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合同可得利益及其賠償限制的理解(編輯修改稿)
2025-01-21 19:50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的報告交給A勞務公司。之后，C公司廠醫(yī)審核發(fā)現體檢報告中缺少兩對半及肝功能體檢項目，即告知A勞務公司。后勞務公司將B醫(yī)院出具的肝功能及兩對半體檢報告?zhèn)髡娼oC公司。C公司發(fā)現傳真的檢驗報告中的肝功能數據與原報告不符，故要求A勞務公司對25名工人重新體檢。經C醫(yī)院檢查，發(fā)現其中3人患有乙肝，其中2人ALT（轉胺酶）升高，遂對此5人不予錄用。A勞務公司為此支出復檢費1090元。過后幾日，C公司出具了《關于A勞務公司招工一事的說明》，載明“由于此次在體檢中出現疑問，故對A勞務公司的資質產生質疑，現本公司不再與其合作?！盇勞務公司遂訴訟至法院，請求B醫(yī)院賠償復檢費、可得利益損失等6000余元。一、二審法院審理后均認為：A勞務公司與B醫(yī)院之間形成的醫(yī)療服務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體檢合同合法有效。雙方應依照約定全面適當履行自己的義務。但B醫(yī)院在履行義務時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為3名已查出系乙肝患者的工人也出具了體檢合格的報告，是違約行為。導致C公司責令A勞務公司對招募的工人重新體檢，并取消了剩余75名工人的招工約定，使勞務公司失去了輸送75名工人并從中獲取利潤的機會。B醫(yī)院作為一家職業(yè)醫(yī)院，其預見能力不同于一般人，應當能夠預見到如果不認真負責的進行體檢，將身體不健康的工人輸送出去會對A勞務公司的誠信度產生合理懷疑而不再與之合作，故應對A勞務公司可得利益予以賠償。遂判決：B醫(yī)院賠償A勞務公司復檢費1090元、。上述案例中，即使醫(yī)院全面履行合同，合同約定的價款或報酬僅僅是25名工人的體檢費1000元，但因該合同的不完全履行影響到A勞務公司與C公司另外招募75名工人合同的履行（委托體檢時B醫(yī)院已知曉這一事實），使勞務公司失去了輸送75名工人并從中獲取利潤的機會。所以，合同的可得利益也有可能大于合同表面約定的價款或報酬數額。同理，還有一相仿案件：某縣環(huán)衛(wèi)處在2005年以前把該縣的40余個垃圾站的日常清運、保潔等工作承包給他人，每月承包費2400元。期滿后甲提出承包，每月只要承包費1600元，為此雙方簽訂承包一年的合同。合同生效并履行5個月后，環(huán)衛(wèi)處未與甲協(xié)商，又把甲承包的上述工作轉包給乙，為此甲與環(huán)衛(wèi)處發(fā)生糾紛。經查明，按當時當地市場行情，每月1600元承包費確實偏低，但甲可以從垃圾站中挑揀回收些廢舊物品變賣（甲承包后他人不能再進入垃圾站挑揀廢舊物品），其中每月回收廢舊物品變賣能有2000余元的收入，環(huán)衛(wèi)處也知曉甲仍愿意低價承包的原因，也有相應的承包方案會議記錄佐證。因此，本案合同約定的價款或報酬僅僅是每月1600元，但合同履行后甲的可得利益則包括承包費用收入和從垃圾中回收廢舊物品的收入。如果甲主張，我們認為應該得到支持。受害方對特殊信息的披露。因為當事人訂立合同時，整個交易條件的確定，是基于其當時掌握的信息之上的，這些信息決定了其可預見范圍。交易條件不可能將當事人無法預見的風險反映進去，讓當事人對其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損失負責，必然使其依合同而承擔的風險與取得的利益不相等稱。判斷違約方是否可以預見，取決于他在訂立合同時對有關事實的了解程度。所以，一般情況下，推定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夠合理預見違約按照一般規(guī)律應發(fā)生的損失。如在雙方當事人訂約時，受損方已經將履約的特殊背景告知了違約方，或者違約方知道某些特殊情況，他的責任范圍就是在了解這一特殊背景情況下他所能合理預見到的可能發(fā)生的違約后果。有一案例：原告因候車，寄存一包裹于車站“行李寄存處”并聲明是一件價值380元的羽絨服。后因被告管理不當，包裹丟失。但包裹中的羽絨服口袋里還有一部新買的價值2098元的手機。本案中的羽絨服和手機損失均屬于直接損失，但原告在寄存包裹時并未告知被告這一特殊的信息即“羽絨服內還有一部手機”，當時被告只能預見到寄存物僅僅是一件羽絨服，不可能預見到包裹內還有一部手機，所以，被告的賠償范圍應只是一件羽絨服的價值380元。對于可預見規(guī)則，審判實踐中還應注意：違約損害賠償中可得利益損失的賠償應以客觀上的可確定性為基礎。有的當事人雖然在合同中已約定或披露了相關信息，或者從合同內容可推定該合同是另一合同得以履行的基礎或前提，但如果根據合同約定的履行條件或方式來實際履行合同，合同不可能履行或履行后不可能得到守約方期待的利益，即這種利益不具有可實現的客觀基礎和條件時，則該可得利益雖然具有“可預見性”，但不具有現實性，也不能得到賠償。例如原告奧內斯帝有限責任公司與被告上海交大農業(yè)科技有限公司菊花銷售合同糾紛一案③。2002年9月，原告奧內斯帝有限責任公司與被告上海交大農業(yè)科技有限公司簽訂菊花銷售合同，貨物裝運口岸為上海，目的港為日本福岡。關于“試單”貨款，原告于該協(xié)議簽訂后1周內預付500萬日元，其余貨款待貨物到港后付。關于包裝條件，合同采用了原告提出的 “4支/束、5束/捆、40捆/箱、250箱/柜”包裝要求。合同確認，上述包裝條款為原告堅持的要求，有關在運輸過程中因擠壓而造成菊花敗損、變形及數量過多引起菊花發(fā)熱后變質等一系列不可預見的質量問題，均由原告承擔。該合同還規(guī)定，“試單”貨柜是后一部分訂單生效的先決條件。合同簽訂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試單”的預付款500萬日元。被告為履行合同種植了菊花，但沒有如期開放，故未能向原告交付“試單”的兩只貨柜。2002年12月，原告分別與哈納森花店和遠賀花紀行簽訂合同，向兩家花店各銷售中國產菊花20萬支；如果全部預定數量無法完成交接，則原告應向每家花店各支付總價格的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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