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點上看，晚明文學是其中與之最為密切、最為直接的時代。本課程作為中文系。術界對晚明文學思潮的種種探究，加深同學對學術研究的了解，拓寬學術視野，并較為深入地把握晚明文學的特點。本教案后附有相關的研究資料，供同學課后。五四與晚明，本是兩個相隔遙遠的歷史時期。按照中國史學界的傳統(tǒng)劃分，一個屬于。然而，五四與晚明的關系卻是二十世紀一個熱。學界論爭的焦點五四新文學運動、文學革命是否源自晚明公安性靈派文學或。學的同時，注重發(fā)掘非正統(tǒng)文學如公安、竟陵等的積極因素，試圖重建中國新文學的譜系。1932年，周作人在輔仁大學作過幾次講演，講演整理稿便是《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以晚明文學為言志文學，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是“歷史的言志派文藝運動之復興”。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現(xiàn)。派和五四思想的相通性，強調經濟、文化與文學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

　　

【正文】 ，卻是它不可缺少的先導，是明代思想界由倡理而貶情的程朱理學占統(tǒng)治地位的時期向“以情反理”的進步思想潮流興起時期的重要過渡階段。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 古運動研究》（ 1994）一書是關于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的力作，它把明代復古運動作為三次高潮來敘述，即前七子、后七子和明末陳子龍等三次復古運動，將明代復古運動放到明代文學思潮以至整個中國文學思潮發(fā)展史的廣闊背景中進行考察，認為復古運動打破了明前期以至整個思想文學領域程朱理學一統(tǒng)天下的沉寂局面，開啟了明后期浪漫文學思潮和進步思想潮流的先河，是明代文學思潮和思想發(fā)展由前者演進為后者的必要過渡。明末，由于民族救亡成為壓倒一切的緊迫任務，晚明浪漫主義思潮及整個進步思潮趨于低落，復古主義再次回歸，這次回歸客觀上有助于晚 明浪漫主義思潮及進步思想進行自我反思，轉而更關注社會現(xiàn)實，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想成就，就是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 范嘉晨（ 1993）認為前后七子與公安派并非兩兩對立的文學流派，兩者都崇情抑理，都提倡文學革新，所不同的只是革新的方式、途徑及流程而已，公安派是在七子啟迪下形成并發(fā)展起來的。 史小軍（ 1993）認為七子的復古運動是一場以復古為求新的文學改革和思想解放運動，而非形式主義和擬古主義的運動，反臺閣、反八股、反理學、復興正統(tǒng)文學漢唐氣象和求真、求情、重視民間文學等作為其破舊立新的兩個重要方面，共同形成了復古運動 的內容和目的。另外，他把明七子的復古運動與中國文藝復興聯(lián)系起來。 四、 臺灣地區(qū)學者對七子派 的研究 張健、龔顯宗、邵紅、簡錦松等人都有著述，他們比較集中研究七子派的詩論。此外，有些雖然不是專門研究七子派的論文，也提出有見地的觀點。如周質平（ 1984）認為，不能把七子的詩論與七子的詩等同起來，“評論七子詩論，往往以作品之短，而一并抹殺了理論的價值。”實際上，七子也提倡“質實”、“真情”，反對矯揉和雕飾的。持論相當平正。 香港地區(qū)陳國球的碩士、博士論文都是以明代唐詩學為研究對象，此方面論文甚多，如《唐詩選本與明 代復古詩論》等，專著則有《胡應麟詩論研究》（ 1986）和《唐詩的傳承 —— 明代復古詩論研究》（ 1990），其研究見解獨特而論證平實深入，是較有代表性的成果。 第七章 關于公安派的研究 公安派在晚明曾喧赫一時，然時移事易，在滿清一代，公安派一直受到抑制，從明遺民 22 顧炎武、王夫之到四庫館臣等對之都極為鄙夷。桐城派主張文以載道，自然鄙視“獨抒性靈”的公安派。 一、 早期對公安派的批判 民初，林紓《春覺齋論文》“論文十六條”批評鐘、譚輕儇，“至于公安，不特輕儇，直是院本中打諢”，“蓋古文非可隨意揮灑者 也。一染公安竟陵之習，則終身不可湔滌矣”。另一位桐城派文人劉聲木在《萇楚齋隨筆》中也對公安派加以諷刺，“明末詩文派別，至公安竟陵可謂妖妄變幻極矣。亡國之音，固宜如此，時當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此書卷首有劉氏作于一九二九年的序，此時五四運動已過十年，公安派還在背著罵名。 二、周作人對公安派的 大力 關注 肯定公安派對五四后小品文的影響 五四前后，“異端之尤”的李贄受到了吳虞等人的激賞，聲譽鵲起，而公安、竟陵卻一直“養(yǎng)在深閨”，直至“五四”退潮之后。作為“公安”之功臣的周作人在五四之后，思想出現(xiàn)較大的轉變，更加 重視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tǒng)，公安派進入他的視野，恐怕與構造他自己的文學史有關。因為當時的大氣候是西學占上風，很多人認為五四新文學是歐風東漸的產物。朱自清在《論現(xiàn)代中國的小品文》就說：“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里，確是最與現(xiàn)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xiàn)代散文所受的直接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并舉周作人為例，說明他愛外國的影響大。然而周作人并不這樣看，他在給俞平伯的信（ 1926）中說，“我常常說，現(xiàn)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產品，實在是‘古已有之’，不過現(xiàn)今重新發(fā)達起來罷了”。當然他也不否認外國的影響 ，如在《燕知草》跋中（ 1929）中就說“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這樣的敘述策略正是知堂為建立自己的文論系統(tǒng)而來，與朱氏的說法互為表里。 確立公安派的地位 1932 年，周作人應輔仁大學之邀，作《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演講。至此，他的文學史圖像逐漸清晰，公安派的地位也逐漸得到確立。周氏認為“言志”與“載道”的相互消長便構成了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流程。作為“言志派”的公安派則是揭了反抗前后七子復古文學的旗幟?！蔼毷阈造`，不拘格套”是公安派的主張，并認為和胡適的主張相差不多。 周氏弟子任 訪秋的研究 任訪秋 先后發(fā)表了《中郎師友考》（ 1931）、《袁中郎評傳》（ 1932— 1933）。 1935年，任氏入北大研究院讀書，選題便是《袁中郎研究》，而導師即為周作人。在《中郎師友考》中，任氏本著不識其人，先觀其友的態(tài)度，認為“公安派對于晚明的文學上影響得非常的大，而中郎為公安派首領，所以現(xiàn)在不僅光把中郎的師友略歷考證一下就算完事，而且還要更進一步的看他們的主張同行為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與他們彼此間相互的影響生出的結果如何，這樣才可以了解中郎，才可以了解公安派”。其中雖提到李卓吾，但并沒有特別標舉的意思。在 《袁中郎評傳》（ 1933）中認為袁氏兄弟受 23 李卓吾的影響非常大，“在思想上同作品上，可以說中郎見了他這才立定了自己的腳步”，在“中郎的思想”一節(jié)，述中郎思想的淵源，說明他受心學、佛學、楊朱的影響，但未標出李贄與公安派的聯(lián)系。其實在周作人那里雖是屢次提到卓吾，但一直是注重其反正統(tǒng)的思想，但未提及其與公安派的關系。這種狀況，一直到嵇文甫《左派王學》一書出版才得以改變。在“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一節(jié)中，任氏在評說的過程中也是把前后七子置于公安派的對立面，以此來說明公安派興起的原因，認為公安派主張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反 對摹擬因襲，主張獨抒性靈。認為他們的主張，“就是拿三百年后的文學上的原理去批評他們，去衡量他們，也不能不說他們是對的，同時對他們也不能不抱著相當?shù)木匆狻?，至于五四文學革命，“其主張差不多與公安派的都一樣，這也許不是受著公安派的影響，而是偶然的暗合吧”。在評傳中，任氏還把公安派與英國的浪漫派文學相比，認為他們相同之處在于酷愛自然，打破傳統(tǒng)思想，對于古典派的攻擊，對于民間文學的尊重和采納俗語俗字。任氏是較早建立起晚明與浪漫主義聯(lián)系的人。 三、 《袁中郎全集》在 三十年代 出版 ， 形成公安派研究一次小小的高潮 林語堂在 上海先后創(chuàng)辦《論語》、《人間世》和《宇宙風》等刊物，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人間世發(fā)刊詞》）的性靈小品，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林語堂等人抬出明人作標榜，此外，劉大杰、阿英等人也多有介紹晚明小品之作。一九三四年，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了劉大杰編訂，林語堂校閱的《袁中郎全集》，周作人、郁達夫、阿英等人作序，可算是公安派研究一次小小的高潮。 林語堂 對左翼人士攻擊性靈文學的反駁，為翻印袁中郎作品張揚。 “一則，清初以來，袁中郎倒霉，這派文學沒傳下去，大家又去作正宗文章，翻印出來叫大家容易看得到，替袁中郎 出出氣；二則，這些文章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謂‘那樣的舊而又是這樣的新’??三則，文化是有源流的，不溯其源，無從知其流??”針對左翼人士對性靈文學的攻擊，林氏質問到，“難道國勢阽危，就可不吃飯撒尿嗎？難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噴人，始見得出來志士仁人之面目嗎？恐怕人不是這樣一個動物吧。??況且孔子之時，世風也不勝于今日，孔子尚且有聞人歌而必和之之閑情別致，你能說孔子亡國嗎？” 周作人在序中褒揚 中郎是明季新文學運動的領袖，贊揚他反抗正統(tǒng)的“賦得”文學的功勞。 對于袁氏的作品，周氏分別觀之，“中郎的詩，據(jù)我這詩的門外漢看來， 只是有消極的價值，即在他的反對七子的假古董處。雖然，標舉白樂天、蘇東坡，即使不重模仿，與瓣香李杜也只百步之差，且那種五七言的玩意兒在那時候也已做不出什么花樣來了，中郎于此不能大有作為原是當然，他所能做的只是阻止更舊的保持較新的而已?！薄霸谏⑽姆矫嬷欣傻某煽円玫枚?，我想他的游記最有新意，傳序次之，《瓶史》與《觴政》二篇大約是頂被人罵為山林惡習之作，我卻認為這很有中郎特色，最足以看出他的性情風趣，尺牘雖多妙語，但視蘇黃終有間，比孫仲益自然要強”。公安以詩名派，周作人卻重其散文，可謂獨具慧眼。周氏在序中還反駁了 指 24 責公安派為亡國之音的說法。 郁達夫序云， “公安袁氏兄弟三人，獨能于萬歷詩文疲頹之余，自樹一幟，冼盡當時王李的大言壯語，矯揉造作，以振衰起絕而論，他們的功業(yè)，也盡可與韓文公比比了”。竟將公安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公相提并論，評價不可謂不高。 劉大杰（ 1934）認為公安派在復古主義潮流下，“一方面努力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同時又鼓吹新文學的理論，正式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向模擬的古典主義，加以激烈的反擊，創(chuàng)造新的浪漫文學的人，是公安派的領袖袁宏道”?！爸欣傻膽B(tài)度，雖是消極，然而他對當時的政治、社會，并沒有完全忘記。在他 的詩文里，時常流露出極其哀痛極其憤激的句子。” 以魯迅為代表的 左翼文人對不顧世情、提倡閑適 文學 的批判 左翼文人認為 ，在風沙撲面、豺狼成群的世情下， 應主張 如匕首如投槍的戰(zhàn)斗的小品文。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 1933）中說“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了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閑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痹凇丁罢刑闯丁薄罚?1935）中認為被性靈派肩出來作招牌的袁中郎被撕破了衣裳，畫歪了臉孔，“現(xiàn)在的袁中郎臉 孔究竟畫得怎樣呢？時代很近，文證俱存，除了變成一個小品文的老師，‘方巾氣’的死敵而外，還有些什么？”“中郎還有更重要的一方面么？有的。??中郎正是一個關心世道，佩服‘方巾氣’人物的人，贊《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此文雖短小，但解放以后幾乎成為對袁中郎研究的定性之作。 阿英 的辯證批判 阿英 一方面大力提倡介紹晚明文學，一方面又與周作人、林語堂等保持距離，而在精神上是魯迅一翼的，他的研究晚明，有從內部反戈一擊的用意，在《袁中郎全集》序中，他認為“中郎是可學的，在政治上，應該學他大無畏的反抗黑暗，反抗 暴力，反對官僚主義的精神。在文學上，應該學他反對因襲，反對摹擬，主張創(chuàng)造的力量，以及基于這力量而產生的新的文體。要批判的學習中郎，要發(fā)展的去學習中郎”。這一番話很有些辯證唯物的意思，說明阿英是站在左翼一邊介紹公安派的。 獨立于左右兩翼之外的有保守傾向的錢基博、宋佩韋，他們在三十年代各著有一部明代文學史，對公安派的評價仍然承襲清人的正統(tǒng)觀點，加以鄙薄。 嵇文甫 論公安三袁與左派王學的關系 嵇文甫 是中國較早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思想史的人，他在《左派王學》（ 1934）中第一次用唯物史觀系統(tǒng)地研究王學左派，也是第一 次明確地建立起公安派和王學左派的聯(lián)系。 1936 年嵇氏又在《文哲月刊》上發(fā)表了一題為《公安三袁與左派王學》的專論，較詳細地論證了中郎兄弟與王學左派思想的關系，尤其是三袁與李卓吾的聯(lián)系得以建立。此前雖也有人如任訪秋提到李卓吾，然其間聯(lián)系尚不明晰，嵇氏此論一出，脈絡大明。但嵇氏的話并未說死，他只說中郎兄弟與王學左派有聯(lián)系，與卓吾關系頗好，只說“中郎兄弟提倡性靈，崇尚自然，重‘趣’，重‘韻’，每以醉人和嬰兒作比，而出入儒釋之間，顯然具浪漫主義的精神，和左派王學氣味最為 25 接近”。嵇氏也指出“中郎兄弟對于左派王學并不是一 概追隨的”，“原來中郎兄弟禪凈雙修，對王學的極左派頗有微辭”。但是他只說公安派和左派王學及卓吾等人聯(lián)系多，氣味接近，并未明確說左派王學及卓吾對公安派具有指導意義?？上Т它c未引起注意，后來的大多數(shù)文學史家接受了左派王學一說，且認定了其對公安派的影響及指導意義。 容肇祖 的研究 容肇祖 于 三十 年代 尚未接受馬克思主義，其《李卓吾評傳》（ 1936）曾提到公安三袁曾問學于李贄，“因此而看，然則公安派的創(chuàng)新的文學見解，或不能沒有受到李贄的影響”?？梢娙菔显诠才膳c李贄關系問題上也是用推測和含混的口氣，并未說死。 鈴木虎雄 明確提出李贄對公安派具有指導意義的說法 。 他在《李卓吾年譜》中已透漏這一消息，作為年譜的翻譯者，朱維之可能受到鈴木氏的影響，因此他更明確地提出，“公安派底文學主張是受卓吾啟發(fā)的，公安派底文學運動是由卓吾指導的?！? 劉大杰在三十年代重印《袁中郎全集》時，并未注意到李卓吾和三袁的關系，也許是受了嵇文甫等人的影響吧，他四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就表明了這種傾向，“晚明浪漫思潮的起來，一，自然是擬古派詩文的腐化的直接反動，其次是受了當代浪漫哲學的間接影響。??王陽明死后，稱為王學的左派，更能發(fā)揮這種浪 漫的精神。??稱為公安派的三袁都是卓吾的弟子，繼承卓吾的思想，表現(xiàn)于文學的理論中，造成強有力的反擬古愛自由的浪漫精神?！? 四、 五六十年代的 公安派 研究 蕭條 ， 有的也 大抵是肯定它的反復古，尊重個性，要求解放，而批評他們的不關心民生，回避現(xiàn)實。 徐銘延（ 1958）認為公安派的思想是淵源于王學的左派，“袁氏兄弟思想中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而消極方面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即不能“進行徹底的斗爭，甚至故意回避現(xiàn)實”。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也是在和復古派斗爭中確立的，他的缺點是只強調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