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影響，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至今仍然有著特氏理論的烙印。這個犯罪構成理論摒棄了以前資產(chǎn)階級以行為或行為人為中心的主客觀相脫離的犯罪構成體系的弊端，把犯罪構成視為主客觀的統(tǒng)一體，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性。盡管這一犯罪構成理論在解決定罪問題方面已經(jīng)包含諸多實質內(nèi)容，在某種意義上已開始起到定罪的規(guī)格和模型作用。但是，這一犯罪構成理論是以犯罪概念為基礎，以論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己任，從而使犯罪構成成為從屬于政治概念和犯罪概念的附屬品，其不過是揭示犯罪本質特征的犯罪概念的具體化。同時，由于這個犯罪構成體系存在著機械、僵化等缺陷，在許多問題上并沒有明確具體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以至于這一犯罪構成理論面臨著被重新選擇的命運。于是有人提出完全“去蘇俄化”的觀點，有人提出“回到塔甘采夫去”的口號，也有人提出應當“完全效仿大陸法系的犯罪構成要件理論”，當然也有人提出前蘇聯(lián)的那一套沒有什么不好，我們應當處變不驚，堅守原有的理論陣地。對此林林總總的觀點，不一而足。中國的犯罪構成理論究竟往何處去?這是任何一個高度重視中國刑法學發(fā)展的學者不應當回避的問題。但是在這些眾多的方案當中，卻讓人看到了、聽到了并能夠感覺到了一種悲傷，即對于犯罪構成理論，中國好像除了要么選擇這一套犯罪構成的理論體系，要么模仿那一套犯罪構成的理論體系外，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注定是無所作為，是無法構建自己應有的理論體系的?！　∮行┬谭▽W者的呼吁和想法似乎也能讓人理解，這是因為中國大陸的一段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使我們曾長時間地中斷了對刑法的研究，以1979年我國第一部《刑法》的制定與頒布為契機，當我們跨越了那個不正常歲月重新想要回歸法治的道路時，人們才發(fā)現(xiàn)中國的刑法文化既喪失了對傳統(tǒng)中華刑法文化的承繼關系，又喪失了自我革新和創(chuàng)新的能力，所以缺乏自信而一直處在迷茫之中的中國刑法學界，在先前只能一味模仿前蘇聯(lián)的犯罪構成理論模式。而當這一理論模式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調(diào)引起了學者們的反思與批判時，尋找刑法理論發(fā)展的突破口，在提出改造、重構的同時試圖尋找另一套現(xiàn)成的犯罪構成模式就不足為奇了。筆者認為對前蘇聯(lián)“四要件式”犯罪構成的模式進行反思與批評是必要的，但對于要回到“其他什么地方去”或者提出“全盤接受另一套犯罪構成理論”是否合乎理性的路徑選擇等問題，經(jīng)過輾轉反側作深度思考，筆者總認為有些疑惑至今令人無法釋懷。域外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是否總有一套已經(jīng)完美無缺了，所以我們不是選擇這一套就應當選擇那一套?被我們因為觀念變革、理論上精益求精而批評的某一套犯罪構成理論體系是否就沒有一點可取之處?域外的幾套犯罪構成理論體系中難道就沒有彼此重合而顯示出其合理的部分?域外的幾套犯罪構成理論體系中難道就沒有值得我們汲取的任何可信內(nèi)容嗎?我們?yōu)楹慰偸悄敲礃O端，其實世界上的很多事本不是那么非此即彼的單一和極端?！　∑鋵嵲谖覀儗Ψ缸飿嫵蛇M行選擇或重構時，先應當思考一下犯罪構成的最基本功能。筆者認為犯罪構成的基本功能在于在刑事立法上明確犯罪的成立條件和表現(xiàn)特征，在刑事司法上解決犯罪行為的法律評價問題。犯罪構成實際上是刑事立法規(guī)定的犯罪的“規(guī)格”，是刑事司法進行法律評價的定罪模式。因此，犯罪構成的內(nèi)容(要件)都應該為這一基本功能服務，同樣，任何事實特征也只有符合這一基本功能需要才能成為犯罪構成的內(nèi)容(要件)。犯罪構成的基本功能既然是犯罪的規(guī)格、定罪的模式，那么犯罪構成在重構時必須受定罪的原則制約，即對犯罪構成的重構，必須以犯罪構成應有的基本功能為出發(fā)點，以主客觀相一致的定罪原則為指導，以能夠在司法實踐中解決危害行為能否構成、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為歸宿。主客觀相一致的定罪原則作為我國刑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其本身表明一個人的行為要構成犯罪并欲追究其刑事責任，必須認定行為人不但在客觀上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而且在主觀上存在犯罪的罪過，同時其罪過的內(nèi)容與行為的形式具有一致性。這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缺一不可，否則就不能認定行為構成犯罪，也不能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犯罪構成不但應當受主客觀相一致的定罪原則的制約，而且其內(nèi)容(要件)也應當體現(xiàn)這一原則的應有內(nèi)容。即能夠反映行為人主觀罪過和客觀行為的內(nèi)容才是犯罪構成的要件。　　從這一基本立場出發(fā)，犯罪構成無論是在刑事立法還是在刑事司法過程中，它主要是對犯罪事實的規(guī)范設計與技術運用。在刑事立法過程中對于犯罪構成的規(guī)格和模型設計和在刑事司法過程中對于犯罪構成的運用，需要在一定的價值觀念支配和指導下進行，對此我們應當要先進行價值觀念的更新和變革，將傳統(tǒng)的一味提倡國家本位、社會本位的觀念發(fā)展為國家本位與個人本位并舉的時代新觀念，并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發(fā)展，更進一步發(fā)展為“每一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的以個人為本位的最高境界的思想觀念。 [21]但這種價值觀念本身既不能也不應該直接進入犯罪構成規(guī)格之中。這說明規(guī)范本身與價值觀念存有一定的區(qū)別。刑法根據(jù)預設的、虛擬的犯罪事實設置了一定的犯罪構成，這是一種法律規(guī)范。行為人實施一定的行為(以及該行為直接指向、施加影響或者發(fā)生作用的犯罪對象)，這是一個客觀事實。這一客觀事實一旦符合法律規(guī)范，就變成了法律事實。法律事實就其本身來說，依然是一種客觀事實。在這個事實當中，本身沒有價值的存在，但人們可以給它一個價值，于是價值評價出現(xiàn)了。但即使這樣，價值仍然不是事實。刑法規(guī)定的犯罪構成作為一種犯罪的規(guī)格標準，實質上是提出了一個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應當是什么行為，而現(xiàn)實生活中所出現(xiàn)的行為能否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問題，其首先是一個“是什么行為”的問題，是價值評價的對象和基礎?！　∫蚨鞘謴碗s的問題就變得簡單了，當今世界上不同的犯罪構成模式都離不開對行為事實的描述和規(guī)定。大陸法系的犯罪構成模式是如此，前蘇聯(lián)式犯罪構成模式也如此，即使我們再扯上前沙俄時代季斯甲科夫斯基和塔甘采夫的犯罪構成理論也不過如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沙俄時代很具影響力的刑法學者塔甘采夫認為犯罪構成具有三個要件：(1)行為人——犯罪人。(2)犯罪人的行為所指向的事物——犯罪客體。(3)從內(nèi)部和外部研究的行為本身。 [22]這里的犯罪人是指具有正常心智活動和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這里已經(jīng)涉及到犯罪主觀要件的應有內(nèi)容。這里的行為與犯罪對象(客體)都屬于犯罪客觀要件的應有內(nèi)容。這些犯罪構成模式在邏輯結構上和構成運用于定罪時的方法上的不同，使得支持、主張其中之一的學者都津津樂道地認為只有其中一種才是最好的，而對另一種則嗤之以鼻。然而，這些犯罪構成模式的基本功能的同一性，表明了它們之間存在著可比性，特別是當我們將某種具體的殺人、放火、搶劫等犯罪行為放在這些不同的犯罪構成模式中去衡量認定時，其結果卻是驚人的相似，都不會出現(xiàn)有罪變無罪、無罪變有罪、此罪變彼罪、彼罪變此罪的令人擔心的結果。這種殊途同歸的結果，使我們能夠清醒地認識到，不經(jīng)過深入地研究、仔細地比較，武斷地認為誰是誰非，以致盲目地贊頌一個、排斥一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些表現(xiàn)形式幾乎不同的犯罪構成模式對同一種行為的認定為什么會得出如此驚人相似的結果?原因何在?實際上這種殊途同歸、異曲同工的現(xiàn)象表明在這些犯罪構成模式結構中必定存在共同共通共有的內(nèi)容。比較的方法常常使人獲得嶄新的啟示。只要我們對這些構成模式進行比較時將兩者重疊起來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在這些犯罪構成模式中，“四要件式”犯罪構成中的犯罪客觀要件與“三要件式”犯罪構成中的符合性(該當性)及塔甘采夫式犯罪構成中的客觀行為與以對象為內(nèi)容的客觀要件完全同出一轍，而“四要件式”犯罪構成中的犯罪主觀要件，與“三要件式”犯罪構成中的有責性，以及塔甘采夫式犯罪構成中的犯罪人所包含的應當具有正常心智活動和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犯罪主觀要件的內(nèi)容也有相當?shù)墓餐浴＿@就表明，任何一種犯罪構成的規(guī)格模型的建立，都必須以犯罪的主觀要件與犯罪的客觀要件作為各自模式的核心內(nèi)容，它們對任何犯罪的認定都是絕不可缺少的，缺少其中任一要件，犯罪構成就不成為犯罪構成，在解決如何定罪的問題面前將變得一無是處。這種比較的結果同時還表明，它們之間完全重疊之外的所有其他內(nèi)容，對于任何一種構成模式來說，都是可有可無的。本無變有，反而變得累贅拖沓，影響犯罪構成本身的科學性?！　⊥ㄟ^以上我們對犯罪構成基本功能的認識，對犯罪構成重構的理論依據(jù)和指導原則的確定，以及對各種犯罪構成模式的比較，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犯罪構成歸根到底是要解決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罪的問題，所以犯罪構成的重構自始至終都要為這一目的服務。同時對犯罪構成的重構論證應當是深入的，但重構后的犯罪構成應當是簡潔淺顯的。筆者不贊成把犯罪構成塑造成一個龐大的體系，也不贊同把犯罪構成理論與犯罪構成模型構建得太復雜，以致把它看成是一個無所不包的體系，又是一個對所有問題都有靈驗的妙藥。據(jù)此筆者認為，犯罪構成是指在主觀罪過支配下的客觀行為構成某一犯罪時所應當具備的主客觀要件的有機整體。這種犯罪構成既是刑事立法規(guī)定某一犯罪時設立的具體的規(guī)格標準，又是刑事司法認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定罪模式。在這個犯罪構成中只有兩個必要的構成要件，即作為主觀要件的主觀罪過狀態(tài)和作為客觀要件的客觀危害表現(xiàn)。主觀要件是定罪的內(nèi)在依據(jù)，客觀要件是定罪的外在依據(jù)?！　斨赋?，世界各國無論在什么社會、什么時代，都有犯罪的發(fā)生和對犯罪的認定和處罰，都會形成自己的評價犯罪的價值觀念和認定犯罪的技術方法。在世界刑法史上，犯罪構成的理論創(chuàng)立和模型設計是適應了人類文明發(fā)展的需要，它最重要的價值首先就在于從法治國的觀念上順應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其次體現(xiàn)為在法律制度上確立了一種犯罪行為應有的規(guī)格模型，體現(xiàn)了罪刑法定的原則并將其具體化，最后才是為具體的犯罪認定提供了一種技術方法。這里有三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我們在確定自己的犯罪構成理論和重構犯罪構成要件的時候，應當要明白是在哪一個層面需要發(fā)展我們的犯罪構成理論和需要設計怎樣的犯罪構成規(guī)格模型?！　⊥ㄟ^上述設想，筆者認為，我們中國完全可以在借鑒和吸收域外犯罪構成理論體系和犯罪構成規(guī)格模型之后，博采眾長，走自己的路，形成中國自己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和構建自己的犯罪構成規(guī)格模型，以服務于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我們既沒有必要閉門造車，拒他人于千里之外，也沒有必要妄自菲薄，以為只有采用域外某一種犯罪構成模式才是刑法的唯一正道。即使在學術發(fā)展過程中，我們也只有時時觸摸我們這個民族和整個世界歷史曾經(jīng)有過的破漏和痛楚，才會有慎終追遠的精神執(zhí)守，才會有機會重修中華刑法優(yōu)良傳承的缺失，將民本思想通過民主思想的洗禮轉化為以人為本的時代觀念。同時國門開啟后在向外域學習、借鑒他人犯罪構成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改變過去曾經(jīng)有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在學習、借鑒他人先進技術的同時，更要注重吸收符合時代發(fā)展需要的先進觀念，并用其中所重新煥發(fā)出的仁和意識和灼熱脈動來重建我們國家刑法的理論高度。我們完全可以肯定，通過“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精華吸取和技術改造，中國的犯罪構成理論發(fā)展和犯罪構成模型設計一定能夠穿越歷史的歲月而重新合成出屬于我們自己的光彩。　　(責任編輯：國遠)　　【注釋】　　*楊興培，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1]“卡夫丁峽谷”典故出自古羅馬史。公元前321年，薩姆尼特人在古羅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峽谷擊敗了羅馬軍隊，并迫使羅馬戰(zhàn)俘從峽谷中用長矛架起的形似城門的“牛軛”下通過，借以羞辱戰(zhàn)敗軍隊。后來，人們就以“卡夫丁峽谷”來比喻災難性的歷史經(jīng)歷，并引申為人們在謀求發(fā)展時所遇到的極大的困難和挑戰(zhàn)。　　[2]蔡定劍：《歷史與變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頁?！　3](蘇)AH特拉伊寧：《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薛秉忠等譯，中國人民大學版出版社1958年版，第150、99頁。　　[4](蘇)AH特拉伊寧：《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薛秉忠等譯，中國人民大學版出版社1958年版，第150、99頁。　　[5](蘇)AH特拉伊寧：《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薛秉忠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108頁。(蘇)BM契系科瓦杰主編：《蘇維埃刑法總論》，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譯室、中國人民大學刑法教研室譯，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215—221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頁?！　7]陳興良：《刑法知識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　8](蘇)AH特拉伊寧：《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薛秉忠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頁?！　9](蘇)AH特拉伊寧：《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薛秉忠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頁?！　10](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頁?！　11](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