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HGF抗肝纖維化可能涉及 TGFβ 1活化的抑制，但由于TGFβ 1所抑制肝細胞的生長，因此要密切追蹤以避免發(fā)生肝癌危險增加。近有報道對乙肝抗纖維化在未作抗病毒治療者也獲一定效果。噻唑烷二酮類（ PPARγ 配體）、抗氧化劑（ Vit E、水飛薊素、小柴胡湯），抗收縮藥物（內皮受體拮抗劑）和 NK細胞激活物； （ 2） 中和 HSC的增殖 、 纖維形成和收縮應答 ， 主要有 PDGF受體拮抗劑 ， 對抗腎素 —血管緊張系統(tǒng) （ RAS） 的藥物； （ 3） 促進基質降解 （ TGFβ拮抗劑 ， 增加 MMP表達 ，抑制 TIMP表達 ） ； （ 4） 促進 HSC凋亡 。 2021年德國學者 Gressner等將抗肝纖維化分為 [2]（ 1）纖維化的預防（ Fibroprevention）即保護肝細胞，減少肝細胞損傷；（ 2）纖維靜止（ Fibroetasis），即抑制 HSC的轉化和 ECM的合成，分為作用于 HSC、細胞因子及其受體、氧應激類和膠原合成；（ 3）纖維分解（ Fibrolysis），即降解 ECM和促進活化 HSC的壞死和凋亡。既往抗纖維化治療藥物分類是根據作用 ECM代謝過程的藥物而分類，請參考 《 當代肝膽疾病的治療學 》 ，不贅述。 抗肝纖維化的適應證 抗肝纖維治療的適應癥：對一個具體病人而言 ， 是否需抗肝纖維化治療至今尚缺乏討論 。 筆者根據進行 IFNγ 治療肝纖維化臨床研究與日常臨床工作中的體會 ，粗談某些具體問題 近年來特別強調抗病毒的重要性。（ 1）隨訪研究：19911992年臺灣報道對肝患者 3582例慢乙肝患者及40035人群，進行 11年隨訪研究，血清樣本進行HBVDNA檢測，用超聲診斷肝硬化， 365人發(fā)生肝硬化。在 HBV感染者，肝硬化發(fā)生率和血清 HBVDNA水平密切相關，但不依賴 ALT、 HbeAg情況（ Gastroenterol 2021。130(3):678686）。次年隨訪發(fā)現 HCC的發(fā)生率 HBVDNA+是 者的 3倍， HBVDNA水平是 HCC，一個獨立預測因子，血清 ALT反復升高也是一個重要預測因素。 2021年 Kumar等報道 1387年HBeAg無癥狀者，隨訪 ≥ 1年，經肝活檢證實：肝纖維程度與 HBVDNA≥ 105和 10 HBeAg陽性和陰、ALT異常和正常，年齡 30歲和 ≥ 50歲相關（ Gastroenterol 2021； 134（ 5）： 13761884）。 (2)實驗研究：抗病毒治療后， HBVDNA水平下降， HbeAg轉換， PD1表達 ↓ 有助 HBVDNA的清除；另慢乙肝患者 HBVDNA的半衰期與患者血清HBVDNA密切相關，抗病治療后 HBVDNA水平下降也有助 HBVDNA的清除（ Hepatology 2021；48（ 3）： 759769； 48（ 4）： 10791086）。正常人的 HSC能吞噬含 HBVDNA的淋巴細胞（外周與肝內）而活化，認為是肝纖維化發(fā)生的新途徑（ Hepatology 2021； 48（ 3）： 963977）。 表達 HbxAg的肝細胞或 TGFβ ，活化 HSC，活化后的 HSC能大量表達有 Ⅰ 型膠原的 CTGF、 α SMA、 MMP2和 TGFβ ，抗 TGFβ 抗體能中止其作用（ Hepatology 2021； 42（ 4,Sppl）： 605A； 2021。47(66):18721873）。 （ 1）凡適應抗病毒的乙、丙肝患者，首先應進行抗病毒治療。現認為慢性 HBV感染能被控制，但不能治愈，在急性乙肝康復后，若干年多數患者血清、肝內仍然測到 HBVDNA和 ccc DNA，即使出現抗 HBs+也可測到 HBV DNA[9]。2021年美國 《 慢性乙型肝炎治療規(guī)范 》 已將拉米扶定不列入第一線 [10]。 并認為 ALT30u/L應治療。 HBVDNA攜帶者， %G2患者ALT30u/L。在丙肝治療后達到 SVR隨訪 6~167個月（平均 ）不能完全預防肝癌、肝硬化的發(fā)生。 曾有專家提出同時進行抗肝纖維治療，近期有研究發(fā)現活化的 HSC具有抑制 T細胞活化作用，不利于病毒清除?；罨?NK細胞具有殺傷活化 HSC的作用，臨床證實慢性肝病患者，特別是肝硬化者均有 T細胞與 NK細胞活性下降，數目減少，現也發(fā)現較多的抗肝纖維化藥也具有免疫增強作用。美國 FDA希望開始抗病毒藥與抗肝纖維化藥聯合治療，單一組分應有生物學的合理性與安全性，但每一組分的自身有效并非需要?，F已開始抗 HCV與抗肝硬化治療的研究 （ Hepatology 2021。47(2):605612） （ 2）若血清 HBVDNA或 HCVRNA為陰性，肝活檢肝纖維化分級 ≥ S2或血清肝纖維化指標 正常值上限 2倍（科研對象）應予抗肝纖維化治療；（ 3）戒酒后酒精性肝纖維化、脂肪性肝纖維化（治療原發(fā)病后）、徹底殺蟲后日本血吸蟲病肝纖維化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慢性肝病患者，若有血清肝纖維化指標增高或肝纖維化程度 ≥ S2者，應予抗肝纖維化治療； （ 4）經降酶，退黃等對癥治療后，或肝功能正常的乙型、丙型感染者，若有肝纖維化指標異常，或蛋白電泳 r%異常，或肝活檢肝纖維化程度 ≥ S2者，（ 5）筆者總結 2021年 4篇 HBV攜帶者， 552例肝活檢，有 %≥ S2，（ %的 S2期患者年齡 40歲，%者脾長度 10cm，厚度 4cm）。應予抗肝纖維化治療；近印度報道 1387例 ALT正常的 HBVDNA（ +）者，一年隨訪， HBVDNA≥ 105， HBeAg（ +）和（ ）者 ≥ S2者分別 %和 % （ Hepatology 2021。134(4):13761384） （ 6）肝硬化伴明顯黃疸、腹水者，或伴其他嚴重器質疾病，對這類病人不適用IFNγ 抗肝纖維化治療，但可用安琺特。臨床發(fā)現單純降酶治療，似有助于肝纖維化發(fā)展。在抗肝纖維化無效或效欠佳時，要注意有無并發(fā)肝癌。 抗肝纖維化西藥治療的選擇 Rockey(2021)總結慢性肝病抗肝纖維化治療時，將直接作用在纖維化損傷者稱特異性抗肝纖維化治療，列為動物實驗有效者的28種，不予介紹。列于試驗于人體的有 12種。用于丙肝者有 IL IFNγ 和 VitE。 用于酒精性肝病有 6種，馬洛替酯、多不飽和卵磷脂、丙基硫脲嘧啶無效；思美泰（腺苷蛋氨酸），抗腫瘤壞死因子 α 、飛水薊賓為有效。熊去氧酸主要用于原發(fā)性膽汁性肝硬化。 PPARγ 配體 , VitE作用于非酒精性脂肪肝。另有秋水仙堿可用于各種病因肝纖維化療效差； 2021年收集 1138名治療者，進行薈萃分析發(fā)現對肝纖維化程度與病死率均無明顯療效。 近有評論認為大麻素 Ⅰ 受體拮抗劑作為抗肝纖維經治療新的策略 [11]。 國內使用較多的西藥 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