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了一個傭人。胡適常對人言，吾等留學生，在外代表炎黃子孫，不可只圖省錢，而須處處注意吾等形象，免為西人歧視也！自己留學在外，對胡適當年此言有直接的體會。身邊的一些中國學生，千方百計地省錢，自己衣食節(jié)省無可厚非，但尋機貪圖小便宜，遭外人背后議論，實在令人為之汗顏！我是農(nóng)村里走出來的孩子，當然不會揮金如土，但因?qū)ψ约旱纳钯|(zhì)量有一定要求，而且相信千金散盡還復(fù)來，決志不做金錢的奴隸，所以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只求稱心，不圖省錢，由此雖落下個“懂得享受”的惡名，也不以為意。但即便是如我這般消費，每個月的獎學金還是能頗有結(jié)余，而一些中國學生想著靠省下的獎學金將來買房買車，實在令人不解。且不說現(xiàn)在房價已漲，省下的錢實在杯水車薪，買不了幾平米，就算高瞻遠矚，未雨綢繆，也應(yīng)該是在學業(yè)上用功，將來謀個好差使，拿高工資，那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m當年回國到北大任教的時候，也沒聽說兜里帶了多少錢回來啊。活著應(yīng)該享受每一天，年輕的時光更是彌足珍貴，為了三十歲之后的事情，虧待自己大好的年華不說，還養(yǎng)成個小器愛占便宜的毛病，甚至于有失國人臉面。兩相衡量，實在覺得不值。胡適被后人譽為一代大儒，社會導(dǎo)師，大學問家，學貫中西，但其實他的國學功底一部分是在出國前奠定的，另一部分則是回北大后“補課”的。在美國的幾年，據(jù)羅織田推測，可能并沒有認真讀多少書。先是在康奈爾，書沒讀好，倒是成了校內(nèi)小有名氣的演說家。后來轉(zhuǎn)學到哥大，應(yīng)酬不減反增，平均每天要寫好幾封信。記得以前讀胡適的留學日記，他常自責不安心讀書，朋友來信中也常勸他好好讀書。說胡適在美國沒有讀書自然不可能，但從日記中按圖索驥，其這一時期所讀之書，要是比起陳寅恪吳宓等來，就顯得黯然了。胡適日記中記載其與友人打牌、喝酒，動輒半天，多不甚舉。如此留學之胡適，后來竟能得享大名，成為引領(lǐng)時代潮流之人物，雖有時勢造英雄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胡適本身聰慧過人，又早懷做“社會之導(dǎo)師”之宏志，為此亦做了相當?shù)臏蕚?。胡適讀書博雜而不精，自己亦承認此為生平大過，但要成為一代之精神導(dǎo)師，必須是個通達之才，而不能只是一個專功之家，而胡適于專業(yè)學習之外尤關(guān)注現(xiàn)實政治，實為其歸國后呼風喚雨奠定了基礎(chǔ)，這些又是陳寅恪吳宓等所不及的。讀至此，不禁想，“浪子回頭金不換”，胡適雖在美國虛度了些時日，但后程發(fā)力，終成名山大業(yè)。但當年，中國雖處內(nèi)憂外患之中，沒拿學位的胡適尚可回北大任教，既而掀起一次影響深遠的思想運動，且在其后的歲月中縱橫議論，針砭時弊，還差點參選了總統(tǒng)，其一生可謂傳奇而多彩。試想今日回國之留學生，雖有絕世之才干云之志如胡適當年者，安得成就如彼之洪業(yè)乎？思之不禁 “西北望長安”，一聲嘆息爾。第四篇：讀胡適文章有感(一)近日翻看胡適的著作，讀到了他的《我們走那條路？》（載《胡適論學近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這篇文章最初發(fā)表在1930年《新月》二卷10號上。記得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那樣一個文化躁動不安的時候，我就讀過這篇文章（大概收在臺灣出版的一本胡適的文集上）。心境不同，感受也迥異。當年還是鹵莽青年，一心想著反傳統(tǒng)；如今已是身心俱老，愈加覺得傳統(tǒng)的可愛。初讀胡適文章，為其傾倒；今天再來讀，倒更愿意保持距離了。自晚清以來，“認識老中國，建設(shè)新中國”始終是縈繞國人心頭的一個結(jié)。胡適的這篇文章就是想回答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至今也未過時，所以胡適提出的觀點仍不失討論的價值。胡適提出：“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究竟我們應(yīng)該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他認為，這就需要解決兩個問題：“我們第一要問，我們要鏟除的是什么？這是消極目標。第二要問，我們要建立的是什么？這是積極的目標”。問題是胡適找的病根是否準確？開出的藥方是否有效？胡適認為，我們要鏟除打倒的是所謂“五大仇敵”，曰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不過這實在沒有說到點子上。變革也罷，革命也罷，改良也罷，其目標都不是這些，因為它們的存廢不過都是結(jié)果，而非根源。魯迅當年學醫(yī)改行，就是個例子。醫(yī)術(shù)固然能夠醫(yī)好人身上的病，但醫(yī)不好社會的病。而且這些社會痼疾不是哪個社會制度特有的，不同的制度下它們只是表現(xiàn)不同、程度各異而已。大同社會當然不在此列。胡適的社會改良思想是一種西醫(yī)式的思路，即針對的是癥狀而非根本的原因。未來的出路何在呢？胡適說：“我們一開始便得解決一個歧路的問題：還是取革命的路呢？還是走演進（evolution）的路呢？還是有第三條道路呢？——這是我們的根本態(tài)度和方法問題?！彼J為，所謂演進的路是自然而然的非人為的進化，其弱點一是不經(jīng)濟、過于緩慢，二是演進的結(jié)果總是保留下許多舊制度的殘余。與此相比，革命的路則沒有這個缺點，因為它借助于“人功促進”，人為的成分為多。但胡適把革命區(qū)分為兩種：一是和平的人功促進，一是暴力的人功促進。他堅決反對后者，認為暴力革命只能帶來以暴易暴的破壞，而不能造成建設(shè)性的后果。他說：“我們都是不滿意于現(xiàn)狀的人，我們都反對那懶惰的‘聽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們也不能不反對現(xiàn)在所謂‘革命’的方法”。基于這種判斷，胡適認為唯一能夠接受的選擇，既“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號標語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這種所謂的“自覺的改革”，在胡適看來，“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dǎo)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其實，胡適的改良藥方說到底仍然偏重于演進的路，只是加上了自覺的成分而已。這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識背景和學術(shù)訓(xùn)練對其文化態(tài)度的影響。早年去美國留學，最初學的是農(nóng)學，得了自然科學的訓(xùn)練，這種底色不能不影響到他的方法和預(yù)設(shè)。再就是他的美式自由主義立場，也使其難以接受革命的路，只能選擇改良的路。他的主張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哈耶克和波普爾的政治哲學。中國的革命的確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后果，但是否因此就證偽了它的歷史合法性呢？鄙人認為不能輕率地作肯定的回答。這不僅是由于歷史不能假設(shè)，更是由于如何看待革命的歷史真實性才恰當?shù)膯栴}。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告別革命”的觀點是革命“幻滅”后向當年胡適立場的一種回歸。但問題是，革命者對革命的理解可能有誤，對革命的操作也可能不當，但這同革命本身有否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