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陽明以孝悌為例：“就如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曉得說些孝弟得話，便可稱為知孝弟。王陽明以道德帶動知識，強調(diào)在實踐中完成人格修養(yǎng)而最終達到內(nèi)圣外王，“知行合一”正是這一重要理論的基礎。對于道德和知識兩者的關系，王陽明認為認知活動可以是純粹的知，可以不必見諸行動的。王陽明逐步認識到并不是最有知識的人就最有道德，也不是毫無知識的人就毫無道德，他說：“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币簿褪钦f，道德不僅僅停止為善的動機，還需借助行為才能實現(xiàn)自己。意向的善不能落實到實踐，它就不是真正的善。造成這種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意向的道德性與現(xiàn)實的道德性的脫節(jié)，它們之間缺少了實踐這個橋梁。但是有嘲諷意味的是中國又是一個道德缺乏的國家，尤其在今天這個社會急劇轉型的時期，道德淪喪、信仰缺失的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仡櫄v史放眼當代，中國是一個道德資源極為豐富的國家。當然,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不是完美無暇的,它也有其理論缺陷性及時代局限性: 王陽明的盡心之學雖熔鑄著儒家內(nèi)圣外王和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精神, 但其在本質(zhì)上卻過分強調(diào)其良知道德理性的價值, 忽略了知識理性的客觀性及其合理性, 從而妨礙了盡心之學所蘊含的經(jīng)世致用思想的進一步發(fā)揮。如提出了知行不是對立矛盾的, 而是互相依賴、互相促進的等等。更重要的是它應時代的需要而產(chǎn)生, 在明代中后期的社會實踐中產(chǎn)生了重要作用。知不能無手段, 故知不離行；知行本體同一，即知行“只是一個”, “不可分作兩事”；知行合一并進，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們把道德落實到行動上, 而不是停留在口頭上，希望人們言行一致；行而后有真知，王陽明獨特 地解釋了知行關系，認識來源于并依賴于實踐活動, 只有通過實踐活動才能獲得關于某一事 物的具體知識。知行合一本質(zhì)上就是道德實踐論，是從道德實踐指向道德實踐的道德修養(yǎng)方法。王陽明認為人的本質(zhì)源于心，他表達了與孟子思想極為相似的觀點?！靶小庇质鞘裁茨? 一方面,“行”是指人們心理上的意念活動，另一方面是指“篤行“，即有的放矢地做一件事。他說：“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在他看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亦是與生俱來, 善守而勿失, 就可以成仁義禮智四德, 這是人區(qū)別與禽獸之所在?！懊献拥牧贾寄? 是指人的天賦道德觀念。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陽明繼承了孟子關于“知”的理解，認為“知”即“良知”，如《孟子二、“知行合一”的內(nèi)涵在中國古代儒家哲學中，所理解和論證的知行問題與今人理解的知、行是有差別的?！?在這種情形下，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他不滿意程朱的知先行后說，認為這種學說使得道德認識和社會實踐相脫節(jié)，造成“交知行分作兩截用功”的流弊，人們只求知而不顧行。另一方面，理學由一種可以依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方法和原則到了明代成了人們法定的行為原則和取士的惟一標準，走向了僵化和反動。王陽明在平定南贛山民起義的過程中，發(fā)出了“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感嘆。然又人是己見，莫肯相下求正”。不僅嚴重威脅著封建統(tǒng)治，而且猛烈沖擊封建倫理綱常。”，我們可以看到，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和鮮明的針對人們道德修養(yǎng)實際問題的理論特性。需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fā)動處，便即是行了。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而“知行合一”是王陽明提出來的, 這一思想在其整個的哲學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對后來中國哲學思想的發(fā)展, 亦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王夫之的“行可以兼知, 知可以兼行”。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關鍵詞] 知行合一；王明陽；良知；篤行知行問題, 是中國哲學史上特有的一對范疇。第一篇：淺論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淺論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張義（西安交通大學能動學院 西安 710049）[提要]“知行合一”是王陽明提出的重要命題, 它在王陽明的哲學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對后來中國哲學思想的發(fā)展, 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本文從“知行合一”的提出、內(nèi)涵、合理因素與理論缺陷以及現(xiàn)代意義等四個方面淺論了王明陽的“知行合一”理論。古代的哲學家大多都十分關注知行問題, 比如, 孔子的“訥于言而敏于行”。程朱的“知先行后”。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等等。一、“知行合一”的提出就為何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題，王陽明說得十分明白：“此須識我立言宗旨。故有一念發(fā)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發(fā)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此是我立言宗旨。一方面，王陽明生活的明朝中葉農(nóng)民起義此起彼伏，連綿不斷，正是內(nèi)憂外患極其嚴重的時候。王陽明痛感“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于病革臨絕之時。王陽明正是針對這種大廈將傾、言行乖異的社會現(xiàn)實和道德危機提出的“知行合一”，并自認為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高度的匡事濟世的社會責任感使他要完成他的“破山中賊”和“破心中賊”的歷史使命。王陽明不得不重建一種思想和方法。他說：“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由此可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本意，不只是為了解決知行關系的理論問題，更是為了醫(yī)治“文盛實衰”、知行脫節(jié), 只知不行的時弊，挽救危在旦夕的封建倫理綱常。相對來說，古人理解的知行問題范圍相對較窄，更多的是集中于道德認識與道德實踐上面。盡心上》中所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他認為小孩的愛親敬兄的道德情感, 是與生俱來的, 不待學習就有的。王陽明繼承并發(fā)展了孟子這一思想，再次提出“良知”，他所謂“良知”是一種主觀意識，是善惡、是非的標準，是絕對至善的?？梢姡蹶柮靼蚜贾闯墒翘炖?，看成是道。所以”行“是是身心上對封建道德的體會和實踐。他認為心為身之主宰，良知為心之本體，即”心即理“，從實踐過程來看待和規(guī)定知行關系，認為知行沒有先后差別，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應該合一并進。根據(jù)歷史記載，王明陽三十八歲主持貴陽書院時提出“知行合一”論，重要論述有：以良知為本體，就知行合一來說, 生理欲望, 言行視動、學問思辨和良知引起的一切行為都是知行合一, 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本體；知行是一個功夫，王明陽批評了“冥行妄作”、“不能思惟省察”和“茫茫蕩蕩, 懸空去思索, 全不肯著實躬行”兩種人，強調(diào)“知”、“行”不可分離的關系, 行不能無主意, 故行不離知。三、知行合一的合理因素及理論缺陷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 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是第一次以良知為本體的, 它重點突出了知與行的統(tǒng)一, 頌揚了道德主體的能動性和自覺性, 是知行范疇發(fā)展的一個必然環(huán)節(jié)。其合理因素主要在于兩點: 一是突破了程朱理學“知先行后”學說的教條, 從“知行合一”方面作了深入探討, 在一些問題上觸及了真正意義上的知、行問題。二是知行合一并進、行而后有真知, 接觸到真知發(fā)源于直接經(jīng)驗, 知依賴于行, 猜測到知行的某種辨證關系, 既反對不知而行的盲動主義, 又反對只知不行的空談主義, 突出了實踐的重要性, 因而具有唯物主義的合理因素。四、“知行合一”的現(xiàn)代意義儒學作為一種價值體系，經(jīng)過千百年而沒有消亡，而是在歷史的積淀中不斷得到論證、豐富與發(fā)展。幾千年來形成的流淌在每個中國人身體里的精神血液使得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會談道德講道理。領導層提出的“八榮八恥”的號召和民間提出的“第三次儒學的復興”的口號都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吧频膭訖C只是完成善的開始，并不是善的完成。”王陽明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