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利益。而擬制人卻不是一個生命體，它由自然人組成，是“擬制的人”，它不可能有自己的意志，所謂的擬制人意志也只不過是由有關自然人“假借擬制人之名而進行的自然人的意思表示”。在這個過程中，有關的自然人就可能操縱擬制人?！　≡跀M制人所有制的幾種類型中，西方學者認為國有制是最不能與市場經濟兼容的一種典型。他們對國有制的質疑十分尖銳：“究竟為什么要堅持國有制？如果通過巨大的但一點也不能肯定會成功的努力使國有企業(yè)模仿私人企業(yè)的行為，而不用變成所有者，那么，這又有什么樣的實際好處呢？” ［10］產權大師德姆塞茨對國有制也不認同：“國有制則意味著只要國家是按照可接受的政治程序來決定誰不能使用國有資產，它就能排除任何人使用這一權利。我不想詳細地檢驗國有制?！?［11］阿爾欽更是激進地認為：“政府、公眾或共同體產權的性質確實依賴于政府的形式，由于這些方面的確是如此含糊和不明確，企圖在每種情形下正式地推演出資源配置的結果與行為是會受到阻礙的?！?［12］總之，西方學者認為擬制人所有制由于“與市場經濟根本不相容”，因此，適于西方自然人所有制條件下的兩權分離也就無法適于中國國企?！　‘斎?，西方學者對以國有制為代表的擬制人所有制的上述尖銳質疑，是從其特定的思維模式得出的論斷，并不足以成為我國國企改革的悲觀論調?！　≌`區(qū)透析二：從科斯定理的角度看，國企兩權分離是建立在“外部性法經濟學模型”的，而非從“內部化法經濟學模型”中推演而來的?！　　巴獠啃浴焙汀皟炔炕笔强扑苟ɡ碜钪匾膬蓚€術語，它認為只有內部化所有制才能把權利和義務完美地合于一體，也就是把收益和成本合于一體，從而能激勵人們以最小化的成本去追求最大化的收益，在享受權利的同時也承擔相應的義務。而外部性所有制卻把權利與義務割裂開來、把收益和成本割裂開來，讓有些人在享受權利的同時卻不承擔義務、獲取收益的同時卻不支付成本；相應地，必然有另外一些人只承擔義務卻不享受權利、支付成本卻不獲取收益。這樣一來，就會導致對誰都產生不了強烈的激勵。據此，西方產權經濟學家認為只有私有制才是一種最有效的內部化所有制，而國有制則是一種最典型的外部性所有制?！　Υ耍履啡恼f：“產權是一種社會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實上它能幫助一個人形成與其他人進行交易時的合理預期。產權的一個主要功能是導引人們實現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13］波斯納則總結道：“財產權的法律保護就在于產生有效益地利用各種資源的激勵?！?［14］他舉例說，農民種谷物、施肥、立嚇鳥的稻草人，當谷物成熟時，在兩種所有制條件下會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后果：一種是在內部化所有制條件下（即這塊土地歸這位農民私有），他擁有谷物的收割權，他就會在明年繼續(xù)盡心盡力地在這塊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努力，從而把莊稼種好。另一種則是在外部性所有制條件下，這位農民不擁有排他性的私有產權，別人就可以把這些莊稼收割據為己有，這將導致這位農民在明年不再努力耕種，轉而倒退到原始的狩獵方式中去，或者也去搶割他人種的莊稼。　　誤區(qū)透析三：從委托代理論的角度看，國企兩權分離建立在“雙重代理鏈”的法律技術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單重代理鏈”的法律技術之上?！　蓹喾蛛x本身就決定了必須進行委托代理，即企業(yè)所有者作為委托人（被代理人），經營者作為被委托人（代理人），在二者之間形成法律上的委托代理關系。雖然法律上和道義上都要求代理人（經營者）必須忠實于委托人（所有者），但實際上，由于“經濟人理性”的客觀存在，經營者在決策和行為時首先考慮的往往并不是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而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就產生了“代理風險”。這就是兩權分離的弊端。代理風險是“不可避免的”，但能通過制度化的設計來“盡量減少”。［15］這就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對經營者進行監(jiān)督的制度，如由董事會決定經營者的聘用、考核、解聘，由監(jiān)事會對經營者和董事會進行監(jiān)督，最后又由股東會對董事會、監(jiān)事會、經營者進行最終監(jiān)督，以及政府為了社會公益而要求上市公司設獨立董事，等等?！　∪绻麅H僅從《公司法》等法律法規(guī)的法條規(guī)定上看，中國對經營者的監(jiān)督并不比西方少。但問題在于：西方的兩權分離只在經營者一個環(huán)節(jié)上產生“單重代理風險”，而中國國企的兩權分離不僅在經營者環(huán)節(jié)上、而且也在所有者環(huán)節(jié)上產生風險，即“雙重代理風險”。（1）中國國有企業(yè)的“真正所有者”缺位，國企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際上全民只是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上的所有，全民不可能對國企進行有效監(jiān)督；再者，全民也根本沒有、或無法把國企資產的保值、增值作為自己的“內化動機及任務”。西方的公司治理結構中，無論是家族集團還是機構投資者，其最終的“委托人”（即所有者）都是清楚的自然人。所以，西方的公司治理結構之鏈條中，只可能在一個環(huán)節(jié)上（即經營者環(huán)節(jié)）出問題；而中國卻可能在兩個環(huán)節(jié)上出現問題：一個是經營者環(huán)節(jié)，另一個是所有者環(huán)節(jié)。經營者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只不過是下游，可以通過迅速更換經營者來解決；而如果所有者環(huán)節(jié)出現了問題，則是上游、是根源，整個鏈條都有可能崩潰。［16］（2）主管部門及其官員很可能缺乏真正關心國有資產的內在動力。國有資產雖是“國家所有”，但國家本身并不是一個象自然人一樣的生命體，必須把國有資產的所有權交由有關的政府部門及其官員去“代理”。在這個過程中，就會滋生腐敗，使所有者環(huán)節(jié)的代理鏈也產生失靈的風險。（3）國家既是市場競爭的“裁判員”，同時又大量興辦國有企業(yè)、充當“運動員”之角色，這兩個相互沖突的角色和職能集于一身，就有可能損害市場的“三公”（公開、公平、公正），導致“假球”、“黑哨”頻頻發(fā)生?！　≌`區(qū)透析四：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國企兩權分離是建立在“合謀型博弈矩陣”之上的，難以通過“囚徒困境”達到“納什均衡”。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通過博弈論揭示了一個基本經濟規(guī)律，即在經濟活動中，人們之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