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正是一種可以在全社會生成道德規(guī)范體系和倫理機制的社會治理模式，它通過管理者的服務觀念的確 立，通過切實的服務行為引導社會，從而在整個社會的范圍內張揚起倫理精神，使整個社會實現(xiàn)充分的道德化。 基于權力關系的社會治理和基于法律關系的社會治理都無法把德治與法治結合起來，只有當一種社會治理模式能夠平行地包容著權力關系、法律關系和倫理關系，并實現(xiàn)了這三重關系互動整合，才能夠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這種社會治理模式就是服務型的，在現(xiàn)階段是以公共管理的形式出現(xiàn)的。公共管理無疑也是直接服務于秩序目的的管理，但是這種管理是以服務為宗旨的，是管理主體自覺地為管理客體提供服務的活動。這所依靠的不僅僅是權力或者 法律，它的動力直接根源于倫理精神，而權力和法律只不過是貫徹倫理精神的必要手段。因而，它可以在管理制度的安排中，把權力、法律和道德規(guī)范整合到一起，形成一個在倫理精神統(tǒng)攝下的權力、法律和道德規(guī)范相統(tǒng)一的管理體系，也就是一個法治與德治相統(tǒng)一的管理類型。 法治與德治有著目標的一致性，雖然在抽象的分析中，法治與德治各有其具體目標。但是，在終極目標上則是一致的，都是為了要營造一個協(xié)調和諧、健康有序、持續(xù)發(fā)展的氛圍。從權治到法治再到德治是一個邏輯序列和歷史進程。法治是高于權治的， 第 10 頁 共 21 頁 因為，法治打破了權治條件下的 “ 刑 不上大夫 ” ，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取而代之。同樣，德治高于法治，因為，德治不僅包含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打破了法治模式中的治者與被治者的相對確定性，使整個社會治理處于一種治者與被治者的互動之中，治者就是被治者，被治者就是治者。治者要時刻不忘把自己置于被治者地位，不斷地強化自己道德意義，提高道德素質，給自己造就自覺遵守法律和道德規(guī)范的強大動力。被治者在認同和接受社會治理的同時，也會加強自我道德心性修養(yǎng)，以強烈的社會道德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監(jiān)督治者的遵法守德的行為，幫助完善治者的人格。 在西方和中國古 代社會，法治與德治都得到了片面發(fā)展，而不是被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西方社會片面發(fā)展了法治，而中國古代社會則片面地強調德治。結果是西方社會由于片面強調法治陷入了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 “ 單向度的社會 ” ；而中國古代社會片面強調了德治，由于這種德治得不到法制的保證，以致于在中國歷史上人們常?？吹降氖腔杈级轮尾坏玫那闆r。但是，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治理文化中畢竟保留了 “ 德治 ” 的精神，這些精神是可以加以批判地繼承的。 首先，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包含著一個值得注意的倫理設定，那就是認為 “ 人皆可為圣人 ” ，即人具有 “ 善 ” 的道德本性，雖然人的氣質稟賦有所不同，但 “ 為仁由己 ” ， “ 圣人與我同 第 11 頁 共 21 頁 類 …… 人皆可以為堯舜 ” 。正是有了這一倫理設定，才為 “ 德治 ”提供了理論根據(jù)，才能夠設計出 “ 內圣 ” 與 “ 外王 ” 的治國理念，即以圣人之德施王者之政。儒家所講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五個條目都是講自身道德的完善，屬于內圣的范疇；后三個條目講的是外在事業(yè)的建立，屬于外王的范疇。認為，內圣外王是統(tǒng)一的，內圣是外王的基礎，是出發(fā)點、立足點和本質所在。為了實現(xiàn)德治的目標，儒家要求治理國家的人應當成為圣人，但人如何才能 成為圣人。如果履行 “ 由內而外，由己而人 ” ， “ 為仁由己 ” 的修養(yǎng)原則就可以達到目標。早期儒家代表孔子認為， “ 仁人 ” 要修己、克己，不可強調外界的客觀條件，而要從主觀努力上去修養(yǎng)自己，為仁由己不由人，求仁、成 仁是一種自覺的、主動的道德行為。他還說。 “ 克己復禮為仁。 …… 為仁由己，而有由人乎哉。 ” （《論語 顏淵》） “ 我欲仁，斯仁至矣。 ” （《論語 述而》） “ 仁 ” 是依靠自己主觀努力追求所要達到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求仁而得仁，欲仁而仁至，為仁由己不由人，這是一個由內至外的過程，所以要修己以求仁。當然，他們把這種理論 極端化了之后，就走向了否定外在規(guī)范必要性的歧路上去了，即認為只要具有 “ 內圣 ” 就自然能施行王者之政，就能成為 “ 仁人 ” ，不需要外在行為規(guī)范的控制。這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過于注重道德自律的價值，而輕視法律對人的行 第 12 頁 共 21 頁 為規(guī)范的意義。特別是認為，對于 “ 王者 ” 來說，法律卻沒有任何作用。 其次，在國家治理的問題上，中國傳統(tǒng)的治國理論被稱作為民本思想，把國家安危、社稷興衰看作民心向背的結果，而民心之向背又取決于仁政、德治，即君以仁施政，臣以德治國。這就要求施政治國者都要以個人的人格修養(yǎng)來實現(xiàn)仁政和德治。孔子認為治國應該 以道德為主，刑政為輔。他說： “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 ，（《論語 為政》）這里很清楚地表明，孔子認為德禮高于刑政；他把政治的實施過程看作是道德感化過程，他認為，為政者 “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 （《論語 子路》）在孔子看來，君臣之間不是靠權力制約關系，而要靠禮、忠、信等道德來維系，“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 。（《論語 八佾》）孟子重在講仁政，但對禮也十分重視。以禮治國，以德治國包括社會治理者自身如何受制于禮，為政以德，即所謂的 “ 修齊治平 ” 、 “ 內圣外王 ” ，以 及普通社會成員如何齊之以禮，道之以德，以保證封建社會的有序和運行。重德禮、行德教和禮教，自然需要賢人治國。盡管這些思想對人們很有誘惑力，但卻是屬于圣人治理的范疇，并不是制度化的德治。所以，中國歷史上的德治遺產(chǎn)并不是可以直接繼承的，而是需要加以根本性的改造，祛除它的 “ 圣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