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胎兒民事權益的法律保護(存儲版)
【正文】 做規(guī)定。加害行為的多樣性。 (二)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行使。 (三)幾個特殊問題的思考父母能否成為胎兒的侵權行為人?對這個問題，筆者以為不能一概而論。退一步說，即使賦予胎兒以生命權，其權利也無法行使，若由母親代為行使，其生命權則無任何意義。王澤鑒先生認為，依據(jù)法定代理原則，父母得代胎兒為允諾，以阻卻加害行為之違法，或訂立免責條款，以限制加害人之責任。梁慧星著《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楊立新著《人身權法論（修訂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父母阻卻違法的允諾，是否對受害人有效?比如，孕婦不聽飼主的勸阻，觀看其猛犬，不慎被猛犬嚇倒，傷及胎兒，致其出生后留有殘疾，出生者要求飼主賠償時，飼主可否以其母曾有阻卻違法的允諾為由進行抗辯?英國法制委員會曾經(jīng)認為，父母與子女都具有獨立的人格，父母之允諾或自甘冒險，不能阻卻對未出生者侵害行為之違法性。 原告可否以“不法使人出生”為由，對其父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比如某男強暴未婚女，使其懷胎，或者男女未婚同居，直到胎兒出生后，其父拒絕結婚，出生者認為自己是私生子，可否以“不法使人出生”為由，請求生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筆者認為不可，原因在于：任何人都無權決定其自己之不生存，所以一個人被孕育的事實不能對那個人構成訴因；即使原告對自己的出生狀況不滿意，使人出生本身，并未使出生者因此受有損害；輕視私生子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倫理道德與其他立法比如婚姻法等共同解決，侵權法本身難以負此重任。因同一侵權行為受害的不僅有胎兒還有其他人(如母親)的情況下，則對其他人的賠償請求權可先行審理判決，對胎兒的賠償請求權可待其出生后損害事實確定時另案處理。但針對胎兒的侵權行為，除撫養(yǎng)請求權可以在胎兒出生前確定之外，其他的損害事實的確認須等到胎兒出生后方能確定。承擔責任的形式主要是損害賠償，其賠償?shù)姆秶郧謾喾ㄉ系囊?guī)定予以確定，自不待言。我國司法實踐在“荷花女”等案件中已經(jīng)成功地解決了對死者人格利益保護問題。但戶籍登記的出生時間與醫(yī)院出生證明或者其他證據(jù)證明的出生時間不一致的，以實際出生時間為準。但其后制定的《民法通則》堅持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傳統(tǒng)，把胎兒排除在民事主體之外。因為既然胎兒是一種“法益”而非法律意義上的“人”，那么不必要求其必須實際具有權利能力而僅須有利益存在即應以法律保護之。胎兒懷于母體，為母體之一部分。第三，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以及延續(xù)的人身法益與人身權利的系統(tǒng)性，決定了法律對自然人人身權利的保護必須以人身權利的法律保護為中心，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保護先期人身法益和延續(xù)人身法益。我國楊立新教授提出了人身權延伸保護說，即法律在依法保護民事主體人身權的同時，對于其在誕生前或死亡后的人身法益，給予延伸的民法保護。因此，何謂健康受損害，不能純依法律技術之邏輯概念而決定。對此理論界提出了多種學說。前款規(guī)定，不適用于胎兒以死體出生情形。二是采取個別規(guī)定主義的原則。至于胎兒的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權限，可限于胎兒可享受利益的范圍，除遺產(chǎn)分割外，胎兒的法定代理人就胎兒財產(chǎn)無處分權。此種學說為我國臺灣省“民法”所采用。但是《民法通則》規(guī)定的自然人權利能力制度，不考慮一切特殊情況，將權利能力開始時間籠統(tǒng)地規(guī)定為“出生”，難免有“一刀切”之嫌，過于僵硬，缺乏靈活性。胎兒的生命利益、健康利益等其他人格利益比較特殊，不但不同于母親的利益，有時甚至與母親的某些利益發(fā)生激烈的沖突(如墮胎問題)，如果不以胎兒自己的名義進行保護，就可能造成胎兒利益被母親權利所擠兌。法醫(yī)鑒定結果為：王某的腦癱、智力低下與懷孕八個月時的外傷有間接關系。然不以其時已有泣聲為要件，從而在假死亡之狀態(tài)者，嗣后始行呼吸時，非以呼吸之時，而以全部露出之時為其出生之時。上述學說各有欠缺，綜合各家學說，應以全部露出、又可獨立呼吸的時間為出生時間。簡言之，胎兒完全脫離母體，獨立存在且能獨立呼吸就算出生?！币勒者@一規(guī)定，遺產(chǎn)分割時，胎兒的繼承份額應當予以“保留”，即遺產(chǎn)之權利并非由胎兒即時取得。”《瑞士民法典》規(guī)定：“胎兒，只要其出生時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權利能力的條件。因此，自羅馬法以來，各國民法均對胎兒的利益設有特殊保護。 關鍵詞：胎兒 民事權利能力對人身權的延伸法律保護問題是一個重要的侵權法法理問題。但是，任何人均有從母體受孕到出生之過程。我國現(xiàn)行的法律由于采用絕對主義，由于以出生為標準來確定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認為胎兒是沒有民事權利能力的。對人身權的延伸法律保護包括向前和向后的延伸保護。本文針對這方面的理論進行一點探討，為確立這樣的人身權益法律保護制度而努力。第一種學說認為只要胎兒出生是尚生存，胎兒出生前和已出生的嬰兒一樣具有民事權利能力，這種觀點被稱為總括保護主義，也稱概括主義；第二種種學說認為胎兒原則上沒有民事權利能力，但在若干例外情況下視為有民事權利能力，被稱為個別保護主義或個別規(guī)定主義；第三種學說則絕對否認胎兒具備民事權利能力，被稱為絕對主義。胎兒是否出生，涉及到是否具有民事權利主體資格這一基本事實，以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權利義務關系。二是混出說或稱一部分露出說，即認為胎兒一部分露出母體時即為出生。反之，身體既已脫出，則臍帶雖與母體聯(lián)絡，不妨謂之出生。（三）、我國法律中關于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規(guī)定與實踐的矛盾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出生與否的判斷往往是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的規(guī)定，“出生的時間以戶籍證明為準；沒有戶籍證明的，以醫(yī)院出具的出生證明為準。因此，如何防范胎兒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對受損害的胎兒利益進行法律救濟以及處理侵害人等重大問題，就成為法律的一大盲區(qū)。另外我國《繼承法》中關于胎兒的規(guī)定存在理論矛盾。二、關于胎兒的法律地位的理論對于胎兒的法律地位亦即胎兒權利能力的性質(zhì)，學術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是法定停止條件說或人格溯及說。因此，在此種情形，雖然侵害行為早于出生，但胎兒的賠償請求權只能在其出生時取得，即損害于出生時方真正完成。綜觀世界各國立法和我國臺灣省的“立法”，關于胎兒是否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前文已說明有三種立法模式。在立遺囑人死亡時已經(jīng)受孕的胎兒，有按照遺囑接受遺產(chǎn)的能力。三是絕對主義，絕對否認胎兒具備民事權利能力。因為生命法益是先于法律而存在，是人性之表現(xiàn)與自然創(chuàng)造的一部。 權利能力說。法律規(guī)定，自然人之所以享有人身權利，是因為其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人身權延伸保護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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