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在產業(yè)組織、企業(yè)理論、經濟增長、反壟斷理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發(fā)表了500多篇學術論文和20多本著作，其中有些著作被翻譯成多種文字。Blinder生于1945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在MIT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自1979年以來，Blinder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1989年至1990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主任；1993年至1996年間，先后擔任美國總統(tǒng)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副主席。Blinder發(fā)表有多種專著和學術論文，在人力資本和勞動供給、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確定性和一般均衡等方面都有重要貢獻。Baumol和Blinder合著的《經濟學：原理與政策》初版于1979年，也是美國等國家最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之一（就我所知，本書有澳大利亞版），多次再版，到1997年已出到第7版。本書的最大特點是敘述上的“問題導向”和“政策導向”。作者認為，學習經濟學的最好方法是“從問題到理論”，而不是相反。為此，本書的每一章都從一個具體的、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問題或現(xiàn)實問題開始，然后通過深入淺出的經濟學分析，使你走出迷霧。這樣做不僅提高了讀者讀書的興趣，而且可以加強讀者對所學內容的記憶。如果你能記住本書作者所歸納的經濟學的12個基本觀點，你將終身受益。保羅．薩謬爾森（Paul Samuelson）是當代經濟學泰斗，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T經濟系的創(chuàng)始人。他的《經濟學》第1版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有50多年的歷史。在50多年的時間里，他的《經濟學》不斷再版，被翻譯成包括中文、俄文、日文、法文、德文在內的數(shù)十種文字，風靡全世界，是有史以來發(fā)行量最大的經濟學教科書，教育和影響了數(shù)代經濟學家、政治家、企業(yè)界領袖、新聞記者以及眾多的普通人。難怪他自豪地說：“如果我能為一個國家寫經濟學教科書，我并不在乎誰為它寫法律，誰在為它起草條約?！彼_繆爾森本人對他的《經濟學》的修訂到第14版（1992年）。1995年，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WilliamNordhaus的入盟，使得《經濟學》沒有隨薩繆爾森本人的衰老而衰老，而繼續(xù)以主流經濟學最前沿的教科書身份暢銷全球。你現(xiàn)在看到的是該書的第17版。盡管這三本教材所敘述的經濟學原理并無大的差別，但由于每個作者的個人偏好和學術風格不同，在敘述方法、切入角度、材料的取舍等方面還是各有千秋。不同書中用于說明同一原理的有些材料互為補充，有助于加深讀者對基本理論的理解。據(jù)悉，這三本書由18位國際著名商學院的教授聯(lián)合推薦作為中國MBA及經濟學／管理學院的首選教科書。我個人學習經濟學多年，可以說是經濟學的老學生了，但現(xiàn)在再拿起來讀這些入門書，仍感有不少新的收獲。事實上，當我在為博士生備課時，常常要翻一翻這樣一些經濟學入門書以在理解上“溫淺而知深”，講課時深入淺出。美國著名經濟學家Herbert Stein說：絕大部分可用于指導公共政策的經濟學都在本科生的經濟入門教程中。我的經歷告訴我，他的話是對的。如果你的經濟條件許可，我建議你不妨同時擁有這三本書。我的經驗是，讀三本由不同經濟學大師寫的同一類型的教科書要比讀三遍同一大師寫的同一本書收獲大。你可以從任何一本書開始，然后在每一部分對照閱讀。特別地，當你對一本書的內容難以理解時，最好看看另外兩本書上是如何寫的。你大概有過這樣的生活經歷：見過一次面的人沒有給你留下什么印象，但在另一場合再次謀面后，他就深深印在你的腦海中。讀書也是如此。當然，如果經濟條件不允許，你買其中的一本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能記住我一開始說過的話：讀書最大的成本是時間而不是書價。要買好書，不要買便宜的書。現(xiàn)在，你可以作出自己的決策了。第四篇：2011夏季達沃斯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發(fā)言實錄新浪財經訊 9月15日上午消息，以“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為主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即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9月16日在大連舉行，新浪財經進行全程直播報道。以下為中國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發(fā)言實錄。主持人田薇：很長的單子，最重要的問題，郭先生也談到了，張教授請您解讀一下，這么多的任務，哪些是最重要的，而所有這些任務似乎又是枝纏盤結的，都在一起，如何找到一個突破點？張維迎：最重要的是改革本身。我簡單評論幾句，他講到教育，講得非常中肯，整個幾十年的教育是失敗的。這個失敗，教育作為培養(yǎng)人，培養(yǎng)自主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沒有注意，培養(yǎng)有道德的人沒有注意。如果所有的學校都取消了，包括連小學、大學全取消了，中國人的知識水平會大大降低，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會大大提升。這一點一直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從小學開始，每一步走過來，都培養(yǎng)大家在說假話，這個實際上影響到我們的國民素質，現(xiàn)在講到我們的很多企業(yè)，學校的信任沒有的時候，沒有真正反思這個問題。其他方面，可能并不一定跟曉強主任的觀點一樣。規(guī)劃和計劃，過去60年沒有什么成功的，如果看一下歷史，看一下前5年，每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長20%、30%，你單年都計劃不出來。從全世界的情況來看，計劃這個東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聰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當然現(xiàn)在對它給予這么多的希望，我想在中國的體制下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國仍然是政府在主導經濟的發(fā)展。針對這個計劃有幾個問題需要講。第一個，我自己多次談到，我們用的擴大內需是一個錯誤的概念，我們真正要做的是開發(fā)國內市場，因為擴大內需，經常會倒向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國經濟發(fā)展起來。而中國經濟真正發(fā)展需要開放市場，開放市場要靠企業(yè)家精神，這個企業(yè)家精神是政府給不了的，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給不了的。與此相關，需要創(chuàng)新，需要產業(yè)升級，需要創(chuàng)新，從歷史看靠政府不可能創(chuàng)新的，我們很多產業(yè)政策實際上導致的后面變成尋租的政策，我們給某一個產。某一個技術有一些優(yōu)惠，很多人編項目，編完以后，從我們國家政府那領了一大筆錢，幾千萬，幾個億，去干別的事。大家去調查，非常普遍的。產業(yè)升級也是這樣，我們叫喚多少年產業(yè)升級為什么做不起來？是我們沒有真正依靠市場，依靠競爭。什么時候升級？這些企業(yè)生存不下去的時候，現(xiàn)有資產生存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升級。當然，要給它長遠積極性，如果對未來，對明年、后年沒有抱有希望，它也不會去升級。所有這些東西都需要改革，而目前的情況是我們“十二五”規(guī)劃看硬指標多，而真正的改革這方面有強調，但是沒措施。這是比較遺憾的一點。主持人田薇：特別為今天到來的國際上的朋友解釋一下，張教授在中國是非常著名的對市場的支持者，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剛才的話。您剛才講的五年計劃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我昨天碰到一個法國朋友，他跟我說，因為法國從十多年前他們自己的五年計劃就取消了，他說你們中國有五年計劃真好，至少能修公路，由一個計劃來進行基礎建設，我們國家現(xiàn)在沒有了。當然他并不代表法國政府的態(tài)度。主持人田薇：今天的時間非常有限，但是在我們給大家提問的時間之前，還是請允許我最后問一個問題給張教授和王總編。一位從經濟角度，一位從社會角度，昨天總理說了一句話，他說“如果通貨膨脹同貪污腐敗結合在一起，足以影響社會的穩(wěn)定和人心的背向”。通貨膨脹和貪污腐敗無論是中國民眾還是國際社會都是非常關注中國的話題，兩位從各自的角度，和“十二五”計劃相結合，非常簡單地說一下。張維迎：這個問題留給波明。剛才說到責任，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責任是改革自己的體制，給中國公民更多的自由，是建立民主法制的社會，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從全世界和人類共同角度來講始終是重大的憂患。要改革，機構的問題非常重要。1982年建立了國家體改委，目的是改革計委，改掉計委，到1998年體改委改成體改辦，2003年，體改委反到被計委吃掉了，就是現(xiàn)在的發(fā)改委。自體改委消失之后，中國的改革速度大大減緩，最后停滯以至于倒退。所以我要強調的是，要真正啟動改革，恢復一個體改委或者類似體改委的組織是非常重要的。體改委在那個時候不是體改委的人本身多么地聰明，多么地積極，而是他的工作，任何部門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后都要經過體改委認可之后，才能得到最高領導的批準。現(xiàn)在的情況是任何一個部門提出一個方案，沒有任何的跟它辯論的機關，沒有一個駁回的機關，這樣的話名義上進行了改革，各部門經常打著改革的旗號，實際上干著反改革的勾當。這個是非常重要，不是我的新觀點，我已經呼吁很多年了，一句話，要中國啟動改革，就要恢復類似體改委這樣的組織。同時現(xiàn)在發(fā)改委的權利真的太大了，對發(fā)改委本身也不好。提問：你好，我是來自中國報道的記者，我叫孫玲(音)。現(xiàn)在經濟衰落情況下，中小企業(yè)受到的沖擊很大，現(xiàn)在在生產成本提高、貸款很難的情況下，發(fā)改委和銀行將會有哪些措施激發(fā)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活力？謝謝！張維迎：我再補充一點，大家只看到大與小，中國很多是國與民，中國大部分是民營企業(yè)，它們貸款難不僅因為他們小，或因為他們中，而是還因為他們民。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國有企業(yè)都變成民營企業(yè)，我想中小企業(yè)貸款的難度就會大大降低。主持人：美國也有中小企業(yè)貸款難度？張維迎：是這樣，但是不像中國這么難。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日16日在大連舉行。作為本屆達沃斯的參會嘉賓，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無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學界人士，論壇期間，他屢屢以驚人之語闡述市場經濟理念。也許這些言論對于張維迎這樣一位精通市場經濟精髓的人來說屬于基本常識，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擴散，各國政府通過救市等措施不斷的擴展自己權力，凱恩斯主義重新盛行，國內經濟面臨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張維迎的如此不遺余力的頻頻發(fā)聲，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目前狀況的焦慮。本報對張維迎在2011年夏季達沃斯上的言論做了部分摘錄，以饗讀者。很多錯誤政策，都是我們的無知造成的。當年搞計劃經濟就是無知的表現(xiàn)，當然現(xiàn)在繼續(xù)搞計劃經濟，很大程度上是無恥的表現(xiàn)。土地應該私有化，這樣可以真正保證農民利益，現(xiàn)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滿了強盜邏輯。我沒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許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權力減少了。國家利益只是一個說辭，真正的國家利益是民眾利益。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權和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導致。政府搞那么多經濟開發(fā)區(qū)，本身就是笑話，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國都是經濟開發(fā)區(qū)。應該把開征新稅種的權力和任何對稅進行調整的權力，交由全國人大。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的重要內容，甚至說是前提條件，是對政府征稅能力的約束。并非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會伴隨國進民退。1929年大蕭條與2009年危機都導致了政府干預增加，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帶來的是市場力量加強，因為當時大家正確認識到危機發(fā)生是因為政府干預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