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19 程味秋 .兩大法系刑事訴訟模式之比較 [J].比較法研究 ,1997(2). 20 范小云 .刑事證據(jù)開示制度階段性構建探討 [J].中國刑事法雜志 ,2020(2). 21 黃風譯 .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 [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4:158159. 8 第二，由于意大利的憲法中明確規(guī)定了無罪推定原則，所以為了避免對憲法的違反，意大利式的辯訴交易不以被告人做有罪答辯為必要前提，而只要求被告人放棄正式審判的權利。 22在法官對答辯協(xié)議審查的時候，如果發(fā)現(xiàn)被告人應該是無罪的，那么他可以不受該協(xié)議約束，宣判該被告人無罪。 第三，適用該程序的案件范圍有明確的限制，只局限于以下幾種，一是可能會判處被告罰金的案件，二是依據(jù)犯罪的性質和具體情節(jié)，最終的刑罰不超過 2 年的。并且減刑的幅度也有規(guī)定，即最高減刑幅度為應判刑罰的三分之一。 第四，法官在交易進行的過程中發(fā)揮著重 要的作用。在美國的辯訴交易中，法官不參與協(xié)議的形成過程，也不能協(xié)議的具體內(nèi)容。而意大利的法官可在控辯雙方?jīng)]有協(xié)商一致的情況下，如果只有一方當事人提出請求，法宮可以通知對方當事人在一定期限內(nèi)做出是否同意的要求。如果被告人提出了請求而檢察官表示反對，如果法官認為檢察官的反對沒有正當?shù)睦碛?，并且被告人要求的刑罰是合適的，那么他可以忽略檢察官的意見，直接依照當事人的要求做出裁決。 第五，程序的啟動時間更加靈活。作為一種特殊程序，當事人幾乎可以在訴訟的任何階段提出交易的要求。而在美國的辯訴交易中，一般來說控辯雙方需要 在庭審前達成協(xié)議，如果不能達成一致的協(xié)議，控方就將依照預先要指控的罪名進行起訴。 第六，協(xié)商的法律后果相對于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來說更具有吸引力，能更有效地吸引被告人選擇此種程序。如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是以被告人做有罪答辯為前提的，雖然被告人能夠獲得一定的寬恕條件，但是被告人的記錄上犯罪的記錄是一直存在的 ； 而在意大利的依當事人要求進行懲罰的程序下，被告人的犯罪記錄是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被消除的。如被告人如果在訴訟結束后的 5 年內(nèi)沒有犯類似的罪行，那么他可以要求清除它的犯罪記錄，這對于被告人更好的融入社會，實現(xiàn)正常的工 作和生活無疑是有巨大好處的。 意大利的辯訴交易 — “依當事人的要求適用刑罰”制度，通過對美國辯訴交易制度的引進與改造，體現(xiàn)了對效率的迫切追求，其根據(jù)當事人的請求適用刑罰，既具有簡化程序、加快訴訟的優(yōu)點，又強調了法官在程序中的主導作用，維護了國家的司法權力。它兼顧了刑事訴訟的公正與效率，考慮了當事人的協(xié)商自由與國家強制力，是一種較有特色的制度。 23 德國的類辯訴交易實踐 德國也是一個傳統(tǒng)的大陸法系國家，德國的理論界對于德國是否存在辯訴交易制度持有 22 程味秋 .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簡介 [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4:8. 23 黃偉明 .意大利式辯訴交易制度評介 [J].煙臺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2):167173. 9 很大的爭議，一名法學家曾明確說過在德國不存在辯訴交易，并且在德國 的法律中也沒有明確規(guī)定辯訴交易制度，但是近幾十年來，基本上是從 20 世紀 70 年代起，從司法實踐中自發(fā)的演化出了這樣一些程序 :由于為了處理大量增多的復雜案件，如毒品犯罪、環(huán)境污染的犯罪，以及團伙和高智商的犯罪 ， 這些案件通常取證難度大且需耗費大量的時間，為了提高處理這些案件的能力，提高整個司法體系的效率，在德國的司法實踐中卻存在著一些有辯訴交易特色的做法，體現(xiàn)出了雙方協(xié)商的因素，并達到了快速結束訴訟的目標，這在德國被稱為“訴訟協(xié)商”。具體表現(xiàn)為以下幾種形式 : 第一，附條件不起訴的程序。德國在 1975 年修訂的《刑事 訴訟法典》中增加了一條 153條 a，該條規(guī)定，在犯罪人罪行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嚴重，公共利益不要求通過審判程序定罪的情形下，經(jīng)過法官的同意，檢察官可以做出不起訴的決定。檢察官做出不起訴的決定附有一定的條件，那就是被告人需要同意并在一定期限內(nèi)向被害人支付賠償金賠償損失，或者向國庫或者慈善機構捐出一定數(shù)量的款項。在這條法律規(guī)定實際應用的過程中，檢察官和被告人在被告人支付的賠償釜數(shù)額或者捐款的數(shù)額上有了討價還價的余地，這在某種程度上己經(jīng)非常類似辯訴交易了。雖然法律規(guī)定檢察官放棄起訴要得到法官的同意，但是法官基本上都會 給出肯定的意見，于是就出現(xiàn)了只要控辯雙方對賠償金或捐款數(shù)額達成一致，被告人就會被避免起訴。 第二，處罰令程序。在一些可對被告人判處罰金刑的輕微案件中 (如果是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則是沒收駕駛執(zhí)照 )，如果檢察官在對證據(jù)進行審查以后，認為證據(jù)充分、達到了確信的程度，足以證明犯罪人的行為，無需通過審判程序即可加以認定，那么檢察官可以向法官申請?zhí)幜P令而避免正式的審判程序。在司法實踐中，監(jiān)察官起草刑事命令文書，寫明調查清楚的案件事實和證據(jù)，并寫上具體的罰金數(shù)額等，和案卷材料一起移送法院。法官一般不對這些材料進行具體的審查即 照例簽發(fā)，然后通過發(fā)送掛號信件的方式把刑事命令寄送給被告人，法官發(fā)出的處罰令 (即刑事命令 )有和正式審判同等的效力。被告人如果表示遵從處罰令的內(nèi)容，繳納罰金或交出駕駛執(zhí)照，則不再進行審判 ； 被告人如果表示不遵從，則依照正常的審判程序進行審判。如果在經(jīng)過審判后法官確認了被告有罪，那么被告將會被施加一個比處罰令更重的刑罰，甚至監(jiān)禁刑。在處罰令程序中，檢察官占據(jù)著一個主動的地位，由于被告人接受處罰令的懲罰就意味著默認自己有罪，在實踐中，被告人或者他的辯護律師經(jīng)常會與檢察宮在罰金的數(shù)額上進行協(xié)商，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 的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辯訴交易中控辯雙方對“量刑”、懲罰幅度的交易。在德國，處刑命令程序是一種迅速而 10 簡便的審判它一般可用來處理 50%的刑事案件。 24 第三，庭審認罪程序。這種制度是與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最為相似的一種它是指檢察官在向法庭提出正式的起訴之前，可以事先與被告人或其的 辯護 律師進行協(xié)商，以被告人在法庭上做有罪供述為條件，檢察官只對數(shù)項犯罪中的一項犯罪進行指控，或者向法院提出一個較輕幅度的量刑建議。德國作為一個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僅有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口供并不足以使法官據(jù)此認定被告人有罪，法宮仍需要 對其他證據(jù)進行調查，以確認證據(jù)是否能被采信。但是在有了被告人的供述之后，法官就只需要審查部分證據(jù)的真實性，來確認被告人的口供是否真實和符合事實。這樣就大大減少了法官需要調查的證據(jù)的數(shù)量，只需要調查部分證據(jù)，結合被告人的口供，就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jù)鏈，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通過這種方式，也就很大程度上縮短了訴訟的時間，提高了效率。 另外，法官也可以主動提出讓被告人認罪的要求。通常法官是在庭前準備程序中或者在休庭期間向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主動提出，建議辯護律師讓被告人做有罪供述，法官則在量刑上予以減輕并保證不超過一 定的量刑幅度。 以上的三種制度是德國司法實踐中采用的辯訴交易式的制度，但是由于德國身為大陸法系國家的特定國情，它與美國在訴訟理念、模式和審判方式的不同，德國的辯訴交易實踐也體現(xiàn)出許多自身的特點，如下 : 第一，在處罰令程序中，案件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沒有多少困難?？蛇m用的案件范圍有很大限制，即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7 條規(guī)定的罰金、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者拘役的案件。而且在處罰令程序中，法官不經(jīng)過開庭審判，僅通過書面審的方式即可。 第二，在庭審認罪程序中，這種程序的啟動時間基本可以在訴訟的任何階段，可以在審判前、審判中間 ，只要法官沒有做出最后的裁決前即可。被告人承認有罪的供述并不能代替法官對整個案件的審判，只是簡化了審判的一些程序，提高了效率，如法官仍需要對其他證據(jù)進行調查，以證明案件的事實等。 第三，法官在這些程序的進行過程中有著積極的參與，發(fā)揮著廣泛的作用。在附條件不起訴的程序中，檢察官的不起訴需要法官同意 ； 處罰令程序中，也是由法官發(fā)出的刑事命令，并且它具有和正式審判一樣的效力。在庭審認罪程序中，法官仍需要審查部分證據(jù)，對案件的事實情況做出調查。 四、我國引入辯訴交易制度的可行性 研究 （一）辯訴交易制度的利弊分析 24 陳瑞華 .刑事審判原理論 [M].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0:382. 11 辯訴交易制度的優(yōu)點 第一，辯訴交易可以節(jié)約司法資源，體現(xiàn)社會對效率的追求。在人類社會中，社會資源總是具有稀缺性的，司法資源也是如此。受一個國家的實際條件制約，能提供的資源總是有限的。從司法體系的設計到司法機關的建立、司法機關的日常運作，以及在偵查、起訴和審判的過程中，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資源和時間、經(jīng)費等物質資源，國家負擔司法機關的有序運轉，發(fā)揮司法的職能是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這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司法體系在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正當權利的時候有追求效率的內(nèi)在要求，怎么能在司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更好的 發(fā)揮它的職能，能在付出盡量小的成本的情況下，得到最多、最好的法律實效。這也即是效率的本義。法律和經(jīng)濟的交融，使得兩門學科之間也互相借鑒，出現(xiàn)了法經(jīng)濟學這個學科，自從“效率”被從經(jīng)濟學進入到法學中以后，己經(jīng)逐步成了法律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 辯訴交易制度正好契合了法律節(jié)約社會成本，追求效率目標的要求。通過實行辯訴交易制度，在案件偵查和提起公訴階段，可以減輕控方的調查事實、獲取證據(jù)的壓力，在法院審判階段，法院不用再對案件的事實情況進行查證，而只需要對一些程序性事項進行查明，控辯雙方也不需當庭對抗，證人不必出庭作 證等，這些措施，無疑會節(jié)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和辦案時間，使司法機關盡早從某個特定案件中解脫出來，投入到其他案件的解決過程中，有效解決案件積壓的情況，使得國家司法體系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率的運轉。此外在更廣泛的層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