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圣人的境界。程朱理學把理當作世界的本源，同時也是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理在程朱理學中處于核心地位。那么如何才能尋找到天理呢？程朱理學主張格物致知。朱熹在其《大學章句》中說道：“格者，至也，物猶事也?！F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8]358 朱熹認為，人內(nèi)心的天性就是天下萬物之理的全部，探求天下萬物之理，就是探求人天性之中的理。朱熹所說的格物，其實就是一種修養(yǎng)方法，其目的就在于回復自身善的天性。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為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順焉而已矣，性渾淪而難名，按之日理，則仁義禮智，德之賴乎擴充者；求之于理，則元亨利貞；盡人物之性，此順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時出不窮，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萬物之命，此順乎理者之還其本然也。[9]541自稱“一宗宋儒”的曾國藩深受程朱理學思想的影響，他在《順性命之理論》中指出了人的性與命都有自己的理，天理是人活于世的安身立命之本，人只有順應仁、義、禮、智、信、敬、孝、慈等天理，才能生存，才能發(fā)展。同時，曾國藩也強調(diào)“格物致知”。他說：“格物，致知之事也。博其省察，涵養(yǎng)以存之理，則格物也”[9]347格物致知就是省察自己的本性，以涵養(yǎng)存在于自己本性中的天理，這種觀點與朱熹的格物致知觀是一致的?？偟膩砜?，曾國藩的這些觀點都與程朱理學提出的理是萬物的本源、理是萬物的最高準則、格物致知等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曾國藩的修身理論 曾國藩作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長期的儒學研究和修身實踐中，結(jié)合自己的感悟和體驗，在一定程度上發(fā)展了儒家的修身理論，形成了性命并提的天人觀和格物窮理的理氣觀。（一）性命并提的天人觀 性與命是中國傳統(tǒng)儒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中庸》開篇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盵10]89 朱熹在《四書集注》中解釋“天命之謂性”說：“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11]78在朱熹看來，命即為宇宙萬物中客觀存在的天理，而性則為天理賦予萬物的本性。曾國藩繼承了前代儒者的性命觀，也將性與命并列相提。 曾國藩在《順性命之理論》一文中指出：“嘗謂性不虛懸，麗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鑠，原乎太極以成名?！盵9]678曾國藩認為性是存在于自身的與生俱來的天性，而命則是直接與宇宙本原太極聯(lián)系在一起的。性雖然來源于命，但是性分為天理之性和氣質(zhì)之性，天理之性源自天理所以純善無惡，而氣質(zhì)之性是后天之性，所以有善惡之分，曾國藩這樣解釋道：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氳流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氣質(zhì)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發(fā)累，于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zhì)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乂。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9]536圣人和常人都有天理之性，圣人因為保全了善的天性而成為圣人，常人因為天性為后天的物欲所蒙蔽而逐漸失去善的天性，物欲的不斷膨脹使常人開始做惡，最終形成惡的氣質(zhì)之性。朱熹出于構(gòu)建理學思想體系的需要，提出“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略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11]549曾國藩吸收了朱熹的觀點，并進一步提出：“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盵9]467命源自于理，理是宇宙中永遠不滅的客觀真理，理純善無惡，所以命并無好壞之分。曾國藩將命與太極（理）相聯(lián)系，一方面為命的存在，命的地位分量找到了學理依據(jù)，另一方面，將命與太極相關(guān)聯(lián)，給命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加強了對命的敬畏和崇拜。曾國藩雖然敬畏天命，但他并不是消極的宿命論者。關(guān)于性與命，曾國藩在他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的日記中說得非常透徹。他在日記中記載：蓋盡其所可知者與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與天命也?！粲谛苑莓敱M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矣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為宗，庶幾近道乎矣！[7]560 曾國藩認為，盡于己者謂之性，聽于天者謂之命，這一觀點并未突破孔子所說的：“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盵12]但是卻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主張既要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百倍其功以赴之”又要以“淡如泊如”的心境去“矣命”，換句話說，即是在遵循客觀規(guī)律（天命）的同時要充分發(fā)揮自身（性）的主觀能動性，達到尊重客觀規(guī)律與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有機統(tǒng)一。同時，曾國藩也將他的性命觀與修身相聯(lián)系，他在日記中說道： 思古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余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皆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其庶為聞道之君子乎！[7]459 在這里，曾國藩明確提出修身要以天命為根本，將對天命的敬畏存于內(nèi)心，方能達到君子的境界。曾國藩以天命作為修身之本，因此常常將天命與人事并提，以人事來領(lǐng)受和執(zhí)行天命。他在日記中寫道：夜與弟論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忌也，不忠誠也，無恒心也。四知之目，即《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7]361“天道惡巧”，所以就必須“知命”，玩弄小聰明，存僥幸心理，都是不能得逞的?！疤斓缾河?，所以就必須“知禮”，用禮來規(guī)范，用禮來遏制人永無休止的欲望?！疤斓缾嘿E”，所以就必須用仁道，用忠恕來對抗猜忌、不忠。曾國藩將天道與人道互相對應，以天道來規(guī)范人道，以求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曾國藩性命并提的天人觀對其一生的社會實踐起著十分重要的警懼作用，惟其警懼，曾國藩一生才能戒驕戒滿，也惟其警懼，曾國藩一生才能惟謹惟勤，最終功成身退。曾國藩在勸戒其弟曾國荃務必畏慎的信中說：弟性偏激，于此難免怫郁，然君父之命，只宜加倍畏慎。余自咸豐八年一番磨煉，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始知自己本來平常之至?！芙?jīng)此番裁抑磨煉，亦宜以畏慎二字痛下功夫。畏天命，則于金陵之克復付諸可必不可必之數(shù)，不敢絲毫代天主張，且常覺我兄弟菲材薄德，不配成此大功。[13]173 這封信很明顯地展現(xiàn)了曾國藩對天命發(fā)自內(nèi)心虔誠的敬畏?？梢哉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