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個共同性問題，就是革命究竟由無產階級領導，還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對我們這樣的國家來說，就是究竟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說我們是獨特路線，不獨特不行，不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劃清界限不行?，F(xiàn)在在國內形勢估計以及農村發(fā)展政策問題上，已經出現(xiàn)右的苗頭，在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出現(xiàn)了右的苗頭。由于毛澤東把形勢估計問題視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根本立場問題，導致黨內所有自1962年年初7000人大會以后形成的各種不同意見，消失得無影無蹤。中央聯(lián)絡部部長王稼祥等此前曾多次就對外政策問題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見，主張在我國目前條件下，對外援助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和亂開支票，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主張不要泛泛地否定和平共處的提法，而應當相信通過同帝國主義反復的堅決的斗爭，終能迫使帝國主義國家同我國建立起不同程度的和平共處關系。根據(jù)這一觀點，中國出席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的代表，也較多地強調了和平的立場。毛澤東得知后，極為不滿，甚至于尖銳地得出結論稱：1962年上半年一個短時期內，我們黨內少數(shù)同志相當發(fā)了狂，主張“三和一少”，就是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的革命斗爭少援助一點。這是修正主義的路線，遷就了赫魯曉夫，把我們自己搞得很狼狽。我們必須反對我們自己內部的修正主義，因為他們“向資產階級投降”。在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系統(tǒng)地提出了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問題。周恩來則依據(jù)毛的這一思想，具體分析了中國在當前國際階級斗爭形勢中的斗爭策略問題。他明確歸納出了三大斗爭任務，即反帝、反修和反對各國反動派。他說：“我們跟美帝的矛盾是個主要矛盾”；我們跟修正主義的斗爭開始進入到“短兵相接”的階段；我們對“反動民族主義”也必須堅決揭露，并敢于斗爭。他并且用極具鼓動的口吻宣布道：“同志們說得對，馬列主義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從莫斯科轉到北京了……我們現(xiàn)在是當仁不讓，見義勇為?！卑藢檬腥珪蟮闹泄仓醒耄杆匍_始實踐反帝、反修、反對各國反動派的革命外交路線。基于毛澤東再三強調的，要把反美斗爭作為主要斗爭方向的要求，中共中央這時對西北方向的新疆“伊塔事件”采取了息事寧人的處理方式，而對西南方向上印度武裝在邊界地區(qū)接連不斷地在雙方有爭議地區(qū)進行侵擾的行為，則毫不猶豫地實施了“外科手術”式的軍事反擊，一舉消除了已有數(shù)年之久的來自印度方面的邊界威脅。結果，等到臺灣國民黨人準備停當，開始接連對大陸發(fā)起小規(guī)模突襲活動之時，中國方面以逸待勞，從10月至12月輕而易舉地先后在廣東沿海地區(qū)殲滅了從海上登陸和空投的9股臺灣武裝特務，計172人，繳獲了一批美制通訊器材和槍支彈藥。因為確定了大力援助各國革命運動的基本對外政策方針，中國自1962年起即大幅度增加援外支出，以便援助各種贊同進行反對美國和反對本國反動統(tǒng)治力量的革命政黨和組織。除前述第二個五年計劃前后援外款項逐年增加的情況，我們這里還可以從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每年援外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變動的情況，清楚地了解1962年這種援外支出額度變動的幅度究竟有多大。根據(jù)相關統(tǒng)計，1950—1955年這6年期間，中國用于援助外國黨和外國組織的款項，%左右。1957年，%。但進入到第二個五年計劃后，援外支出的數(shù)量卻大幅減少，%，%，%。但十分明顯的是，1961—1962年經濟嚴重困難，財政收入大幅減少，援外支出卻仍在增加。1961年比1960年只增加了1900萬元。，%。此后，%，%，1965年為18億元，%，%，%、%，%、%。這些援外支出數(shù)字的變化，最直接不過地顯示出了中國對外政策從1962年開始迅速轉趨激進的情況。那么，1962年中國對外政策發(fā)生的這種急劇變化，究竟是何種因素造成的呢？關于這一點，美國學者小阿瑟?施萊辛格對肯尼迪政府此后的政策變化有過深入的考察，并得出結論稱：“1962年以來發(fā)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導彈危機、中印邊界沖突和中國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等等，均強化了肯尼迪政府敵視中國的情緒，使美國的決策者深信，中國是對美國更直接和更危險的威脅。”從已經開放的美國檔案或許可以印證施萊辛格的這一論點。但是，他沒有注意到的是，在充滿猜疑和敵意的氛圍之中，這種對對方政策意圖的誤讀，從來都是雙方面的。事實上，1961—1962年間發(fā)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美國在聯(lián)合國刻意制造障礙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lián)的難度，開始大舉派遣特種部隊進入越南南方作戰(zhàn)，“放蔣出籠”大舉突襲大陸沿海地區(qū)，以及組織流亡分子武裝襲擊社會主義的古巴等等，同樣也強化了毛澤東及其中國政府的危機感，因而刺激了其敵視美國的情緒。中國的決策者們同樣深信，必須全力應對美國這個中國最直接和最危險的敵人既要世界革命，也要統(tǒng)一戰(zhàn)線？　在1963年毛澤東的各種談話及指示當中，相比較于1962年，變化最為顯著的一點，就是他再也不對美國政府抱有任何幻想，而是逐漸地開始強調備戰(zhàn)問題，并把改變國際政治力量格局的希望，寄托在各國革命黨及其武裝斗爭的前途上面去了?！∪?月19日，在張國華向中央工作會議匯報中印邊界沖突問題時，毛澤東在插話中特別提醒與會者：“你們要注意，你們都要準備打仗，不要以為天下太平，要注意軍事。只搞文化，不搞武化，是不行的。各省、各大區(qū)、中央的同志都要注意。”如3月6日，毛澤東在接見巴西共產黨（新黨）代表團時明確講：“馬列主義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是什么共產黨？不革命的，在人民看來同資產階級政黨沒有多大區(qū)別。這樣的黨沒有存在的必要?！彼€告訴在座的客人，他已經把中國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經驗告訴了那些仍然在走議會道路的各國共產黨人，如印尼黨、日本黨等，請他們注意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建議他們在思想上和組織進行準備，而且如果可能的話，在軍事上也進行準備”?！　?月26日，毛澤東在接見朝鮮《勞動新聞》代表團時進一步講：要準備打仗，“你們要我們援助，我們全力以赴。要我們出兵，我們出兵，要武器可以無代價供給，要財政援助我們盡可能地充分援助。對你們?yōu)槭裁匆写鷥r呢？要買，要還賬，這沒有道理，不是國際主義。這實際是援助我們，不是援助你們。你們打了帝國主義，我們就鞏固了嘛！我認為這是真理，其他都是假話”。據(jù)此，總參謀長羅瑞卿受命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赴越，與越南領導人具體研究在美國進攻北越的情況下雙方配合作戰(zhàn)等問題。毛澤東當著越南勞動黨代表團的面承認中國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犯過錯誤，說：“有一個時期我們曾經勸你們只搞政治斗爭，不搞武裝斗爭，你們是正確的?！彪p方還共同研究了日內瓦會議后老撾局勢右轉的情況，準備重新恢復對老撾寮國革命力量的實力援助。毛澤東甚至提出：“現(xiàn)在老撾沒有越南軍隊，富馬還不是說有越南軍隊。我看不妨再來一個兩個三個南塔戰(zhàn)役，富馬到時候完全站到美國一邊去，聯(lián)合政府垮臺也不要緊。”因為“老撾斗爭不僅關系到老撾民族，也關系到東南亞和世界被壓迫民族”，總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不行。“我看老撾問題闖不了什么大禍。”與此同時，按照《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的建議》中亞、非、拉廣大地區(qū)是帝國主義統(tǒng)治的薄弱區(qū)和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qū)的估計，中國政府已開始在國內秘密設立訓練基地，邀請亞、非、拉各國共產黨及各種革命團體派人來華學習從事武裝斗爭的理論、經驗和軍事技術，主張各國革命黨人盡可能把領導中心搬到農村去，以便發(fā)展武裝，展開革命。毛澤東的原則是：“不論是共產黨還是民族主義者，只要真心反帝，我們就支持?！比绻麑λ麄兊囊蟛粺崆?，不給予滿足，我們就不配稱為國際主義者。根據(jù)這一精神，許多落后國家的革命分子輾轉來到中國要求援助和接受培訓。到年底時，已經有一些接受短期培訓的人員完成了學習，并得到了相應的經費援助，回國開展武裝斗爭去了。由于中國的對外政策轉向援助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對以蘇聯(lián)為代表的所謂修正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展開公開的斗爭。自1月27日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人民日報》社論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接連發(fā)表《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分歧從何而來？》、《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等重要文章?！对僬摗芬晃纳踔灵L達10萬字之多，全面批駁“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之類的修正主義論調，系統(tǒng)闡述列寧主義的革命與戰(zhàn)爭的觀點。尤其是3月30日以中共中央委員會名義發(fā)表的《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可謂拉開了中蘇意識形態(tài)大辯論的序幕，引發(fā)了隨后中蘇兩黨之間長達兩年之久的全面論戰(zhàn)。對于這場論戰(zhàn)的意義，劉少奇在2月2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有過明確的說法，就是：“這次斗爭關系到整個世界革命的前途，關系到人類的前途（毛插話：也關系到我們這個國家的前途），世界革命還要不要搞，還要不要繼續(xù)革命，人類到底是解放還是讓資產階級永世壓迫下去，是這么個問題。”“我們的方針有這么幾句話：堅持原則反對修正；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革命反對投降；堅持保衛(wèi)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的戰(zhàn)爭政策和侵略政策?！迸c此相呼應的，是中國國內政治自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后也開始迅速左轉。中共中央自2月起即決定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qū)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制定出《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前十條”)，并很快在黨內傳達貫徹?！扒笆畻l”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出現(xiàn)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對黨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把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文件傳達毛澤東的話說，如果不抓階級斗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xiàn)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又討論制定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guī)定(草案)》(“后十條”)。“后十條”在貫徹“前十條”指導思想的情況下，更進一步提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方針和思想路線?！　〉牵词故窃谶@種情況下，在這一年里，中共中央在實際政策上還是處在一種搖擺不定的過渡狀態(tài)?！　”热?，在反帝問題上，毛澤東仍舊強調“美國有很多困難，國際國內到處碰釘子?！苯栌妹绹宋恼轮械恼f法，稱“美國好比一棵被蟲吃空了的樹一樣，外面枝葉茂盛，內部空虛”。因此，他明確肯定1961年在越南問題上要小打不大打的方針，說“政治斗爭和武裝斗爭相結合，只小打不大打”的方針，是對的。比如，在反修問題上，劉少奇也特別說明：“和某些修正主義黨可以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式的聯(lián)合，不公開的完全破裂，實際上各搞各的。因為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矛盾不可能消除的。估計蘇中打不起來?！痹俦热?，在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問題上，中國方面這時也未四面出擊。恰恰相反，對于周邊國家的一些親華的所謂資產階級政府，依舊采取了相對緩和的政策。劉少奇于4～5月間特地以國家主席身份，前往緬甸、印尼、柬埔寨等國進行了友好訪問。緬甸奈溫政府因為搞社會主義，國際、國內很孤立，毛特別指示要讓奈溫多維持幾年。故奈溫6月提出無條件地與緬甸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北京方面特意敦促在北京的緬甸共產黨領導人德欽巴登頂?shù)然貒苯訁⒓诱勁小Ｃ珴蓶|在與德欽巴登頂?shù)恼勗捴羞€明確講：要爭取談成，要“做奈溫的工作，團結一切反帝力量，只反對帝國主義走狗和買辦資產階級”。　從毛澤東這時的對外戰(zhàn)略指導思想上，也可以看出，他這時總體上也還是重視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方針的。比如，他在9月28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重提其“中間地帶”的觀點，講：“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以戴高樂為代表的，有六國共同市場，都是些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東方的日本，是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國不滿意，對蘇聯(lián)也不滿意。東歐各國對蘇聯(lián)赫魯曉夫就那么滿意？我不相信。情況還在發(fā)展，矛盾還在暴露。過去幾年法國人鬧獨立性，但沒有鬧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蘇聯(lián)與東歐各國的矛盾也有明顯發(fā)展，關系緊張得很?！毖酝庵猓瑢?、非、拉大多數(shù)國家，以及對歐洲、日本、加拿大和東歐各國，還是要當做與美蘇有矛盾、因而具有爭取利用可能的“中間地帶”來看待，不能一味視同敵人?！∮绊懙絿鴥葐栴}上，毛澤東直到1963年夏還明確認為，經濟調整的方針還應繼續(xù)，說1963年、1964年、1965年仍應作為調整的年份。換言之，雖然中共中央1963年在國內開始全面推動階級斗爭，在國際繼高舉反帝大旗之后，又開始全面發(fā)起反對修正主義的政治斗爭，并且暗中開始大力援助世界各國的革命運動，但是，中國外交政策還延續(xù)著此前的慣性，沒有發(fā)生急劇的轉變。由此也就不難了解，%之后，1963年的援外支出只增加了1億元，%?！?zhàn)備防美，還是戰(zhàn)備防蘇？　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異乎尋常地召見了在中國的幾名外國友人，即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李敦白和愛潑斯坦，以及前美國國務院官員柯弗蘭和剛剛來華定居的美國經濟學家愛德樂等人。談話伊始，毛照例先客氣地與客人們閑談片刻，聊聊所見所聞及各自經歷。但十分鐘后，毛即直言相告：“現(xiàn)在，（我們）在外交上遇到兩個問題，想聽聽你們的意見。一個是，美國現(xiàn)在主要是注意蘇聯(lián)，還是注意中國？第二個是，美國現(xiàn)在是不是在積極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有人說是。”　斯特朗明確表示自己是外行，但認為美國目前恐怕主要還是想要保住它已經取得的東西。除非它占有很大的優(yōu)勢，否則它不會同蘇聯(lián)打仗的?！±疃匕渍J為柯弗蘭更有資格談這個話題，而柯也認為，美國現(xiàn)在在全世界各處都處于守勢中，對蘇聯(lián)、東歐雖有攻勢，但只是政治攻勢而已。　愛潑斯坦則介紹了美國報紙一般的說法：在當前，在短期內，蘇聯(lián)是主要敵人；從長期來看，中國是主要敵人?！∶珴蓶|也講了他自己的看法，說：“帝國主義是實用主義，長期對他們來說不那么重要，太久了?，F(xiàn)在他們看不起我們，認為我們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倍K聯(lián)是一個工業(yè)大國，是兩大原子彈強國之一。美國對蘇聯(lián)東歐的攻勢，不可能不受到抵抗，美蘇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但他也承認，“看一看歷史，美國總是要到最后才參加國際戰(zhàn)爭的。第一次大戰(zhàn)如此，第二次大戰(zhàn)也是如此?，F(xiàn)在美國手伸得太長，用四川人的話來說，是十個手指按住了十個跳蚤，一個也抓不住。”在這次談話前不久，即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遇刺身亡，副總統(tǒng)約翰遜繼任總統(tǒng)一職，美國正處在一個過渡時期。如何認識今后幾年的國際形勢，以便決定相應對策，成為毛澤東面臨的一個難題。作為堅定的列寧主義者，毛始終堅定地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