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力量談判的結果。邊際生產力工資理論認為：當投資水平不變的情況下，每次追加的工人，會比上次增加的工人創(chuàng)造更低的生產率，工資水平決定于最后追加的、勞動生產率最低的工人的成果，即“邊際的勞動生產率”決定工資的多寡。這兩種理論在當代西方經濟學中已經銷聲匿跡了。所謂“工資基金”理論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的資本額是一個固定的量，其中用來支付工資的部分就是“工資基金”，工資水平的高低取決于工資基金與人口之間的比例。所謂“鐵的工資規(guī)律”就是：平均工資始終停留在一國人民維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所必要的生活水平上。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各現代經濟學家也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工資理論。 參見許滌新主編：《政治經濟學辭典》（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176頁。 參見許滌新主編：《政治經濟學辭典》（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第437－440頁。但是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決定其價值的，不僅有一個純生理的因素，還有一個歷史的或社會的因素。而勞動力這種特殊的商品的價值與其它一切商品一樣，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在勞動力成為商品后，工人把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工資便是這種勞動力的買賣關系的體現。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即包含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資理論。高薪與養(yǎng)廉究竟有什么關系？高薪養(yǎng)廉的實施如何制度化？根據我國的國情，應該怎樣看待高薪養(yǎng)廉？這是本文著重要論述的內容。懲治腐敗已成為我國迫在眉睫的問題，其嚴重程度恰如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強調的那樣，已經成為“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而如何運用法律制度的手段來遏制腐敗的蔓延，則成為擺在法學研究者面前的緊迫課題。這些國際和國內的數據說明盡管我國大力反腐倡廉，但是腐敗行為卻依然有蔓延趨勢，而不計腐敗所造成的政治影響、社會影響，光計算其帶來的經濟損失，據經濟學家的保守估計，在90年代后半期，“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12570億元之間，%－%之間。而同年12月對具有高級專業(yè)技術職稱的50位專家的調查結果，則顯示42%的專家將“腐敗成風”列為“第一位的社會問題”，大大高于列第二的“國有企業(yè)改革進展甚微”（20%）。 參見青連斌、謝志強著：《黨政領導干部對1999－2000年社會形勢的看法》，載汝信、陸學藝、單天倫主編：《2000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95頁以下。1999年11月，“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對中共中央黨校部分地（廳）級領導干部黨員展開問卷調查，在“領導干部對1999年存在的嚴重問題的判斷”表中顯示，17%的黨員將“腐敗”問題列選，排序僅次于“國有企業(yè)”（%），以微弱差距列第二，而“社會治安”列第三（%）。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許欣欣執(zhí)筆）：《1998－1999年：中國市民的關注焦點與未來預期》，載汝信、陸學藝、單天倫主編：《199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4頁以下。顯示這一問題仍是人們關注的重中之重。調查對象為全國24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38個城市中1748位年滿18周歲以上居民，方法為問卷調查。而在對各不同社會群體的問卷調查中，“懲治腐敗”被所有的群體（包括“三資、私營企業(yè)”、“國有企業(yè)”、“集體、民營企業(yè)”、“事業(yè)單位”、“黨政機關、社團”）全都列為第一關注，其中尤以“黨政機關、社團”群體的中選率為最高，%。這些年的各種社會調查均表明，腐敗問題一直是我國民眾關注的焦點，而且均認為我國的腐敗已經處于嚴重的境地。以上國際組織的測評數據主要是針對國際商務活動中所表現出的情況，起碼也是受到這種情況的重大影響，反映一個國家的腐敗全貌可能還不夠全面和準確。 前引［21］胡鞍鋼主編書，第58－59頁。 參見胡鞍鋼主編：《中國：挑戰(zhàn)腐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59－60頁；以及前引［20］吳丕著文。為最佳，前三名是瑞典、澳大利亞（）、加拿大（）。國際透明組織還在1999年專門設計了行賄指數（BPI）來對19個主要出口國家和地區(qū)在海外的行賄情況，根據進口商的感受作出評判，并委托蓋洛普國際機構（GIA）在14個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qū)進行調查評出分數。這里面的主要因素是加入了新參加測評的國家，而新加入的參評國家大多數是落后國家，腐敗狀況相對較嚴重的較多，所以不能認為我國在國際上的清廉排名與下面的比有上升就盲目樂觀。中國在歷年的清廉指數上的名次與得分情況見下表：清廉指數（CPI）中國排名得分表： 參見吳丕著：《“腐敗排行榜”與中國反腐敗》，載《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這個組織從1995年起，每年年底發(fā)布一期清廉指數（CPI），俗稱“腐敗排行榜”，它將各國家和地區(qū)按得分多少排列次序。在反腐敗國際組織中，“國際透明組織”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事實上，我國的腐敗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已經嚴重地危害到社會和政權的穩(wěn)定，嚴重危害到經濟的發(fā)展和繁榮。但是腐敗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異化，它是任何一種權力的反動，它不但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甚至也是與任何社會制度的國家權力的原始目的相違背的。我們已經論證了權力的異化和濫用趨勢，因此把腐敗簡單地歸結為封建或資產階級的遺毒就是一種自欺欺人，應該看到，腐敗與權力的自身屬性有關、與人性有關！也與現行制度的某些不健全有關。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新型社會制度，然而，基于上文的分析論證和我國建國五十余年的歷史證明：在社會主義國家，腐敗并不會自動地消失，因為人性之私、國家權力的稀缺性和權力異化可能性仍然存在，也就是說，只要有國家權力存在，在人性之私本質的作用下，就存在著腐敗的可能性。就這樣，在國家權力具體行使的過程中，由于國家不得不借助于公職人員這一中介來行使權力，而公職人員的人性之私、國家公權力資源的稀缺性以及行使權力中的異化可能性共同導致了公權力的尋租，被尋租而異化后的公權力行使就是權力濫用，它就是腐敗的根源和必要條件。 參見前引［5］林喆書，第64－66頁。國家公權力在行使時形成一個相互聯系的權力體系，但是隨著公權力與主體、客體、職務、職能的分離，這一特定的權力體系也發(fā)生分裂：抽象的公權力形式地存在著，而具體的公權力則實質性地被轉移，并給私人帶來利益。但是權力在形式主體的手中被濫用后，卻發(fā)生了異化，變成了各尋租活動參與者謀取私利的工具，與原職能完全背道而馳。（4）權力與職能相分離。第一種公權力的客體在設定時都是特定的，而在行使時卻有可能被任職者及新的主體視為一種可增值的商品，而向外擴張，以達到商品的增值目的。 同上。但是公權力在行使的過程中，卻有可能產生一種異化，即形式主體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私利，此時行使的是公權力，但是實際上卻不是代表國家意志，而是代表任職者的意志，公權力變成了私權力。（2）權力與主體相分離。在這一層面的異化中，“權力與職務發(fā)生了分離，它不再是受職務限制的權力，而成為無須公職職務便可獨立存在的商品，一種私權力。這五個層面是：（1）權力與職務相分離。權力資源的稀缺性僅僅為權力尋租提供了市場，但是權力不是物，它僅僅表現為國家意志，而意志本身是不可用于交換的。因為其資源的稀缺性，所以圍繞這些資源的分配便會產生激烈的供求矛盾，這進一步提高了這些資源的相對價值。等等，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國家掌握了兩類稀缺資源，一類是天然的，另一類是人為的。參見（美）丹尼斯C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凡是稀缺的資源都可以在市場上轉讓，當這種交易被法律所允許時，交易就是合法的，而當交易被法律所禁止時，這種交易并不會消失，而是會轉入“地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黑市。但是，既然權力本身是來自于公民的權利，而且是為公民權利服務的，那么為什么它又會反過來損害公民的權利、侵蝕國家和社會的肌體呢？這種與其設立的本來目的背道而馳的異化是如何發(fā)生的？這主要是由于任何權力并不能憑空自動地作用于它的受體，來為他們謀福利，權力必然要通過人來行使，這一過程表現為國家通過其工作人員來行使公權力。再者，在權力不受限制的社會制度中，發(fā)展趨勢往往是社會上有實力者壓迫或剝削弱者。在它未受到控制時，可將它比作自由流動、高漲的能量，其效果往往具有破壞性。事實上對于權力的腐化傾向，古往今來的許多仁人志士都已經指明，阿克頓勛爵則更斷言：“權力趨于腐敗，絕對的權力便絕對地腐敗。權力的濫用和異化孟德斯鳩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 （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著：《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在漢、舒遜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6月第1版，第257頁。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權力是權力主體對于權力的受眾的一種優(yōu)勢，它不僅存在于政治法律領域，也存在于個體之間，但是作為最典型的權力類型，在狹義上它特指國家公權力。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區(qū)分了習慣的、道德的權利和法定權利，并揭示了它們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強調了在階級社會中權利和權力取得的基礎都是階級斗爭的產物。總之，人權與人民權力（政權）是法定權利的基礎，而公民權利是政府權力的基礎，政府權力是由政權和公民的權利所派生出來的。所以正確的認識應當是一方面人民權力是具有絕對性、主導性的，它是制定法律配置公民權利的前提和基礎；而另一方面政府權力或某個政府官員的權力則是相對性、派生性的，它以公民的權利為基礎，并受公民權利的制約。但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奪取政權的過程，也可以說是人民行使革命權、起義權的過程。而從法定權利與權力的關系上說，是先有了階級和國家，有了公共權力和法律，然后才有法定權利?？傊?，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法學理論無論是否將國家權力視為一種人格或是一種工具，無論認為權力的最終和最高的來源為何，但在權力和權利的關系上，均承認權利先于權力，國家的權力是來源于人民，是公民權利的產物，也是為公民權利服務的。阿奎那的神學法律思想，馬里旦的國家理論被稱為“工具主義”，他“在上帝和國家這兩個概念之間，又插進入了一個抽象的人民的標志，在上帝是國家最終決定因素這一大前提下，又強調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國家是人民建立的；國家的目的在于人民的共同福利；統治者的權威來自人民；人民控制著國家和他們自己的行政官員；國家和所有政府官員都要對人民負責；民主政體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國家只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工具” 沈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99頁。其中法國哲學家雅克這種權力學說成了現代資產階級革命和國家學說的理論基礎，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法）盧梭著：《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2月修訂第2版，第42頁。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后來被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洛克、盧梭等人所繼承和發(fā)展，從而樹立了“公意、主權在民”的思想。轉引自前引［8］李龍書，第111頁。” （英）托馬斯本文根據李龍主編：《西方法學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72頁以下；張宏生、谷春德主編：《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63－64頁歸納。 參見（意）托馬斯權力也有公、私之分，而本文所探討的權力僅僅是狹義的，是在政治法律領域的公權力中的最主要的一種：國家權力。本文認為，廣義上的權力就是一方對于另一方的一種具有強制力的優(yōu)勢。 參見（英）伯特蘭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姬敬武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340頁?！?（英）伯特蘭” 林喆著：《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1頁。轉引自郭道暉著：《法的時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283頁?！?（英）A本文正是試圖作出這樣的探索，即論證薪俸制度與廉政建設之間的關系，我國歷史上和國外高薪養(yǎng)廉制度對我國現實社會的借鑒意義，高薪養(yǎng)廉制度的局限性和不足，論證高薪養(yǎng)廉的理論基礎，并最終提出高薪養(yǎng)廉和我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一些看法。古往今來各國從政治家、法學家、經濟學家，以至普通百姓都在思考、議論反腐敗問題，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反腐敗舉措，在這些具體的反腐敗舉措中，高薪養(yǎng)廉是一項非常引人注目的措施，在有些國家和地區(qū)，它已經作為一項法律制度而存在，而在我國則對此項制度頗多爭議，支持者和反對者都言之鑿鑿。 參見梁國慶主編：《國際反貪污賄賂理論與司法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1頁。腐敗也是一個世界性的焦點問題，自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的貪污賄賂犯罪日益嚴重，更無論非犯罪性質的腐敗。明末清初優(yōu)秀的文學家、史學家張岱，在所著《夜航船》卷7‘清廉類’，扳著指頭數了很久，也不過只找出四十位清官。盡管各朝代滅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無法逃脫興亡周期率的輪回：從王朝初期狠抓反腐敗斗爭，到王朝中葉后反腐敗制度漸漸松馳，變得有名無實，再到王朝后期便腐敗盛行導致王朝滅亡，然后新王朝又從頭開始一輪新的輪回。又說：中國古代的一部二十四史，其實就是一部貪污史。然而事實上廉潔這一品質的養(yǎng)成卻遠非那么容易，作為廉潔的對立面，腐敗問題伴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社會而生，它是一個自古以來就困擾著各朝代政權的一大頑癥?！边@是兩千七百年前振興齊國，成就霸業(yè)的一代英才管仲的千古名言，在管仲看來廉恥是立人之大節(jié)，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After the reading and survey of historic fact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experience，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theory explanation of “high salary for clean government” institution in detail.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selfish attribute of humanity, and its implied important meaning .On the basis of human demand level theory, he points out the marginal utilization of “high salary in clean government”, it demonst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