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報（Federal Register）上發(fā)布，以給公眾提供一個發(fā)表意見的機會；第四，貿易代表必須向國會的相關委員會提交一份包括擬修改的內容、理由以及私人咨詢意見摘要的綜合報告；第五，貿易代表與聯(lián)邦政府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就最后的修改文本必須在聯(lián)邦政報上公布。同時任何的修改結果都要在經過60天的咨詢期限后才能生效，除非總統(tǒng)決定提前生效。2. 建立一個廣泛的咨詢協(xié)商機制便于吸收各方意見。URAA與貿易代表、國會及各州政府之間建立起了一個廣泛咨詢協(xié)商的機制，其目的在于將國會和州政府的不同意見納入WTO的決策過程中，保證美國對WTO相關規(guī)則制定的有效參與。貿易代表要對爭端解決機制的運作過程，包括專家組的設立、對專家組裁決的上訴及專家組和上訴機構裁決報告的發(fā)布等事項與國會的相關委員會進行咨詢協(xié)商，同時根據(jù)該法第127條（A）的規(guī)定，貿易代表也需要聽取利益涉及其中的私人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的意見。該法第102條（B）（1）要求總統(tǒng)通過跨政府的貿易顧問委員會（IPACT），就調整州的法律與WTO的規(guī)則事項與州政府協(xié)商，貿易代表也被要求建立一個涉及WTO事項的聯(lián)邦和州之間的咨詢協(xié)商程序，使可能受到WTO影響州的意見，在制定美國的對策時能被考慮。該法的程序設計上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對相關程序的要求十分明確，并始終貫穿著透明性和廣泛的參與性這一特色，可以說正是這些看似繁雜的程序設計恰恰構成了對美國最大限度的國家利益和國家經濟主權的保護與強化。3. 設置評審WTO機制的程序充分實現(xiàn)最大限度的政府干預。URAA設置了一系列程序來跟蹤評估WTO機制對美國的影響，重點針對的就是爭端解決機制。該法第123條（A）要求總統(tǒng)對WTO專家組的表現(xiàn)做出評估；第123條（B）要求貿易代表確保被任命的專家組成員具有優(yōu)良的素質和良好的記錄。第124條要求貿易代表每年要向國會提交一份關于WTO各項活動的報告。該報告要說明WTO的預算、員工情況、WTO部長級會議和理事會、爭端解決機制在增進透明度方面的表現(xiàn)。第125條（A）規(guī)定在美國加入WTO的五年以后的每五年，該報告還應對WTO對美國的影響、美國在WTO機制下的成本和效益，以及繼續(xù)參與的價值進行全面分析審核。如果國會在收到貿易代表根據(jù)第125條（A）提交的五年期的評估分析報告90天內，必須決定是否向總統(tǒng)提出退出WTO的聯(lián)合動議。如果總統(tǒng)對退出WTO聯(lián)合動議行使否決權，國會兩院必須在90天期限的最后一天之前或在收到總統(tǒng)否決意見后15天內對否決進行投票。4. 專設WTO爭端解決機制評審委員會。美國在加入WTO協(xié)議時，遇到的最大法律障礙就是擔心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強制管轄權對美國的國內法產生的影響。因此美國專設了一個WTO爭端解決評審委員會借以保護國家主權強化超級大國的優(yōu)勢地位。其基本構想是：該委員會由5 名聯(lián)邦上訴法院的大法官組成，其人選在總統(tǒng)與國會領袖，眾議院賦稅委員會和參議院財經委員會的主席和首席成員協(xié)商后任命。評審委員會專門負責對日后WTO爭端解決機構通過的、不利于美國的各種專家組報告書，評估和判斷它們是否違反了幾項特定的標準：即（1）是否逾越了授權范圍或評審范圍；（2）是否既不增加美國承擔的WTO條約義務，也不減少美國享有的WTO條約權利；（3）辦事處斷是否公平公正，是否有專橫武斷或失職不端行為；（4）是否違反了應有的審查標準。評審委員會將審查結論提交國會，如果評審委員會斷定WTO爭端解決機構通過的專家報告書違反了上述四項標準之一，且此類專家報告書在五年內累計達到三份之多，則美國國會就會考慮做出決定，退出WTO這個全球性組織，這就是“美式事不過三”原則或“美國敗訴不過三”立法。但該委員會的設計，1995年一經提出就遭到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反對，盡管該委員會至今也未能正式成立，可多年來有關議員積極推動的熱情卻始終未見減卻，杰克遜認為，這項立法建議本身，它的明確主張、以及它所設定的審查標準，全面、十分明顯地表露出了WTO反對派對于美國“主權”可能受損的擔心。33 Gary Horlick,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Dole Commission, Journal of World Trade, , . 1995, . 轉引自注14，第285頁。四、結語以美國作為發(fā)達國家和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地位而言，它的主權受到威脅的可能性極小的，在不少人看來也不應當存在主權干擾的問題，但為什么會出現(xiàn)當代美國在主權問題上近乎偏執(zhí)的保護與強化現(xiàn)象，無論是簽訂一個國際經濟條約，還是加入一個國際經濟組織，美國都毫無例外地全面深入研究這種行為對國家主權的影響，只有當確定不損害國家主權，不動搖其霸主地位時才決定參加。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對經濟主權的保障機制的一系列舉措，從另一個角度折射出美國的確存在主權擔憂。出現(xiàn)這種情況當然與美國的主權觀念中的霸權主義因素有關。在美國看來，它的國家利益是全球性的，因此在全球性的國際組織中美國必須起到領導作用。美國在保護和強化國家經濟主權問題上的所表現(xiàn)出的制度設計的遠見，以及運作的透明度、廣泛的參與性和程序的嚴謹性，都表明美國對國家經濟主權的高度重視。“主權大辯論”的國會聽證會上闡釋了美國“主權信念”的基本內容。34 陳安著：《美國1994年‘主權大辯論’及其后續(xù)影響》，載《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其一，美國在參加或締結任何國際條約時，一貫把本國利益以及維護本國利益的美國“主權”和美國法律放在首位；其二，美國參加締結的國際條約，只要涉及到重大利益時，其中所規(guī)定的國際行為規(guī)范，以及美國所承擔的國際義務，都必須通過體現(xiàn)美國“主權”的重要機構——美國國會的審議、批準和立法，才能轉化為美國國內法的一部分，才能在美國貫徹實施；其三，一旦美國認為有必要采取某種措施、行動來“維護”本國的重大利益，它就“有權”不受國際行為規(guī)范準則的約束，“有權”違背自己依國際條約所承擔的國際義務，自行其是。必要時甚至不惜退出限制美國“自由行動”的國際條約。這種權力就是美國在任何國際“權力分配”過程中始終保留在自己手中的美國“主權”。美國建立的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的保障機制在實踐中也取得了明顯的功效。2000年3月30日，影響力很大的美國律師協(xié)會在眾議院稅賦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作證時稱：“DSB能夠公平合理的為美國利益服務”，他們敦促國會支持美國繼續(xù)留在WTO中發(fā)揮主導作用。同年6月20日，在國會參議院財經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時任美國貿易代表的Barshefsky在題為《美國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中的利益與經驗》的報告中也肯定：“DSB與以前相比更能有效地保護我們的利益和權利，同時也能夠充分尊重我們的主權”，“過去的五年實踐證明，這一機制是保護美國利益的極其有效的方式?！?5 . gov/enforcement/snapshot.要充分認識到WTO多邊貿易體制中爭端解決機制對國家經濟主權的影響。目前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國際經濟組織和國際條約、協(xié)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對傳統(tǒng)的國家主權權力，包括立法權、征稅權和外資管轄權等權力進行的限制。36 王貴國著：《經濟全球化與中國法制興革的取向》，載陳安主編：《國際經濟法叢》（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實際上“有效的國際合作依賴于主權國家限制自己的意志?！?7 Steven P. Croleyamp。John. H. Jackson, WTO Dispute Procedures, Standard of Review, and Deference to National Governmen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pr. 1996. WTO爭端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經濟主權產生了沖擊，并與國家主權發(fā)生了矛盾，但WTO爭端解決機制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家主權。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傳統(tǒng)國家主權內容發(fā)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一國獨有的權利和權力，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多地要遵循國際條約、協(xié)定、規(guī)范和慣例來運作；經濟全球化對國家經濟活動的影響，使各國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作用呈現(xiàn)逐漸減弱的發(fā)展趨勢。美國不僅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實質，而且從國內法律制度完善的角度對此作了有益的探索，對我國應當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美國維護和強化的國家經濟主權，其實質和關鍵就在于權力分配問題，即決策權力如何在國際機構與美國政府之間恰如其分地分配。美國所要求的主權，就是要美國在任何國際權力分配過程中始終保留在自己手中的美國“主權”。這是一種經濟霸權的赤裸裸的體現(xiàn)。為達此目的，美國不惜以破壞多邊貿易體制的正常發(fā)展進程為代價，世貿組織成立后的多哈回合以及坎昆會議的無果而終，都與美國的無理阻撓和經濟霸權行徑有著直接的干系。由此觀之，多邊貿易體制的發(fā)展必將伴隨著美國經濟霸權要求的膨脹而前行。預示著國際貿易領域內的矛盾與對抗將更加尖銳化。作為世界貿易大國的中國必然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并做好正確的策略選擇。反對美國經濟霸權與堅持自身經濟主權應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所面臨的艱巨時代重任。要利用經濟主權對各種內外經濟因素實行必要的引導、組織和管理。要提高預防和抗擊風險的能力，就必須緊緊依靠經濟主權，采取切合實際的有效措施，對各種可能發(fā)生和已經發(fā)生的風險進行化解和消彌。在參與國際經濟合作中，在完全獨立自主的基礎之上，對自己的某些經濟權力和經濟權益做出適度的自我限制，堅持權利與義務的平衡，避免草率行事，事前須對相關條約、協(xié)定作深入的分析和重點研究，廣泛吸收各方面力量的參與，擴大透明和建立相對完善的程序保障機制。對于發(fā)展中國家，想要保障經濟安全與順利發(fā)展，就必須保障和堅持國家經濟主權。西方國家高喊“主權過時論”、“主權弱化論”等，“究其實質不外乎是全力以赴在保障西方發(fā)達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一路領先的地位?！?8 姜長斌著：《全球化下的不同主權觀》，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3期 。發(fā)展中國家只有堅持國家經濟主權，保障在國家競爭中的平等地位，為經濟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才能增強自身實力，實現(xiàn)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目標。“主權過時論”、“主權弱化論”奠定的是西方大國的“新國際主義”或“新干涉主義”，這是霸權主義的強權政治主義與強權經濟主義的結合的表現(xiàn)。在全球化的爭奪中，主權是發(fā)展中國家對抗發(fā)達國家、維護自身權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參考文獻（從略）（責任編輯：彭先偉、曹昌偉、王勇）（上接第35頁）同時若沒有這種法律制度，保護個人權利的法律文化觀念也就難以對象化或蕩然無存了。總之，法律觀念不能離開法律制度。否則它就不能對象化、物態(tài)化為現(xiàn)實的力量，就不能繼續(xù)存在。（三）法律制度的實踐使法律觀念得到檢驗、充實和發(fā)展法律制度在法律實踐中使法律觀念和理論得到事實檢驗、修正、充實和豐富，使法律觀念得到發(fā)展。這是法律制度作用于法律觀念的又一種形式。只停留在觀念領域的法律理論在根本上是難以檢驗它的是非正誤的，只有將法律觀念現(xiàn)實化為具體法律制度，并通過這種制度在實踐中的運作及其結果才能檢驗和發(fā)展法律理論。法律制度的實踐情形也制約著法律觀念的變革，一旦社會經濟和政治發(fā)展到既有的法律制度無法容納的地步，與這種制度相適應的法律理論、法律觀念就會趨于式微和衰落，新的法律觀念會代之而起，導致法律觀念的歷史變遷。當代之中國，市場經濟正在揚棄計劃經濟而成為經濟發(fā)展的主導形式，過去的法律制度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要求，需要建立新的法律制度，相應的法律觀念、理論也必然發(fā)生變遷。參考文獻（從略） （責任編輯：王育琪、王勇、彭先偉、曹昌偉）62 /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