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了這一權利而被打破。更進一步來說，當一個人處于危難中無法自我救助而需要幫助時，他人應該給與必要的幫助，這是人道主義的要求，是善的道德應有的體現(xiàn)。個人的自由不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侵犯整個社會的自由才是合理的。因為患者請求對其實施安樂死，結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人格尊嚴的排他性處置，不會對社會造成直接損害。私人小汽車可能會肇事殺人，但我們不能因而停止生產(chǎn)小汽車或者禁止私人使用小汽車，這會是十分荒謬的。”（10）換句話說，“社會普遍利益不能成為剝奪權利的正當理由，即使討論中的利益是對法律的高度尊重。另外，主張對安樂死進行限制的種種理由，也經(jīng)不起社會正義的檢驗。（12）羅爾斯則認為“正義主要是社會的正義，也即社會制度的正義。需要強調(diào)的是，患者基于自由意志選擇安樂死，并沒有妨礙社會的共同幸福，請求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也沒有違背社會的善良風俗，沒有被指責的理由。（14）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社會對這種患者的請求的支持或維護是應該的?，F(xiàn)代法治社會，法應該體現(xiàn)一種人文精神，它是一套觀念體系，也是一種崇高的理念，其要義是：一切從人出發(fā)，以人為中心，把人作為觀念、行為和制度的主體；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嚴、幸福和全面發(fā)展，應放成為個人、群體、社會和政府的終極關懷；作為主體的個人和團體，應當有公平、寬容、誠信、自主、自強和自律的自覺意識和觀念。現(xiàn)代法律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人文精神是近現(xiàn)代法律產(chǎn)生和不斷改革的強大動因，權利本位、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允許的，以及以“自然法”、“自然權利”觀念為核心的人權理念，都是人文精神的偉大體現(xiàn)。（15）就安樂死而言，患者最為迫切的需要就是結束自身的痛苦，而自愿選擇死亡來實現(xiàn)解除難以忍受的痛苦是無危害性的，更是基于尊嚴和現(xiàn)實需要而不容置疑的應有權利。病人也是現(xiàn)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法律同樣也應該以他們?yōu)槌霭l(fā)點，以他們的需要為中心，把他們作為制度的主體，弘揚其主體性和價值性，對他們的權利同樣的予以尊重和關懷。所以，為了切實對請求安樂死的患者予以關懷，我們必須弘揚法應有的人文精神，對其選擇予以尊重，對相關者給與寬容。綜觀我國各個部門法，找不出哪一門法律明確禁止個人在這種身患絕癥，瀕臨死亡且極端痛苦的情況下，選擇終結自己生命的權利，因而這種權利應當是被允許的，法律不應該因此而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法的人文精神的另一體現(xiàn)是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這主要是針對刑法而言。因而刑法是對人的自由的限制，對其范圍的規(guī)定應該慎之又慎。值得欣慰的是，刑法并沒有這樣的規(guī)定，即使是幫助實施安樂死的醫(yī)生的行為，也不能充分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在其合理的主觀意志支配下的行為不具社會危害性而不能以犯罪論處。而且，就幫助實施安樂死行為而言，它內(nèi)在的反映了該醫(yī)生的內(nèi)心善良和對患者的關愛，懲罰這種行為也有背現(xiàn)代刑法的人道性。因此，對安樂死進行立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當務之急。第二篇：安樂死應該合法化謝謝主席，各位評委，觀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討論的辯題是安樂死應不應該合法化。開宗明義，概念先行。首先，什么是安樂死？根據(jù)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安樂死是指醫(yī)生應無法救治而又極為痛苦的病人的主動要求，停止主動治療或使用藥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其次，什么是合法化？合法化是指合法性的客觀基礎被質(zhì)疑的時候達成關于合法性的某種共識的努力。第一，從情理上看。對于患者來說，安樂死是以縮短自己的壽命為代價消除或減輕死亡時的痛苦；繼續(xù)生存則是以忍受劇烈的肉體疼痛為代價延續(xù)生命的長度。對于家屬來說，是否同意患者安樂死實際上是以自身情感為出發(fā)點做出的一種抉擇。據(jù)調(diào)查，安樂死最主要群體是晚期癌癥病人。臨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這種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第二，從法理上看。安樂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屬在內(nèi)的各利益相關方共同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之上，沒有社會危害性，并且從人道主義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義，是一種正當合理的訴求。第三，從程序上看。辛格曾提議到：建立一套以登記制度為主的嚴格程序制度，使得不想被安樂死的病人意愿能被記載，有效遏制無意愿安樂死決定權的濫用。它需要經(jīng)過多項程序，這些程序為安樂死合法化的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在絕癥中苦苦煎熬的病患對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的訴求，而將安樂死拒絕在合法化的門檻之外。第三篇：《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如果是我們生命垂危、意識模糊，醫(yī)生要對我們進行安樂死，我們的親人會愿意嗎？將心比心，只要還有一線生機，誰都不能放棄！17歲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數(shù)次，大小手術無數(shù)，承受著極大痛苦的他沒有選擇安樂死，而是笑著離開。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終會有所轉(zhuǎn)機。在選擇安樂死之前，請想想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否真的比戰(zhàn)場還殘酷！父母給了我們生命，誰忍心讓白發(fā)蒼蒼的他們看著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來，為了咱爸咱媽。別熄滅我們心中的燭光。張國榮的縱身一跳和安樂死帶給周圍人的心靈之痛是一樣的。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棄生存的權利。選擇安樂死，是死亡戰(zhàn)勝了勇氣；選擇堅強面對，是勇氣戰(zhàn)勝了死亡。從最初盲目畏懼死亡發(fā)展到消極平靜地接受死亡，最后發(fā)展到積極主動地規(guī)范死亡，人類對死亡這一自然法則的心理軌跡，反映了人類對生命價值理解的升華和對生命保護力度的加強?！鞍矘匪馈边@一社會問題正是順應時代發(fā)展而出現(xiàn)的。從它一出現(xiàn)，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議。安樂死問題在我國作為一個新生的社會問題，其本身還存在諸多問題需要妥善解決，才能推動其合法化。一、安樂死問題的實質(zhì)我國對生命保護法律體系欠佳的現(xiàn)實法律作為一種規(guī)范社會的工具，是應社會的要求產(chǎn)生的。而安樂死之所以在我國作為一個問題出現(xiàn)，就在于它已成為社會需求的強烈表現(xiàn)。盡管在目前司法實踐中將安樂死作為犯罪來處理，以此防止因?qū)嵤┌矘匪蓝鴮е碌母鞣N弊端。在現(xiàn)實生活中，各種半公開的或隱蔽的對病人采用類似安樂死的做法雖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種制度還沒有建立，故對此卻顯得無能為力。我國衛(wèi)生部關于對晚期癌癥病人一再放寬使用麻醉藥物限度的規(guī)定也是在一定范圍內(nèi)對安樂死變相的認可。這些現(xiàn)象雖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會關注不夠，法律規(guī)范和監(jiān)督不力，人們往往對此習以為常，很少有人對此提出疑議，至于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就更不用提了。因此，在我國制定一部有關安樂死的法律，完善對生命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生命保護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但隨著社會對其越來越關注，國內(nèi)理論界對安樂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筆者認為，目錢我國要將安樂死合法化，理論上要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罪化；第二是須證明安樂死合理化，即符合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安樂死非罪化是安樂死合法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我國現(xiàn)行刑法將罪刑法定原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受罰”。其次，根據(jù)我國刑法理論對犯罪本質(zhì)的規(guī)定，任何一種犯罪都必須具備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及應受刑罰性。因此有人不同意讓絕癥患者選擇死亡方式，不同意他們借助安樂死尋求解脫。人們渴望“優(yōu)生”，也需要“優(yōu)死”。我們必須從病人利益出發(fā)，不應該為所謂的“社會公益和醫(yī)學進步”而把病人作為研究對象以期發(fā)現(xiàn)救命良方，從而忽視病人萬分痛苦的客觀現(xiàn)實。其次，受傳統(tǒng)封建道德思想束縛，許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會壓力，在眼看著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時也不支持父母實施安樂死。他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毫無效果的救治，在給自己帶來巨大精神痛苦和經(jīng)濟負擔的同時，也在浪費有限的社會醫(yī)療資源。具有社會價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則否。因此，我們應當支持安樂死，從而一方面可以減輕病人家屬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將寶貴的醫(yī)療資源盡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價值的地方，這種做法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符合社會主義的道德規(guī)范。然而這樣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視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視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現(xiàn)實，這真是合乎醫(yī)德嗎？筆者不以為然?！熬人馈钡母拍钍侵副M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勞無功的辦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綜上所述，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場經(jīng)濟的大潮中，當我們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規(guī)范去審視安樂死問題時，不難發(fā)現(xiàn)，安樂死并不違背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三、安樂死在中國立法的幾項建議（一）進行安樂死的宣傳教育實施安樂死因為涉及人命，必須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宣傳的內(nèi)容包括：安樂死本質(zhì)的宣傳安樂死不是對生命的處置，并不解決生死問題，它實質(zhì)是對生命終結的處置行為，是對死亡方式進行優(yōu)化的行為。安樂死目的的宣傳是人民的意志，對安樂死立法，才能更好的體現(xiàn)社會主義民主，更多的讓人民參與到立法中來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和認為，《憲法》規(guī)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對生命的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就說明了這一點。因而是一種仁慈的行為，是對患者選擇死亡方式和時間權利的尊重和保障，對病人本身來說，有利無害；對病人家屬來說，能從沉重的精神壓力和經(jīng)濟負擔中解脫出來；對醫(yī)生來說，可以將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義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對社會來說，還能減少不必要的人力藥物消耗，將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實現(xiàn)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安樂死不具有應受刑罰處罰的刑事違法性應受刑罰處罰的刑事違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國刑法并未對安樂死作出明確規(guī)定，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因而安樂死不具備刑事違法性。既然安樂死沒有刑事違法性，也當然談不上應受刑罰懲罰性。而醫(yī)護人員實施安樂死，是基于痛苦難忍的患者的同情，憐憫，主觀上并無害人及危害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