。 中國進一步深化制度變遷的成本選擇路徑 在我國進一步深化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制度的制定、執(zhí)行與變更成本，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制度的制定程序，二是制度的群體間博弈是否充分，三是權力的分權方面。 我們要選擇正確的路徑以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在改革成本分攤多元化的機制中，必須明確界定不同負擔主體的負擔規(guī)模；政府必須在“以人為本”的指導下，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使制度變遷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擔者合二為一，建立健全公平、公開、公正、合理的成本分攤的正常機制 。 思考： 權力中心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方式與中國改革中的問題。 制度變遷的方式，戰(zhàn)略與中國的下一步改革。 地方政府的積極與消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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