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以樂輔禮的政治制度形式，可見禮樂制度等級制的實質和性質。盡管禮樂制度中，禮與樂有明確的分工，各司其職，各就其位，禮是盡其政治、倫理功用；樂是盡其協(xié)同、教化功用，但其實質都是維護等級制，也就是維護當時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兩者合力構成周代的禮樂制度。同時，禮樂制度通過制度化、體制化的形式將文藝納入到統(tǒng)治者的制度和體制范圍內，納入到官方控制和管理的渠道中，賦予其意識形態(tài)的職能和功用，樂也就意識形態(tài)化，甚至成為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機器，承擔著“興、觀、群、怨”的功能和作用。也就是說，被納入制度內和體制內的文藝承擔著政治、倫理、教育、宗教、文化的綜合功能作用，成為統(tǒng)治者的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tài)的構成部分。由此可見，禮樂制度中的樂制實質上是中國文藝史上最初建立的文藝制度雛形，它從一開始就與社會制度及其政治制度、倫理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密切相關，并在制度與體制內確立性質和內涵。文藝的禮樂結合的形式其實早在原始社會就初見端倪。原始巫術、原始宗教、原始祭祀及其儀式中就產生出人類最初的觀念和意識，從而也產生出最初的倫理、宗教觀念，以維護原始形態(tài)的人群內部關系及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神的關系。因而，原始巫術、原始宗教、原始祭祀的目的是敬神和娛神，加之活動形式的儀式化，從而使原始文藝依附于這些巫術、宗教、祭祀活動產生，從而將禮樂緊密結合起來。周代繼承和發(fā)展了原始社會及其夏代、商代的傳統(tǒng)，在娛神作用基礎上強化娛人功能，神事基礎上強化人事的功能。大量的神事活動雖然仍是敬神、娛神的內容，但很大程度上神事的最終目的還是人事，娛神是為了娛人。因而周代不論禮制也好，樂制也好，都以人事為旨歸?？梢?，周代社會已逐漸從神事轉化為人事，娛神轉化為娛人。娛人不管是以娛樂取悅于統(tǒng)治階級也好，還是以娛樂愉悅教化民眾也好，其中的不斷強化的教化內容應是顯而易見的，因而這一人事的指向也大大強化了禮的內容和樂的內容。更為重要的是因為樂的功用是聯(lián)系于禮的功用的，因而樂的內容和形式中就包含了禮的因素。樂的娛人功用中就自然也會包含了借樂觀禮、觀樂知禮的功用。因此，周代這種所謂制樂觀樂，無論是獲取愉悅性的美感也好，還是獲得功用性的功利感也好，都會折射出禮的內涵和實質，制樂、觀樂實際上就成了施禮、觀禮，成為施政、觀政、聽政、行政的一種形式和方式。禮樂文化就不僅僅是以意識形態(tài)形式存在，而且是以制度形式存在了。此后先秦儒家思想也就成為社會統(tǒng)治思想，儒家也就必然成為意識形態(tài)化的儒家和制度化的儒家。二、從“制樂”角度看禮樂制度中的文藝制度建設周代禮樂制度對文藝創(chuàng)作、制作制度是有規(guī)范和既定作用的，也就是說禮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規(guī)定其文藝的創(chuàng)作制度，這不僅是由禮樂文化形成的創(chuàng)作思路、動機、意圖、目的對文藝的規(guī)定，而且也是以制度形式形成對文藝創(chuàng)作和制作的規(guī)定。這具體表現在三方面的制度規(guī)定上。其一，“制樂”采取體制化管理形式。周代建立起龐大的禮樂制的同時也建立起相應的文藝體制，這主要體現在其作為國家機器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tài)組織、機構的設置上。周代的政治統(tǒng)治是通過禮樂制度來實施的，因而在國家管理機關和機構的設置及其官吏職務的配置上就充分體現了禮樂制度形式。在《周禮》一書中記載了周代的各種類型的的官職，主要體現在禮樂刑政四方面，其中專職或相關的文藝體制官職占據20%左右，其具體的職責、職能分工具體和明確，如“鼓人”，其職能是“掌管六教、四金之音聲，以節(jié)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教鼓神祀，以靈鼓教社祀，以路鼓鼓鬼享，……”[20] [21]《禮記樂記魏文侯篇》《周禮、儀禮、禮記》，第430頁，岳麓書社，1989。10]這說明“鼓人”是以掌鼓的形式來行政和實施，它不僅僅是為了樂而樂，而是通過樂以通政、施政，同時也以其鼓樂而參與祭祀、禮儀、戰(zhàn)爭、教育、文化等國家大事和公共事務，甚至參與當時的一切社會活動。再如“舞師”，其職能是“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11]可見，“舞師”也具有不僅于舞蹈的藝術職能，而是更大范圍內將祭祀、教育的職能納入其中，賦予了“舞師”更大的權力和職責。盡管《周禮》記載的是周代禮制情況，祭祀作為禮的最為重要的內容必然涉及到禮制中任何官職及其職能，因而樂制中的文藝官職必然就會責無旁貸地承擔祭祀的禮的職能。但在文藝官職之外的其他官職中，諸如掌管祭祀的許多官職中也具有文藝的職能，或者與文藝職能相關。這說明，在周代的國家機器體制、建制中，禮樂制度及其禮樂文化是最為關鍵的主要的機構、官職和職能，樂制也通過設置機構、官職、官員，規(guī)定職能、責任而使其體制化、制度化，成為國家機器的構成部分，參與行政、施政和管理的工作，同時也直接參與了文藝創(chuàng)作和制作的活動。這對維護周代禮制度起了重要作用，也對文藝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機器奠定了基礎。這種文藝類型的國家機構及其管理和表演職官的設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將文藝納入官方的、體制內的軌道中來發(fā)展，確認了文藝的社會綜合功能和意識形態(tài)性，并使之以物態(tài)化形式，亦即以組織機構和國家機器的形式存在和運行，保障和規(guī)范了文藝作品的產出和創(chuàng)作。其二，“制樂”對“樂者”身份的確認及其體制化保障?！皹氛摺笔且粋€相當于作者的概念。樂者不僅體現出最初的作者意識和創(chuàng)作或制作的意識，而且也揭示出樂者的文化身份及其社會地位。原始社會時期，原始文藝與原始巫術、原始宗教以及原始儀式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從原始文藝主體身份而言，有兩種最主要的文化身份形式：一種是以巫師、巫祝等巫術活動的主持者或領頭者為標志的個體性的樂舞者，因其與原始巫術、原始宗教結合在一起，從而神傳言的使命而使其具有權力及其表達的技術、技能。同時也因其巫師、巫祝也是當時的首領、酋長、族長身份的緣故，本來就具有領導者、組織者、長者的一些社會權力，從而能將文化活動的統(tǒng)治權力與精神意識統(tǒng)治權力結合在一起，因而作為樂舞者的巫師、巫祝就會有別于一般的民眾，從而在原始社會形態(tài)的相對平等的族類群體生存存在中顯出出最初的等級差異性，或者說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這就會影響周代禮樂制度中對制樂者特殊身份的認同，奠定了因分工和等級制產生后制樂者的主體身份的基礎。另一種原始文藝的主體是一般民眾。原始文藝不僅與巫術、宗教有關，而且與日常生活及其儀式有關，因而原始樂舞就成為一種群體活動的形式，帶有明顯的群體性、民間性、生活化的特征。樂舞者就不僅僅是首領、酋長、族長，而且是一般的民眾，加之原始樂舞以口傳身授的形式傳承，參與者也就成為制作者，從而就難以確認制作者的確切身份及其某一個體，而使之成為一種群體制作、群體參與的一種群體活動形式。周代禮樂制度的建立，使樂舞者的文化身份得以確認。體制化的樂舞機構的職能不僅僅是管理，而且也有生產和制作，更包括有表演。從而一方面使原始巫術、原始宗教中的原始文藝的表達者的巫師、巫祝的職能得到進一步強化，同時也使其樂舞者，或制樂者的文化身份獲得確認，從而獨立出樂舞主體的個體身份。另一方面也使來自民間的、群體的、生活的原始文藝通過禮樂制度的規(guī)范和選擇后得到官方的確認，使其個性化、藝術化、專業(yè)化，從而由前文藝階段進入文藝階段，分工及其制度決定了文藝者的身份和地位，從而強化了作者意識及其作者身份。因此，在周代禮樂制度中的樂師、舞師、鼓師等身份就區(qū)別于原始藝術表達者的巫師、巫祝以及民眾群體的模糊的身份，從而使“樂者”、“舞者”、“作者”、“詩人”等文化身份更具個體性、特殊性以及職業(yè)性、專業(yè)性，這無疑為文藝的獨立及其文藝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