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國際私法實踐中定性錯誤-閱讀頁
2025-04-28 04:57本頁面
【正文】 據(jù)法以及案件的審理結(jié)果均難具有確定性或預見性,因此,當代國際私法的價值取向之一便在于降低法律選擇的不確定性,盡量給訴訟當事人以明確預期。有人可能認為,既然案件同時具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性質(zhì),只要定性不我國國際私法實踐中的定性錯誤違反法律規(guī)定,法院完全可以將案件先確定為某一種性質(zhì)的爭議并適用相應的管轄權規(guī)則,然后又將案件定性為另外一種爭議而適用沖突規(guī)則,或者認為爭議兩種性質(zhì)兼具,法院適用法律時可根據(jù)便于審理的原則左右逢源。著名的“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以下簡稱‘中技公司’) 訴瑞士工業(yè)資源公司(以下簡稱‘瑞士資源公司’) 案”l~即為法院對案件定性游移不定的佐證。之后,旭日公司因無力履約,請求“中技公司”同意將賣方變更為“瑞士資源公司”。1985 年4 月19 日,“中技公司”通知中國銀行上海分行開出了以“瑞士資源公司”為收益人的不可撤銷信用證。但經(jīng)過長時間催促“, 瑞士資源公司”承諾交付的鋼材始終未到,并全盤推卸自己作為合同賣方和貨款受益人的責任。被告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審理后認為,雙方當事人的糾紛并非合同權利義務的爭議,而是上訴人利用合同形式進行欺詐,不僅破壞了合同,而且構(gòu)成了侵權,應適用侵權行為地的法律———中國的法律,所以人民法院的管轄權不受仲裁條款的約束。它直接決定或影響著其他問題的解決。此外,我國和瑞士都是1958 年《承認與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紐約公約》) 的締約國,該公約也有類似的規(guī)定。因此可見,法院對案件性質(zhì)作出不同的定性,適用的管轄權規(guī)則不同,最終管轄權確定的后果也不同。但遺憾的是,法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并未堅定地按侵權爭議進行定性,而稱其“利用合同形式,進行欺詐,已超出合同范疇,不僅破壞了合同,而且構(gòu)成了侵權”。本案中法院將被告的行為定性為“破壞了合同”,這種破壞合同的行為也就是違約行為,案件產(chǎn)生的爭議順理成章也就被法院定性為合同糾紛,根據(jù)《紐約公約》的規(guī)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具有排除法院管轄權的效力。既然將案件定性為合同糾紛,法院這種定性就應該是唯一的、確定的,而不應又畫蛇添足地稱其又構(gòu)成了侵權。這樣定性,或許法院會感覺很方便,而且法官有時還可以操縱案件的審理結(jié)果,但民事訴訟的程序正義卻被完全破壞了。如果法院僅憑自己的喜好和方便任意在兩種定性中進行游移,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根本無法保障,對案件審理結(jié)果的預期更是無從談起。合同需要當事人之間的意思一致,而在本案中當事人之間根本沒有這樣的一致。這樣定性,不僅人民法院的管轄權是合格的,而且可以適用有利于原告的中國法。84 由上可見,案件的定性必須唯一、一致。因此,模糊的定性屬于應極力避免的一種定性錯誤。《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22 條對該問題也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chǎn)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被評為我國2002 年10 大最有影響案件之一的“美國總統(tǒng)輪船公司案”mu 即是典型例子。協(xié)議書簽訂后,“菲達廠”委托長城公司和菲利公司辦理出口手續(xù)?！懊垒喒尽睘榇私o長城公司和菲利公司分別簽發(fā)了一式三份記名提單。因此,持有上述兩票貨物全套正本提單的“菲達廠”以“美輪公司”無單放貨為由,向廣州海事法院提起訴訟,長城公司和菲利公司以第三人身份參加該訴訟,并表示支持“菲達廠”的訴訟請求“, 美輪公司”沒有提出管轄異議并應訴?！懊垒喒尽辈环粚徟袥Q,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懊垒喒尽辈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同時請求終止執(zhí)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該案涉及“美輪公司”、“藝明公司”以及貨物到岸地等多個涉外因素,顯然屬國際民商事案件。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二審中“, 美輪公司”與“菲達廠”雙方均認為,本案屬于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承運人在未見到正本提單的情況下,將提單項下貨物交付給提單記名的收貨人是否符合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規(guī)定。mv 從這里看,當事人將爭議交付法院時已將其定性為合同糾紛,這種定性也符合我國相關法律的規(guī)定。既然法院將案件定性為侵權糾紛,適用沖突規(guī)則時也就自然排除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即中國法。所幸的是,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無視當事人定性的做法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審程序中得到了糾正。實際上,對于有競合的法律關系的定性,主要應考慮當事人的意思,一般是原告的意思。85 本案涉及貨物運輸合同關系和無單放貨侵權關系,雙方當事人均認為是合同關系,這種選擇沒有違反中國法律的規(guī)定,應當是有效的。其實為解決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的此類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89 年下發(fā)的《全國沿海地區(qū)涉外、涉港澳經(jīng)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就已指出:“一個法律事實或法律行為,有時可以同時產(chǎn)生兩個法律關系,最常見的是一個債權關系與物權關系的并存,或者被告的行為同時構(gòu)成破壞合同和民事侵權。有管轄權的受訴法院不應以存在其他訴因為由拒絕受理。五、結(jié)論定性在國際私法實踐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定性錯誤在國際私法的管轄權確定、準據(jù)法的選擇以及判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中都有可能出現(xiàn),因此,規(guī)范國際私法實踐的首要問題即在于避免定性錯誤、發(fā)現(xiàn)定性錯誤和糾正定性錯誤。(2)合理配置法官資源,尤其要加強案件受理部門(立案庭) 的審判力量。(4) 在民事責任競合的情況下,法院要尊重當事人的定性。注釋:①除法院的訴訟活動外,仲裁、調(diào)解等其他爭議解決模式中同樣存在定性錯誤,但限于作者筆力和文章篇幅,本文只討論訴訟中的定性錯誤。③⑧參見趙生祥《: 論國際私法中識別的誤差》《, 現(xiàn)代法學》2003 年第3 期。⑤⑥參見肖永平:《國際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1 頁。⑨參見常怡主編:《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256 頁。lv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對責任競合問題沒有作出規(guī)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22 條規(guī)定:“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chǎn)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lw有學者認為這只能稱為識別“誤差”,而非“錯誤”,因此,法院在確定管轄權或適用法律時可對案件作出不一致的識別。lx這里借用了一個虛擬案例。ly這種情形在司法實踐中是存在的,有時不同的沖突規(guī)范卻指向相同的準據(jù)法。l{中外自然資源勘探開發(fā)合同爭議由我國法院行使專屬管轄權,不允許當事人協(xié)議管轄,這與一般涉外合同不同。l~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89 年第1 期。責任編輯 翟中鞠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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