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僚體制的常規(guī)機制依然運轉如常（黃仁宇，1997）；當天子欲有所作為，而常規(guī)機制成為束縛時，則可以另辟蹊徑，啟用運動型機制。惰性與失控是官僚體制的潛在威脅：中國官僚體制的向上負責制和多層次的官僚結構常常導致地方性封閉。由于政府內部沒有真正的競爭市場，人際關系的重要性有利于滋生盤根錯節(jié)的利益集團。歷史上的中華帝國，特別是晚清的簡約國家導致了治理上的無能為力（Kuhn， 2002）。在當代人民共和國時代，國家通過龐大的官僚體制有效地將社會不同群體、領域、地區(qū)組織起來，但由此而來的代價是官僚體制的常規(guī)機制常常導致各種組織失敗，從而不得不更為頻繁地依賴運動型機制中斷和糾正官僚體制的慣性和惰性。因此，運動型治理機制有其特定的歷史意義。隨意干涉權和運動式治理有著極強的動員能力和突變能力，有利于突破已有常規(guī)束縛，轉變已有方向，有助于（暫時）打破地方性壁壘和利益割據。在這一背景下，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的運動型治理機制成為國家治理制度邏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在當代社會，運動型治理機制本身面臨深刻的危機。首先，在體制內部，運動型機制出現(xiàn)了一系列危機：黨務系統(tǒng)的官僚化和政務系統(tǒng)的政治化，使得常規(guī)與運動作為雙重治理機制的邊界越來越不明晰。 一旦運動式治理“長效化”即常規(guī)化，它必然受到官僚體制常規(guī)機制的束縛和同化，表現(xiàn)出政治動員活動儀式化，結果是運動式治理的效果每況愈下。而且，運動型治理機制的制度設施導致了黨政之間、紅專之間、常規(guī)與運動之間的多方位緊張，嚴重影響了組織效率。其次，運動型治理機制與現(xiàn)代社會日益強勢的法理權威摩擦碰撞，十分緊張。卡理斯瑪權威及其常規(guī)化組織形式與當代社會的多元趨勢相悖，與法制理性不兼容；在現(xiàn)代社會科學和民主趨勢沖擊下受到多方質疑和挑戰(zhàn)，難以為繼，反映在信仰危機、公信危機和各類治理危機等一系列險象環(huán)生現(xiàn)象上。而且，行政問題政治化的傾向導致在不同領域中危機頻繁。政治動員和運動式治理為官員、民眾超越常規(guī)渠道的行為和利益追求提供了重要契機，有可能導致無組織的集體行為，威脅統(tǒng)治秩序（Zhou， 1993）。最后，運動型治理機制折射出了國家治理的深層困境，即國家—社會的高度關聯(lián)（tightcoupling）：既然國家的專斷權力必須建立在超自然的卡理斯瑪權威基礎上，而且這一權威必須得到民眾認可，那么國家必須對民眾的信仰、敬畏和恐懼做出反應。在“叫魂”事件中，如孔飛力指出，“普通百姓在上蒼與實際政治之間起著一種調停聯(lián)接的作用”（孔飛力，1999：121），表明“社會上存在著一個有著緊密內在聯(lián)系的文化網絡”（孔飛力，1999：32）。因此，皇帝、官吏都不得不對民眾的驚恐失控做出時常過激和失當?shù)姆磻?。在這里，國家的專斷權力和官僚體制的常規(guī)權力又受到了大眾社會的反制約。 　　本文從中國官僚體制的組織失敗角度討論了運動型治理機制產生的起因，指出運動型治理機制是中國歷史上國家治理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針對官僚體制失敗的應對機制，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有了新的表現(xiàn)形式和規(guī)模。我們的討論隱含著常規(guī)與運動互為因果的循環(huán)過程：官僚體制的常規(guī)機制越發(fā)達，其組織失敗越是凸現(xiàn)，從而更為可能誘發(fā)運動型治理機制；而后者的啟動有可能造成失控局面，打斷社會正常節(jié)奏，迫使國家治理回歸常規(guī)軌道之上。我們也看到，運動型治理機制正面臨著危機，越來越不適應現(xiàn)代社會的演變，受到社會多元化趨勢的挑戰(zhàn)。然而，無論國家治理的意識形態(tài)如何選擇，無論國家領導人如何更替，其面臨的組織困難都是一樣的。欲從根本上解決運動式治理帶來的問題和危機，必須找出新的替代機制來應對和治理官僚體制和常規(guī)機制的組織失敗。若基本治理邏輯未變，替代機制缺失，則運動型治理機制不廢?！　。ㄗ髡邌挝唬好绹固垢４髮W社會學系；文章初稿在2012年7月“第九屆組織社會學實證研究工作坊”上宣讀，得益于曹正漢、馮仕政、劉世定、張靜、周飛舟等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Coase， Ronald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pp. 386405.　　Crozier， Michel， 1964，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isenstad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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