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訴訟從刑、民事案件評析美國訴訟制度-資料下載頁
2025-05-11 23:53本頁面
【正文】 種族歧視的言詞，把警方說成故意栽贓陷害辛普森。所以，有人預言，如果在那種氛圍下判辛普森有罪，洛杉磯可能再發(fā)生一次大暴動。而民事案件的審理則是在以白人居住為主的圣塔莫尼卡法院進行，其審判時的外部氛圍則相對來講要寬松平和得多?！ ∮斜匾u析的另一問題是，根據(jù)正當程序的要求，被告人的同一罪行只能被審判一次。這來自于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遭受生命或身體的危害”的規(guī)定?；谶@一規(guī)定，在刑事陪審團對辛普森作出無罪裁決后，即使以后再發(fā)現(xiàn)其所犯這一罪行的確實證據(jù)，控方也無權就這一罪行再提出控訴。換言之，刑事陪審團的無罪裁決使辛普森永遠地躲過了牢獄之災，控方和法院無論如何都再也不能追究辛普森的刑事責任。就此而言，實在與我國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和我們的價值觀念相去甚遠。我們的法律更強調(diào)的是懲罰犯罪，我們的新刑事訴訟法仍然在審判程序之后規(guī)定了審判監(jiān)督程序，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發(fā)現(xiàn)確有錯誤的，均可依法提出抗訴，從而由法院對案件進行再審。人民法院自身也可以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再審的問題。當事人等可依法對已生效裁判案件提出再審申訴，對符合條件的申訴，法律規(guī)定法院應當再審?！?〕可見，我們更強調(diào)的是實事求是、罰當其罪，是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正因為這種法律規(guī)定和觀念的長期熏陶。對我們來講， 難以接受辛普森將永遠逃避刑事制裁便很自然。而在美國，正當程序權利至高無上，之所以被告人的同一罪行只能被審判一次，是因為法律程序已給予公訴人充分合理的機會和時間去履行職責以證明被指控的罪行。公訴人的唯一選擇只能是竭盡全力以充分把握這一機會，所謂“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由此亦可看到，在美國正當程序?qū)Ρ桓嫒巳藱啾Ｕ弦堰_到相當高的程度。這與其刑事訴訟的目的也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所謂刑事訴訟的目的，是以觀念形式表達的國家進行刑事訴訟所期望達到的目標，是預先設計的關于刑事訴訟結果的理想模式。〔5〕就訴訟目的之根本而言，乃是維護國家法律根本制度和統(tǒng)治秩序。而犯罪是一種社會沖突。刑事訴訟通過刑罰對此沖突的解決并不見得能夠真正清除沖突主體對法律制度和社會秩序的對抗心理，甚至還有可能加劇這種對抗心理以至引發(fā)更激烈的沖突。這顯然有悖于刑事訴訟的目的。為了盡可能清除、平和這種對抗性心理，在刑事訴訟中尊重被告人主體人格，給予其盡可能的公平待遇和充分的訴訟權利及防御性手段，并保障其不被兩次置于受審判的危險境地便顯得重要而又必要。對被告人的人權保障，從根本上看，實際上也是對所有社會成員基本權利的保障，“在程序方面降低對被告的法律保護程度，其危害在于對一切被告的法律保護都會被削弱?！薄?〕進而，也意味著對所有社會成員基本權利保障的削弱，而這樣顯然不利于維護國家法律根本制度和統(tǒng)治秩序。然而，筆者還認為，人權的保障絕不能僅體現(xiàn)于對被告人，而也應體現(xiàn)于對被害人。如前文所述，雖然尼科爾和戈爾德曼兩名受害人的親屬終于在民事訴訟裁決中聽到了他們所期待的聲音，勝訴的民事裁決使他們盡可能地報復和刺痛了被告，但他們依然認為再多的錢也無法令他們的親人死而復活，無法補償他們家庭所承受的損失和打擊，他們并未真正尋求到正義，正義應是對辛普森的刑事制裁。統(tǒng)觀該案刑、民事訴訟，完全不同的訴訟結果在客觀上相對平和了矛盾雙方彼此及其對社會的對抗性心理，也使美國黑人與白人之間種族矛盾未直接升級而影響美國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但這并不意味著在該案訴訟中實現(xiàn)了保障被告人權利和被害人權利的統(tǒng)一。而忽視對被害人人權的保障，同樣會引起他們及親屬對罪犯、對社會、對國家的極大不滿及報復心理，進而同樣也不利于維護國家法律制度和統(tǒng)治秩序并阻礙訴訟目的的實現(xiàn)?！ ≡谛淌略V訟中，必然存在著懲罰與保障、控制犯罪與過程正當、實體與程序等多組矛盾，這些矛盾必然導致不同的利益沖突并直接影響著人們的價值選擇。目前，在我國，訴訟模式的調(diào)整與改革是刑、民兩大訴訟法學關注的最熱點課題。而訴訟模式的選擇，關鍵取決于我們的價值取向。辛普森案件至少讓我們更生動、更全面、也更深刻地了解了采用對抗制的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美國的刑、民事訴訟制度。同時，它也令我們深思：我們究竟應從美國訴訟制度中借鑒什么以完善我們的訴訟制度?在訴訟中應如何充分實現(xiàn)對被告人的人權保護和對被害人的人權保護以及如何實現(xiàn)二者的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如何處理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關系?如何處理“一事不在理”的訴訟原則和“實事求是、有錯必究”的關系?歸根結底：我國刑、民事訴訟的價值取向和目標究竟應如何確定?筆者認為，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回答，無疑對我國訴訟模式的最終定位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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