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國學-張功耀-文庫吧資料
2024-08-17 14:24本頁面
【正文】 說下》《大取》《小取》與墨翟的生活時代認識水平不相吻合，斷不是墨翟所做。其思想歸屬于張儀，而不應該屬于韓非子。為了糾正這種偏向，我列舉一些可供各位為鏡的例子?！蔽覀儸F(xiàn)在能夠研究中國的國學，其文獻基礎是乾隆和嘉慶年間的一些學者為我們奠定的。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蔡元培先生特別贊揚胡適之先生能夠在中國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文獻中理出一個頭緒來，實在是不簡單。所以，我希望對國學有研究興趣的學者，不要停留在我們中國人所理解的那種所謂“古典式的語言美”的表面，而要深入到它的思想內(nèi)涵之中去解析?？墒?，如果這樣，這句諺語的思想境界就被削弱殆盡了。有下面一則意大利諺語：By asking for the impossible， obtain the best possible。從我們中國人所習慣的“語言美”的角度去欣賞，自然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要美一些。Better to light a candle than to curse the darkness，卻表達了一種更高的思想境界,而“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其實“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很顯然，我的翻譯更貼近這句諺語的本意。如果要我來翻譯這句話，我倒更愿意把它翻譯成：Better to give someone a fishing than to present him fishes?？梢?，這句文縐縐的諺語表達蘊含了產(chǎn)生歧義的可能性。否則，就會產(chǎn)生歧義。我國古代有句諺語：“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國學研究不要過分糾纏于文字表達，尤其不要被它“精美的文字表達”所迷惑，更重要的要看它的思想內(nèi)涵是不是深刻?！拔难晕摹钡拇嬖谝呀?jīng)是中華文化的一個事實。如果我國古代的文字載體很輕便，比如像古埃及人那樣用莎草、粘土、羊皮和布，而不是用石頭、龜甲、金屬、骨頭、木牘、竹片，漢語也朝更加簡便的方向發(fā)展，恐怕我國歷史上就不會有“文言文”這種脫離群眾語言習慣的語言了。于是，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在用文字表達思想的時候，只好簡了再簡。滑稽列傳》記載，西漢武帝年間，東方朔向中央政府上書，奏章寫了三千片木牘，由兩個人抬到殿前去宣讀。既然老百姓和讀書人在日常表達的時候，都是用的“白話文”，在我們中國為什么還會出現(xiàn)“文言文”呢？這主要應該歸咎于我國古代文字體系的符號化程度不高，以及記錄書面文字的載體比較笨重，需要進行“語言節(jié)約”造成的。我舉這個例子無非是要說明，即使是在我國古代，“文言文”并不是人民群眾日常交流時用的語言。不強如坐三日縣官衙？你看，這里的“你”“我”“他”三個代詞，全都是“白話文”。自休官清煞陶家，為調(diào)羹俗了梅花。次韻》：你見么？我愁他，青門幾年不種瓜。還有，張可久寫過一首《越調(diào)爭甚么半張名利紙。這首曲子的歌詞是這樣寫的：林泉隱居誰到此，有客清風至。我們再來看幾個例子：元朝的馬致遠寫過一首曲子《雙調(diào)因此，“如三秋兮”其實也是“白話文”。”這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最早出處。王可見，當時的老百姓是用“我”直接表示第一人稱的單數(shù)，沒有像現(xiàn)代的一些人那樣，為了假裝自己懂文言文，而刻意用“吾”來表示“我”。我生之后，逢此百憂。王可是，其中卻露出了許多當時的人民說白話文的痕跡?！对娊?jīng)》是比較古老的文獻。我們中國的古代人，是不是真的只用文言文的方式說話？中國古代的普通百姓真的沒有自己的“白話文”嗎？其實，我國古代普通老百姓說話是用“白話文”的，文言文只是中國古代文人進行書面表達的一種專用語言。唯獨中國的文言文是脫離人民群眾的語言本身的東西。其他民族的古文字，基本上是當時的人怎么說話就怎么記錄，沒有離開實際語言交流本身。研究中國的國學，面臨著一個語言障礙，那就是如何判讀文言文問題。因為“我”是不可能作為主語去“曬”那個處在賓語位置上的“太陽”的。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漢語還沒有語法，甚至還沒有找到研究漢語語法的方法。也許大家沒有注意到，雖然漢語的歷史十分悠久，但是，漢語的“無政府狀態(tài)”至今還十分嚴重。其嚴重后果絕不亞于中國在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失敗。但是，所有國學研究都必須尊重科學，實事求是，不要刻意的去為國學涂脂抹粉。這些自我標榜起來的“國學”，不但不是真正的學問，而且是假借國學的名義制造新的文化垃圾。這不但比掌握并談論科學知識要簡單得多，而且更容易把自己打扮成“一代文化人”。還有一些人，自己沒有研究國學的能力，同時又覺得科學太難學，于是就試圖用所謂的國學來掩飾自己知識上的貧乏，把自己打扮成“企業(yè)家”加“滿腹經(jīng)綸的國學大師”的形象。其中有不少人，拼命把一些文化垃圾也標榜成國學，并且不厭其煩地往這些國學上涂脂抹粉，試圖用這樣的國學來代替科學，甚至拿這些文化垃圾去與高度現(xiàn)代化的科學技術(shù)競爭。最近一個時期掀起的“國學熱”則是不正確的，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反動的。五四運動以后的國學研究，和文化大革命當中“破四舊”對國學的破壞，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這個時候的中國學者，已經(jīng)模模糊糊地感覺到，要把中華文化“從根上救起”，必須用“科學”和“民主”這兩樣東西努力地對中華文化進行改造。因此，五四運動并沒有終止對國學的研究。但是，“打倒孔家店”并不反對研究和反思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于是，孫中山先生發(fā)出號召，發(fā)誓要把中華文化“從根上救起”。這條破船，終于在孫中山領導的“種族革命”當中擱淺了，沉沒了。在近代科學已經(jīng)興起的時代，尤其如此。中國的國學可以把一些知識分子打扮成“滿腹經(jīng)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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