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首次進入中國。與此同時，北京大學堂也于該年開設人類學科目，人類學這一誕生于西方的學科從此進入中國。此后，開始有不少的中國留學生遠渡重洋，到西方學習人類學知識。1907年，蔡元培留學德國，在萊比錫學習人類學、民族學理論。1912年回國后即在北京大學開設講座，傳播人類學、民族學知識。蔡元培之后，又有陶孟和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院，師從著名人類學家韋斯特馬克學習，1913年回國后曾在安徽大學講授人類學課程。1918年，李濟赴美國留學，1920年到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專攻體質(zhì)人類學和考古學知識。1921年，楊堃到法國勤工儉學，先后就讀于里昂中法大學和巴黎大學，獲理科碩士和文科博士學位，對法國民族學尤其是社會學年鑒學派的理論和方法頗多了解，1931年回國。20年代到法國留學的還有凌純聲，他在巴黎大學師從著名學者莫斯學習人類學，1929年獲得博士學位后回國，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專任研究員。同時得到莫斯指導的中國留學生還有衛(wèi)惠林，他于1924年入巴黎大學，1930年回國。1922年，吳澤霖赴美國留學，先后就讀于威斯康星大學、密蘇里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他系統(tǒng)地學習了社會學、人類學的知識，1923年回國，到大夏大學講授相關課程。1923年，吳文藻也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社會學、人類學，聽過美國文化歷史學派創(chuàng)始人博厄斯及其弟子本尼迪克特、戈登威塞的課程。1929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任職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講授社會學、人類學課程。此外，到外國學習的還有黃文山、吳定良、林惠祥、劉咸、胡體乾等人。黃文山1922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隨博厄斯等學人類學，1727年回國，到中山大學創(chuàng)辦了社會學系。吳定良于1926年到英國倫敦大學學習人類學與統(tǒng)計學，1934年獲博士學位。1927年，林惠祥到菲律賓大學研究院，跟美國人類學家拜耶學習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劉咸1928年到英國牛津大學研究院，師從巴克斯頓教授學習人類學理論。胡體乾也是20 年代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人類學的中國留學生，他1931年回國后即在中山大學開設人類學課程。 這些中國人類學的先驅(qū)者們回國后，即開始了人類學在中國的宣傳和普及推廣工作，他們或開辦講座，或設立課程，或撰寫文章，向知識階層和社會各界介紹這一新興學科。例如1926年，蔡元培就發(fā)表了《說民族學》一文，較為全面地論述了民族學的研究對象、范疇及其意義等問題。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后，又在社會科學研究所設立民族學組（1934年后改屬歷史語言研究所），并親自兼任主任，積極推動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的發(fā)展。正是這些拓荒者們，像盜火的普羅米修斯一樣，將源自西方的人類學知識，引進了有著五千年文明積淀的古老中國，從那時起，中國也就有了關于自身及其文化研究的科學理論。二、中國人類學的發(fā)展階段如果說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人類學的奠基階段，那么，40 年代則是中國人類學的發(fā)展階段。在蔡元培、吳澤霖等第一批留學西方的人類學者的努力下，中國的人類學取得了很快的發(fā)展。在此期間，中國的學者不僅翻譯了大批西方人類學名著，而且也開展了諸多卓有成效的調(diào)查研究工作，撰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論著，也留下了不少經(jīng)典的傳世之作。相對于50年代以后的沉寂狀態(tài)來說，40年代是中國的人類學研究高潮迭起，熱鬧非凡的時期。據(jù)前輩學者江應樑先生介紹，當時在全國形成了許多研究中心，并擁有數(shù)量眾多的學者。概略而言：北方以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輔仁大學為中心。研究人員有蔡元培、凌純聲、林惠祥、芮逸夫、劉咸、李濟、商承祚、嚴復禮、董作賓、李方桂、吳文藻、聞宥、費孝通、吳澤霖、林耀華、李安宅、李有義、楊堃、陶云逵、田汝康等人。東南以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為中心。研究人員主要有孫本文、吳定良、衛(wèi)惠林、馬長壽、丁骕、陳國鈞、林惠祥等人。南方以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為中心。研究人員有楊成志、黃文山、陳序經(jīng)、伍銳麟、羅香林、江應樑、岑家梧、王興端、羅致平、梁釗韜等人。西南以四川大學、云南大學為中心，研究人員有徐益棠、李安全、方壯猷、胡鑒民、蔣旨昂、楊漢先、胡慶鈞等人（江應樑：《人類學的起源及其在我國的發(fā)展》，載《云南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從研究對象和特點著眼，學術界一般又把這一時期的中國人類學研究分為南北兩大流派。北派以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學校的學者為主，包括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等，他們以漢人社會為研究重點；而南派則以中央研究院的凌純聲、芮逸夫等為代表，他們的研究重點是少數(shù)民族的社會與文化。40年代末期，南派的幾位主要代表人物如凌純聲、芮逸夫等大都渡海去了臺灣，而北派學者卻大都留在了大陸。這一變動使得南北兩派的研究重點在后來發(fā)生了完全的大“換位”，即南派學者因遷臺后失去了田野調(diào)查場所等多重原因，把研究重點轉(zhuǎn)向了漢族；而留在大陸的北派學者亦由于多重原因轉(zhuǎn)到了對少數(shù)民族的研究。當時，西方的各種理論學說和思想流派紛紛涌入中國，而中國學界則是來者不拒，采取了一種兼容并包的寬容態(tài)度，學者們從自己的研究所需和個人喜好出發(fā)，擇己所善者而從之，一時間形成了各學派爭奇斗艷的喜人局面。根據(jù)我國民族學者陳永齡先生的意見，我國的民族學曾先后受到過下列五大學派的影響：古典進化論學派，其代表人物有蔡元培、劉咸等；德奧傳播學派，以陶云逵等為代表；美國文化歷史學派，以孫本文、黃文山和吳澤霖等為代表；德國民族學派，以楊堃、楊成志及凌純聲等為代表；英國功能學派，以吳文藻、費孝通與林耀華等為代表（見《民族學研究》第一輯，陳永齡等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261—299頁）。在譯介西方人類學著作方面，這一時期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主要有：張銘鼎翻譯了馬雷特的《人類學小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林振鏞翻譯了馬林諾夫斯基的《蠻族社會之犯罪與風俗》（上海華通書局，1930年），王亞南翻譯了威斯特馬克的《人類婚姻史》（神州國光社，1930年），李小峰翻譯了摩爾的《蠻性的遺留》（北新出版社，1931年），呂淑湘翻譯了馬雷特的《人類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李安宅翻譯了弗雷澤的《交感巫術心理學》（商務印書館，1931年），吳景菘翻譯了威斯勒的《現(xiàn)代人類學》（大東出版社，1932年）楊東莼、張栗原翻譯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商務，1935年），呂淑湘翻譯了羅維的《初民社會》（商務，1935年）、《文明與野蠻》（生活書店，1935年），鐘兆麟翻譯了威斯勒的《社會人類學概論》（世界書局，1935年），李安宅翻譯了馬林諾夫斯基的《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呂一舟翻譯了哈頓的《南洋獵頭民族考察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周駿章翻譯了史密斯的《文化傳播辯論集》，（國立編譯館，1940年），費孝通翻譯了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商務，1944年）及弗思的《人文類型》（商務，1944年），楊成志翻譯了博厄斯的《人類學與現(xiàn)代生活》（商務，1945年）。除了上述這些文化人類學方面的著作外，當時還翻譯了許多體質(zhì)人類學方面的著作，這些著作的翻譯出版，無疑擴大了人類學這一學科在中國的影響，也培養(yǎng)了許多專業(yè)研究人才。同時不難看出，譯介進來的外國人類學作品，涵蓋了當時流行于西方的主要人類學理論流派，如古典進化學派，傳播學派，美國歷史學派，功能學派等，也許正是這種兼收并蓄，來者不拒的寬容態(tài)度，才促進了人類學在中國的飛速發(fā)展。這一時期的學者在譯介國外人類學著作的同時，也開始積極編寫專著，主要有：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1926），黃新民的《世界人種問題》（1927），蔣由智的《中國人種學》（1929） ，陳翰笙的《人類的歷史》（1929），楊宙康的《文化起源論》（1930），裴文中的《中國猿人化石的發(fā)現(xiàn)》（1930），吳金鼎的《山東人體質(zhì)的研究》（1931），張栗原的《現(xiàn)代人類學》（1931），吳澤霖的《現(xiàn)代種族》（1932）、劉敏的《人類學體系》（1932）、林惠祥的《世界人種志》（1932）、《文化人類學》（1934）、《民俗學》（1935）、《神話論》（1935），陳兼善的《史前人類》（1936），岑家梧的《史前史概論》（1939），楊成志的《人類學科論集》（1939），陳應新的《人類是怎樣成長的》（1946），以及蔡元培等編寫的《世界人種志》（1949）等。20世紀40年代中國的人類學者在譯介和推廣人類學在中國的發(fā)展的同時，還運用引進的西方理論，開始了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實地調(diào)查研究。1928年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后，即主持開展了對廣西瑤族、臺灣高山族、黑龍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民族的歷史、社會、文化、語言的綜合調(diào)查或?qū)ｎ}調(diào)查。當時，除了中央研究院外，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云南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也分別進行了一些調(diào)查研究工作。具體而言，這些實地調(diào)查主要有：1928年，顏復禮、商承赴廣西和云南調(diào)查瑤族；1929年，凌惠祥赴臺灣調(diào)查高山族；1930年凌純聲、商承祚赴東北調(diào)查赫哲族；1932年，凌純聲、芮逸夫調(diào)查浙江的畬族；1934年，凌純聲、陶云逵調(diào)查云南的彝族；1935年，林耀華調(diào)查福建省福州義序村；1935年，費孝通、王同惠到廣西調(diào)查瑤族；1936年，費孝通調(diào)查江蘇省的開弦弓村；40年代，費孝通、張之毅、史國衡、林耀華、田汝康等在云南調(diào)查。這些調(diào)查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留下了諸如《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之類的一大批有價值的資料。不僅如此，在實地調(diào)查的基礎上，還產(chǎn)生了一批優(yōu)秀的研究論著，例如費孝通的《江村經(jīng)濟》（1939）、《祿村農(nóng)田》（1943），張之毅的《易村手工業(yè)》（1943），史國衡的《昆廠勞工》（1946）、田汝康的《芒市邊民的擺》（1946），林耀華的《涼山彝家》和《金翼》（1947）等等。三、中國人類學的停滯階段20世紀50至70年代是中國人類學走入低谷直至停滯的階段。建國后，由于極“左”思潮的影響，人類學連同社會學等學科一道，被作為“資產(chǎn)階級偽科學”予以取締，原來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學者，有的改行，有的在院系調(diào)整時轉(zhuǎn)到了民族院校，在民族學的學科名義下，專門從事對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研究。在此期間，在有關部門的組織下，中國的民族學界開展了三次大規(guī)模的少數(shù)民族調(diào)查，即民族識別、少數(shù)民族語言調(diào)查和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這一階段的民族學研究工作，主要也就是圍繞著這三次大調(diào)查而進行的，其成果集中體現(xiàn)在調(diào)查后編寫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五種叢書”上，即《中國少數(shù)民族》、《中國少數(shù)民族簡史叢書》、《中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簡志叢書》、《中國少數(shù)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叢書》、《中國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資料叢刊》。在理論建設方面，由于極“左”思潮的干擾，中國民族學界在此期間一直奉蘇聯(lián)民族學理論和方法為圭臬，對西方人類學理論則一概棄置不用，從而形成了“蘇維埃學派”一花獨放的局面。最終造成了中國民族學理論的嚴重滯后和與世界人類學、民族學發(fā)展水平的脫節(jié)。不僅如此，“文革”期間，民族識別和民族研究工作還一度被迫停止，學校里的教學活動難以正常開展，科研機構也被撤消或歸并，許多民族學家被迫改行。這種狀況直到70年代末才告改變。四、中國人類學的恢復和發(fā)展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是中國人類學恢復和發(fā)展的階段。1981年，中國人類學學會成立，標志著人類學研究在中國的恢復。同年，中山大學恢復人類學系；1984年，廈門大學人類學系成立；1988年 ，云南大學開辦人類學專業(yè)，1996年成立人類學系。這一切，都昭示著中國人類學在新時期的發(fā)展。參考文獻：陳國強主編：《簡明文化人類學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童恩正：《文化人類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少英：《社會—文化人類學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編寫組：《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陳國強：《中國人類學》，中國人類學會編印，1996年。24 /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