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力突破犯罪分子所設置的反偵查屏障，從而打消犯罪分子的僥幸心理；三是提高刑罰的及時性。由于職務犯罪案件取證難、涉及面廣，犯罪分子社會關系網復雜等原因，對一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從立案偵查到對犯罪分子定罪量刑的過程往往時間過長，久拖不決，從而使犯罪分子得不到及時制裁，造成犯罪分子對“犯罪刑罰”這一對應關系感覺不靈敏，從而降低刑罰的懲罰功能和威懾效應。四是要加大刑罰的懲罰力度。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職務犯罪運用法律上應堅持“從嚴治吏”原則，即：可起訴可不起訴的應起訴，可判緩刑可不判緩刑的應不判緩刑等，對犯罪者予以嚴懲，從而取得特殊警誡作用。（五）學習借鑒國外經驗，力爭反腐國際化。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也給了腐敗分子進行跨國合作的可乘之機。一些政府要員和其他腐敗分子，利用職權為境外的黑社會通風報信，充當保護傘，進行洗錢活動；也有一些腐敗分子經常利用國外資金帳號肆無忌憚地收受賄賂，同時又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為外國投資者提供非法的便利條件，慷國家之慨；還有的勾結外國反動勢力非法進出口各種貨物，而事情一旦敗露，就利用國外的關系迅速逃離本國，或者將贓款轉移到國外等。因此，預防職務犯罪一是要進一步與國際接軌，使反腐國際化；二是要借鑒一些預防職務犯罪較好的國家或地區(qū)的有效經驗、做法。如香港廉政公署采用了對即將出臺的政策法規(guī)事先審查，防止出現(xiàn)可能誘發(fā)犯罪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從政策法規(guī)的制定上及時堵塞犯罪漏洞，這種審查或咨詢的預防方法，也值得內地借鑒。又如目前不少地方正在實行的政府采購制度，公務接待貨幣化制度在實踐中有效地預防了腐敗行為和不正之風。這種做法應當加以完善和推廣。（六）增強打擊和預防職務犯罪的科技含量。隨著經濟領域行業(yè)分工的細化和高科技含量提高，經濟犯罪呈現(xiàn)出明顯的職業(yè)和行業(yè)特點，高科技、智能性犯罪日益增多。面對這種情況，筆者認為：一是要增強辦案的科技含量。越來越智能化的職務犯罪，對偵查職務犯罪提出了嚴峻挑戰(zhàn)。“一支筆一張嘴，兩條腿”的辦案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偵查工作需要，只有與先進科技手段相結合，充分借助視聽技術等現(xiàn)代科技手段，才能制服犯罪。二是要重視對舉報人員的保護和獎勵，切實做好對舉報人員的保密工作，使群眾敢于舉報，如廈門市檢察機關采用開通電子網站方式受理群眾舉報，為舉報人員提供了較為安全的舉報環(huán)境，極大地提高了群眾的舉報熱情，這種做法值得借鑒。三是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在職務犯罪預防中的作用，建立科技預警系統(tǒng)，有效防范某一類型、某一系統(tǒng)職務犯罪。目前一些部門單位開發(fā)電腦軟件進行預防違法犯罪的發(fā)生取得了很好的作用，這些實踐中有效的做法有必要總結推廣。我國職務犯罪的現(xiàn)狀、原因及對策之探索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法律框架正在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在這種轉型時期，職務犯罪日趨嚴重也就成了一種必然。筆者認為，對我國職務犯罪的現(xiàn)狀、原因及對策進行探索、研討，對于提高我國公務員隊伍的整體素質，遏制職務犯罪行為的滋生和蔓延，有著現(xiàn)實的意義。筆者在本文從三個部分進行論述：職務犯罪的現(xiàn)狀；我國產生及存在職務犯罪的根源；職務犯罪的對策。職務犯罪是國家公務員違反公認的社會準則，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一種腐敗犯罪行為。職務犯罪不僅會給社會造成巨大的物質損害，阻礙經濟的發(fā)展，而且能給社會造成巨大的精神損害，污染社會風氣，危及社會穩(wěn)定，其危害最終指向國家政權的核心。一、職務犯罪的現(xiàn)狀當前，腐敗現(xiàn)象已成為困擾世界各國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許多國家的總統(tǒng)辭職、內閣換班、政局動蕩大多是由腐敗丑聞引發(fā)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新舊體制的轉換、個體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轉化等等因素，使國家公務員在生存方式的選擇、個體觀念的演變等方面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一部分國家公務員在金錢和物質利益的誘惑下，以手中的權力作籌碼，墮入了犯罪的泥淖。筆者從四個方面對近幾年國家公務員職務犯罪狀況作一個輪廓式描述。（一）立案數(shù)逐年上升，腐敗程度不斷加深 據有關部門的統(tǒng)計，司法機關1996年立案偵查職務犯罪案件42473件，1997年立案偵查46825件，1998年立案偵查51729件。職務犯罪大案的上升比例尤為明顯，1996年立案偵查萬元以上大案14227件，1997年上升為19055件，1998年則增至23661件，增長幅度之快令人吃驚。犯罪的數(shù)額隨著經濟的不斷發(fā)展而“上漲”。1986年之前，受賄犯罪上萬元即為罕見大案；80年代末則出現(xiàn)了十幾萬元乃至幾十萬元的大案；進入90年代，百萬元以上大案已不為鮮見，千萬元大案也不斷浮出水面。（二）大要案發(fā)案率呈上升趨勢，一批高級領導干部卷入犯罪近年來，一些領導干部，有些是高級領導干部，在市場經濟負面影響下，在日趨復雜的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中，或者經不住金錢的誘惑，或者官僚主義嚴重，最終觸犯刑律，淪為千古罪人。據有關方面統(tǒng)計，1996年查處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職務犯罪要案為2879人，1997年上升為3694人，1998年查處職務犯罪要案4262人，其中不少是同一地區(qū)、同一部門的在職領導，包括一些高級領導。（三）“三機關一部門”犯罪現(xiàn)象較為嚴重司法是國家法律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近幾年來，這道防線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統(tǒng)計數(shù)據表明：近年來發(fā)生在“三機關一部門”中的犯罪現(xiàn)象日趨嚴重，犯罪案件逐年上升。1997年，司法機關立案偵查“三機關一部門”工作人員14896人，其中黨政領導機關工作人員4398人，行政執(zhí)法機關工作人員2068人，司法機關工作人員3139人，經濟管理部門工作人員4291人。1998年，查處“三機關一部門”人員數(shù)上升為17835人，其中黨政領導機關4706人，行政執(zhí)法機關3258人，司法機關5392人，經濟管理部門4579人。（四）犯罪領域不斷擴大，新的犯罪形式不斷出現(xiàn)在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期貨交易市場等新的經濟領域，國家公務員利用職務之便進行犯罪不斷出現(xiàn)。例如，證券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客戶在黑市上買進的股票或股票認購證非法過戶，從中索取賄賂；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在發(fā)行股票時搞內幕交易，向黨政領導和主管部門送“干股”。在房地產市場，一些公務員利用職權涉足房地產交易，從中牟利；一些主管部門盲目批租圈地炒地皮，利用職權謀取私利。新的犯罪形式也層出不窮。在職務犯罪中利用計算機進行貪污，以收受“禮品”、“禮金”的方式受賄，或者從中斡旋受賄，或者以“曲線方式”受賄。有鑒于此，新刑法增加規(guī)定了不少公務員利用職務之便犯罪的新罪名，對于及時懲治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是非常必要的。從職務犯罪的現(xiàn)狀，我們可以概括出這類犯罪的一般特點：（1）權錢交易是職務犯罪的典型特點。賄賂犯罪是這一典型特點的集中體現(xiàn)。賄賂行為本質上是一種交易行為，這種畸形的交易關系的目的是通過權錢交換，以犧牲國家或集體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個人或小團體卑劣、骯臟的貪欲。（2）犯罪由經濟管理部門向黨政領導機關和司法機關蔓延。職務犯罪的部門流動規(guī)律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經濟規(guī)律的支配和影響，這決定了職務犯罪的經濟部門之間的犯罪流向。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fā)展，有關政府主管部門職能開始轉變或弱化，對經濟調控權增大的部門成為這一犯罪的熱點部位。二是在價值規(guī)律的支配和影響下，社會價值觀念和人們的心理因素發(fā)生了變化。一部分國家工作人員的人生信念在日益光怪陸離的社會現(xiàn)實面前發(fā)生了動搖，致使黨政領導機關和司法機關這樣以廉潔、公正著稱的部門也逐漸受到犯罪的侵蝕。（3）犯罪手段狡猾，隱蔽性強，犯罪分子具有較強的反偵查能力。由于犯罪主體的特殊性，使罪犯在行為上具有自身的特點。其一，國家公務員的文化素質、社會地位較高，社會接觸面較寬，一旦從事犯罪，一般都經深思熟慮，作案手段十分狡猾。在作案過程中和作案后，他們又能巧妙偽裝，積極掩飾，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和欺騙性。其二，由于查處的國家公務員中相當一部分是領導干部，他們官高權重，社會影響大，活動能力強；有些是司法人員，精通法律和偵查策略，具有很強的反偵查能力。如果案發(fā)被抓，往往想盡辦法串供毀證，或找關系托人情，干擾偵查機關的工作。（4）犯罪主體日趨復雜。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領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企業(yè)的歸屬性質、資產的組合形式以及個人的職業(yè)特點都有了許多變化，公務員與企業(yè)工作人員的性質差別越來越大。二、我國職務犯罪產生和發(fā)展的根源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社會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同時西方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逐漸侵入并影響著國人特點是青少年，經濟制度的大變革使人們的心理燥動不安，金錢的誘惑對于已經窮了大半輩子的中國人業(yè)說影響巨大，而未能跟上經濟體制變革的政治體制不能有效地規(guī)范、防范一些的失范行為，這是構成公務員職務犯罪的經濟、政治原因。另一方面，任何人的思想意識都來源于特定的政治、經濟、歷史條件，都無法擺脫客觀物質條件的影響，當這種具有一定傾向的思想意識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時，它本身對人們思想、意識、心靈的沖擊和腐蝕也是難于阻擋的，下面，筆者將從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這四個方面探索職務犯罪的根源。（一）職務犯罪的經濟根源首先，我國近幾年來職務犯罪的發(fā)展，無疑是受到經濟體制變革的消極因素的影響。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商品經濟體制的逐步改革中，經濟體制改革發(fā)生的第一震蕩來自于價格。改革進入“雙軌制”階段時，在巨大價差的誘惑下，一些企業(yè)和個人不惜斥巨金收買掌握原材料審批權的國家公務員，形成了能夠導致依法賄賂犯罪的有利市場。其次，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中的激烈商業(yè)競爭也是導致職務犯罪的經濟根源。由于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國現(xiàn)階段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商業(yè)競爭的殘酷性必然使一些為了求得生存的企業(yè)想方設法鉆現(xiàn)有體制的空子，進行非法商業(yè)競爭。最后，利益分配不合理也是造成職務犯罪的經濟根源。近年來，在社會生產力得到大力發(fā)展的同時，社會分配機制卻沒有完全理順，致使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鼓勵下，一些靠投機取巧、鉆體制改革的空子、賄買賄賣的人先富了起來。而絕大多數(shù)守法經營、照章納稅的人則遠沒有那些投機者幸運。相比之下，經商的優(yōu)厚待遇使很多國家公務員感目眩神迷，那些難耐寂寞者難免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使職務犯罪有了一定生長的土壤。（二）職務犯罪的政治根源 幾千年的封建“人治”傳統(tǒng)，使中國法制的思想土壤和民眾基礎極為薄弱。以權壓法、以權抗法、以言代法等現(xiàn)象仍是一些部門和領導者的習慣做法。首先，監(jiān)督乏力是導致職務犯罪的因素之一。民主與監(jiān)督是保障一個國家駛入現(xiàn)代化軌道的基本途徑，雖然我們歷來非常重視加強民主和監(jiān)督制度，但毋庸諱言，由于封建特權等思想的影響，一些領導干部高高在上，特權思想嚴重，諱言監(jiān)督、害怕監(jiān)督的思想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由于監(jiān)督體系的不完善和一些領導者尚不習慣于接受監(jiān)督，致使一些必要的監(jiān)督流于形式。其次，國家機關和國有企事業(yè)單位中存在的嚴重官僚主義，也是造成公務員貪污賄犯罪的根源所在。鄧小平同志曾對官僚主義概括為以下表現(xiàn)形式：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guī)，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于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些官僚主義的工作作風，輕則影響工作效率，重者容易弄瀆職，給國家、集體和人民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或惡劣的政治影響。再次，一些國家公務員久處高位，養(yǎng)尊處優(yōu)，嚴重脫離群眾，養(yǎng)成“嬌”、“驕”二氣。某些特殊行業(yè)的國家工作人員，更是把人民賦予的職權當成欺壓、奴役人民的特權，為一已之利，甚至可以利用職權草菅人命、徇私枉法。這些“行業(yè)不正之風”在各個領域都不同程序地存在，人民群眾早就對此不滿。近些年來，這些風氣逐漸蔓延、滲透到了司法機關，導致了程度不同的司法腐敗。司法腐敗說明公共權力的濫用已到了無所不及的地步，連號稱最公正廉潔的司法機關如果也既不廉潔又不公正，那么一個社會就無法維系最基本的正義感和尊嚴。（三）職務犯罪的思想根源職務犯罪的性質決定了它的思想根源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思想道德價值的破滅和消極思想的滋生。當一個國家公務員利用職權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時，無疑表明他作為國家公務員所應遵循的一切有價值的道德、理想、追求、信仰已經完全破滅，代之而起的是種種消極頹廢的思想和人生觀。許多國家公務在參加工作的初期，甚至是較長一段時間，都能勤奮做事，踏實做人，但時間一久，這種種外因的誘惑下，便會滋生貪圖享受、好逸惡勞的消極思想。有些為革命做過一輩子貢獻的老同志，在臨近退休的晚年，晚節(jié)不保。這些典型事例說明，一個人道德理想的樹立和精神追求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和磨礪，而消極思想卻是短期甚至一瞬間發(fā)生的，思想的堤壩最容易被物欲的洪流沖垮。其二，封建特權思想與西方腐朽思想的影響。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明文規(guī)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雖然許多官員也自稱為人民的公仆，但事實上官本位的思想仍十分泛濫。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后，在大量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優(yōu)秀文化成果的同時，西方一些腐朽沒落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和頹廢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傳播了進來，追求感官刺激、及時行樂這些在西方也已受到批判和唾棄的東西竟然成為我們隊伍中某些人的時尚，嚴重污染了一些國家公務員的靈魂。（四）職務犯罪的文化根源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曾長期占有統(tǒng)治和支配地位，是輔助統(tǒng)治階級進行統(tǒng)治的有力工具，影響了兩千多年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宗教乃至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其表現(xiàn)方式為：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政治世俗化、生活政治化，政治權力對于社會各個層面的控制愈加嚴密和強大，因此，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官吏實際上擁有貪污受賄的一切條件和機會，這正是中國歷史上“富”與“貴”能夠合一的根本原因。中國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的目的是為了治國、平天下，儒家文化和官僚政治結合的過程，實則也是儒家文化世俗化的過程。士大夫的最高理想與其說是修、齊、治、平，還不如說是為一種世俗的理想：讀書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發(fā)財。所謂“學而優(yōu)則士”，正是這種世俗化理想的最通俗的表達。這種世俗化的價值取向造成了中國古代“無官不貪”的腐敗現(xiàn)象。三、職務犯罪防患之對策職務犯罪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一種頑固的“綜合癥”。要遏制職務犯罪現(xiàn)象的上升趨勢，就必須實行全方位的社會控制和綜合治理，筆者認為其主要對策如下：（一）德治與法制相結合，從內心提高內心自我約束力首先，對公務員和全體公民進行正確的人生觀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