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執(zhí)行的社會學模式(編輯修改稿)
2025-07-19 18:12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行法律條文，產生了背離和偏差，則被認為是不合法的，應當受到譴責，是必須加以糾正的不正?，F(xiàn)象。這一執(zhí)法模式被稱為法的執(zhí)行的法理學模式⑦。 這一執(zhí)法模式假定實踐中執(zhí)行的法是必須也能夠排除社會因素的干擾而與書本上的法保持高度一致的。書本上的法等于行動中的法是執(zhí)法過程的常態(tài)。對于時有出現(xiàn)的書本上的法與實踐中執(zhí)行的法之間的偏離，傳統(tǒng)法學通常將其歸咎于“粗糙的立法”⑧，并可以通過立法的完善而獲得解決?！ Υ朔ㄉ鐣W家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在他們看來，行動中的法并不必然等于書本上的法，相反，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法之間總是存在著差距。美國社會學法學的創(chuàng)始人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在1910年提出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法的概念時，就敏銳地指出“如果我們認真觀察，書本上的法和行動中的法之間存在著差別，目的在于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guī)則和那些實際上調整著他們的規(guī)則之間存在著差距，很明顯，在今天這種差距在法律理論和司法行政之間不僅經常真實地存在而且還相當深刻?！雹帷 》ㄉ鐣W家認為法律除包含實體維度和程序維度以外，還有第三個維度，即法律的社會學維度。也就是說法律是與社會相關的⑩。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法的執(zhí)行過程并不是一個單純的邏輯推理過程，它是與執(zhí)法過程所面臨的各種具體的社會環(huán)境密不可分的。執(zhí)法者是一個“社會人”，他始終處于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由該社會賦予特定的身份和地位以及角色，并受到社會期待和社會規(guī)范的制約。執(zhí)法者在將一般的法律條文與具體的社會事實相結合的過程中要面對各種各樣的社會因素，面對不同的時間和空間，面對不同的事件。除法律條文本身以外，法律的社會環(huán)境、各方當事人的社會特征、案件的社會結構、爭端的性質、執(zhí)法者的利益計算等多種社會因素都將對執(zhí)法過程產生影響，而法律的有關規(guī)定只不過是影響執(zhí)法過程的眾多社會因素中的一個。在這一意義上法律是可變的。它因案件的不同而不同。它是因情況而定的?？傊墒窍鄬Φ?11)。正如美國一位著名的法官霍姆斯(. Holmes)所說：“法的生命不是邏輯的，而是經驗的”(12)。因而，在法社會學家看來，執(zhí)法過程是嵌入于復雜的社會互動過程中的，排除社會因素的執(zhí)法過程是不存在的，因而行動中的法與書本上的法的差異和偏離是必然的，是二者關系的常態(tài)。唐布萊克(Donald Black)將這種執(zhí)法模式稱為法的執(zhí)行的社會學模式(13)?！ ≡谖覀兊恼{查中，我們發(fā)現(xiàn)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員所面臨的是兩種常常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規(guī)則體系，一個是《法律援助條例》對援助范圍及條件清晰而明確的規(guī)定，一個是社會對法律援助現(xiàn)實需求的多樣性，以及組織管理評估體系的內在激勵機制。后者往往會形成一種使行動中的法偏離書本上的法的力量。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員有時不得不在兩者之中有所取舍或設法尋求一個平衡點，從而形成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能做的盡量做的”的受理案件的原則。 二、勝訴才受理 另外，在法律援助中心所把握的“能做的盡量給他們做”的原則中，隱含著他們在執(zhí)法過程中的另一條重要標準，那就是從律師的角度來審察案件是否有勝訴的可能性，而《法律援助條例》中是沒有這樣的限定條件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員大多數(shù)為有多年從業(yè)經驗的公職律師。作為專業(yè)的律師，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并不是弱者遇到的所有問題都能夠或適合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要想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必須確立“勝訴的可能性”這一標準。他們在訪談中反復強調的一點就是只有被認定“有勝訴可能性才受理，否則不受理”。他們在審批援助案件的過程中“不是只看前提條件夠了就去做。而是會把整個案子的過程都給它分析下來，把結果都分析到了，在這種情況下再去做。”對于那些“沒有明確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依據、沒有證據、理由不能成立的案件，沒有勝訴可能性”的，中心則會拒絕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談到這一點時，L律師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有勝訴可能性的，我們在實際工作中覺得這一條非常好，因為法律援助也和法院有些相似，有些人浪費法律資源，認為我夠這個條件你就得給我做。他證據材料沒有，到法院打不了官司，沒有勝訴的可能性。法律援助本身就是一個社會保障的問題，它的資源應該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法律援助是一個有限的資源，好鋼應該用在刀刃上。這就是工作實效，體現(xiàn)了實際的一個效果。對于那種沒有勝訴可能的，打半天，對大家來說都是一種浪費。而且對他本人也是不負責任的。是對法律資源的浪費。” 在這里，當事人是否有通過法律途徑實現(xiàn)其權利的可能性成了他們衡量并決定是否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一個重要標準。這一標準的確立源自于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作為公職律師的專業(yè)背景和他們豐富的律師經驗。這意味著他們的角色發(fā)生了轉換。他們不再是《法律援助條例》的被動執(zhí)行者，而轉變?yōu)槭芾戆讣穆殬I(yè)律師，從職業(yè)律師的角度去審查案件的可訴性。此時，主導他們行為的也不再是《法律援助條例》，而是職業(yè)律師受理案件時的行為規(guī)則與邏輯。他們以職業(yè)律師的眼光從優(yōu)化法律援助資源配置，提高法律援助效率出發(fā)對案件進行審查和把關，必然會以勝訴的可能性這一技術性標準來衡量所遇到的法律援助案件。 可見，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過程中所必然要扮演的律師角色及其相應的職業(yè)律師行為規(guī)則和行為邏輯又形成了一種使行動中的法與書本上的法相偏離的影響因素。它使一些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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