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而宋朝則不顧機構膨脹、官吏隊伍的冗濫和國力的“積貧”，一味強行實施增俸養(yǎng)廉，結果“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 《東坡七集奏議集》，卷4。要求增加俸祿，但因軍費支出的刻不容緩和國家財政的困難，在此情勢下，加俸當然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所以趙璟的增加俸祿以養(yǎng)廉的要求，盡管是合理的，但得旨僅僅是“該部知道”?！鼻耙?4］蔣良騏書，卷9，第151頁。其次，國家的經(jīng)濟實力要發(fā)展到較強大。在這些歷史上的舉措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實施高薪養(yǎng)廉制度是需要有一定的條件的，那就是：首先，機構和官員要比較精簡。但是到了乾隆時期，對貪官污吏的懲處逐漸放松，吏治又趨于腐敗。這樣做實際上并沒有增加國庫的開支，百姓的負擔也沒有增加，相反不少地方都有所減輕。而一些佐雜官員，則養(yǎng)廉銀與正俸比例顯得較低?！?前引［50］黃惠賢、陳鋒主編書，第552頁。轉引自前引［50］黃惠賢、陳鋒主編書，第548頁。雍正宣稱：“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yǎng)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養(yǎng)州縣。他就沒有想到既然當官的必須有必要的開支，為什么國家不能從制度上保證他們有足夠的合法收入，使他們不必從非法的途徑想辦法呢？雍正皇帝繼位后，決心改革積弊，他一方面嚴厲打擊腐敗，整頓吏治，另一方面也正視現(xiàn)實，解決了官吏俸祿過低和地方政府開支沒有保障的問題?！?王慶云著：《石渠余紀》，卷3，《紀耗羨歸公》。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如州縣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轉引自王培生、賀樂民著：《中國古代懲貪》，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15頁。晚年的康熙不僅不再致力于肅貪，反而認為“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諸其家，其何以濟？故朕于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察于細故也。這些多數(shù)都成了官員們的額外收入。 參見錢陳群著：《條陳耗羨疏》，見《皇朝經(jīng)世文編》，卷27。轉引自前引［50］黃惠賢、陳鋒主編書，第546頁。所謂耗羨本來是指征收賦稅、交納錢糧時對合理損耗的補貼，所以允許地方官在征收時每兩加征一二分（2%－3%）作為對合理虧損的正常補貼。而且還不斷要求官員們“捐俸”、“減俸”以滿足軍事行動帶來的國家開支，使得官員的正常收入與生活益顯窘迫。試圖在制度上實行高薪養(yǎng)廉的是雍正皇帝。轉引自前引［47］王春喻主編書，第709頁。宋神宗曾與王安石談到，在重祿重法初步實施后，被斷罪的相關官吏從每年七百減到每年二百。轉引自前引［47］王春喻主編書，第708頁。但是這一舉措與其他重典治貪的法律配合，“重祿重法”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抑制腐敗的作用，一個開封府吏曾談到他對重祿重法的感受為：“向時遇事，且思如何可以取錢，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員，實無心推究人枉直，自今誠恐有暇及此。 參見前引［50］黃惠賢、陳鋒主編書，第293－300頁。方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恥，其原亦多出于祿賜之不足。咸平年間，楊億上疏抱怨俸祿太低，并引用漢宣帝下詔的話說：“吏能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一代名臣范仲淹在他所上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中，也認為官吏因“俸祿不繼”而“不得不貪”。而宋朝家庭制度盛行，一般官員之家往往有數(shù)十人口之多，耗費相當龐大。因為宋朝的物價只在初期由太祖到真宗的60多年間較低，而仁、英宗時代，由于與西夏戰(zhàn)爭爆發(fā)，導致了物價不斷上漲，歷史資料顯示仁宗時河南地區(qū)的陳州比太宗時麥價高出五六倍。傳統(tǒng)觀點認為宋代官俸豐厚，清代趙翼有關“宋制祿之厚”，“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等評論，經(jīng)常被人們所引用。在中國古代，歷來存在著官俸應當厚俸還是應當薄俸的爭論，而作為實際實施高薪和低薪的朝代，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一些典型。通觀中國古代官吏的俸祿制度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古代官吏的俸祿一般比較菲薄， 參見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制度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由國家發(fā)給官員較為豐厚的俸祿，使其不致因有生活之憂而走上腐敗之路，這就是古人常說的“祿以養(yǎng)廉”。封建的社會制度本身就蘊含了這樣的宿命?。ǘv史上的高薪養(yǎng)廉制度歷史上高薪養(yǎng)廉的措施及條件鑒于單純地依靠法律的懲處難以杜絕官吏的貪婪，為了獎勵廉潔，我國歷史上提倡過高薪養(yǎng)廉的制度。而封建官僚制度導致的官官相護的錯綜復雜的人事關系，也是反貪法律制度得不到始終如一的貫徹執(zhí)行的原因之一。實際上這是任何一個把反貪的希望寄托于統(tǒng)治者一身的封建皇朝或早或晚都會經(jīng)歷的。仍以明朝為例，在正統(tǒng)年間，貪風就復燃了，明英宗朱祁鎮(zhèn)繼位時年僅9歲，宦官王振專權，使朝廷紀綱掃地，整個官場貪風大盛。然而，封建皇朝的“家天下”和人治的屬性，決定了這些重典治貪只能奏效于一時，卻不可能長久地堅持下去，它必然隨著統(tǒng)治者的思想轉變和注意力的轉移而變化。盡管在這種嚴厲打擊下，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于《大明律誥》書成之后，也承認他的懲貪法律“行之既久，犯者猶眾”。這說明這些規(guī)定不是裝裝門面的，而是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實實在在地起到效用的。如誥擒惡受賞第十》。常熟縣陳壽六等三人曾把貪殘害民的官吏顧英綁縛至京面奏，朱元璋當即賞陳壽六鈔三十錠，三人衣各二件，還免除了他三年的雜泛差役，并警告地方官吏：膽敢對陳壽六打擊報復者，一律族誅。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他在推動反貪運動中，還規(guī)定百姓可以將貪官污吏“綁縛赴京治罪”，“雖無文引”關津也要“即時放行，毋得阻擋”，“其正官首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擋者，其家族誅”。明朝對貪官用刑之酷是歷史上罕見的。《大誥》是一部“法外之法”，把“法外用刑”合法化，尤其是對貪污罪，《大誥》的處罰規(guī)定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但是另一方面看，即使是在嚴厲打擊的情況下，官吏腐敗現(xiàn)象仍然是存在的?！?《明史》卷281，《循吏傳評語》。明朝初期，由于朱元璋重視廉政，實行嚴刑峻法懲治腐敗，因而“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吏治渙然丕變矣。而從實施這些規(guī)定的實效看，凡是這些法律制度得到充分的貫徹實施的，廉政效果都較好，社會政治就比較清明，這些都是有史為證的，例如以本來以擄掠為業(yè)的鮮卑屬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在孝文帝即位后即頒布律令“義贓一匹，枉法贓無多少皆死”，并派使者在全國范圍內(nèi)查到了當年觸犯該法律的40余人判處了死刑，自此之后，“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短坡墒枳h》（劉俊文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88頁，《賊盜》之竊盜條。景帝紀》再例如《唐律疏議》規(guī)定，作為負有領導、主管某項工作的官吏“監(jiān)臨主司受財而枉法”的（相當于現(xiàn)“受賄罪”并為他人謀取的是非法利益的），如果數(shù)額達到十五匹就要處絞刑，《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41頁，《職制》之監(jiān)主受財枉法條?！边@就是說，收受了下屬的飲食，如果付了相應的費用的話，可以不追究，如果不付錢，則照罰不誤。例如在漢初的法律中甚至規(guī)定，官吏接受了其他官吏或百姓的飲食，就要被免職。在中國法制史上雖然一直強調(diào)“德主刑輔”和“明刑弼教”，但是，法制實踐卻一直突出“重典治國”，尤其是對貪墨之官，一直都是在懲罰上重于常人。但是明中期以后，廉政法制廢弛，吏治大壞，終于走上了覆滅的輪回之路。例如朱元璋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 《明太祖實錄》卷三八。 參見牛創(chuàng)平、牛冀青編著：《清代一二品官員經(jīng)濟犯罪案件實錄》，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2頁。以清朝為例，自公元1644年（順治元年）至1911年（宣統(tǒng)三年）的268年之間，清朝一、二品官經(jīng)濟犯罪案件共108件，案中被判刑的一、二品官共157人，其中死刑立決的68人，斬監(jiān)候、絞監(jiān)候的47人，受到其他刑事處分的42人。而從中國傳統(tǒng)社會看，法律的基礎又不是民意，而是來自皇帝。封建法律重典治貪的成敗正是由于這種反貪原因的歷史局限性，決定了封建社會的反貪必然是不徹底的。盡管封建社會重典治貪的原因與現(xiàn)代法治社會不同，但是只要我們明確了這些區(qū)別后，對于其治貪的具體制度卻還是不乏可取之處的。備內(nèi)》。而這種再分配方式一旦脫離了統(tǒng)治者的控制，則可能會反過來驅(qū)使一些官吏謀求更高的政治地位甚至篡權奪位，韓非子指出：“犯法為逆以成大奸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 參見劉澤華等著：《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36頁。以上是重典治貪的政治上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而重典治貪還存在著經(jīng)濟上的原因。所以，較有作為的統(tǒng)治者往往從官逼民反的歷史教訓中，認識到‘吏治之弊，莫甚于貪墨’，并認為‘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封建法律重貪贓之治的更為直接的原因，是迫于封建社會所無法解決而日趨激烈的階級矛盾。……所謂‘主賣官爵，臣賣智力’，就是反映了封建社會君臣之間的雇用關系的政治現(xiàn)實。封建皇朝的反貪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皇權的“家天下”能夠長久延續(xù)，并不是真正為了黎民百姓的福祉，即使有些開明帝皇或曾產(chǎn)生了君舟民水的重視民生的思想，但是由于歷史的局限性，其根本目的仍然是為了鞏固政權，穩(wěn)定統(tǒng)治和社會秩序，安定民心，這與我們的現(xiàn)代法治思想是絕不相容的?？v觀我國封建社會，歷代皇朝都將懲治貪贓，褒獎清廉作為吏治的重要內(nèi)容，并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jīng)驗教訓，這些無疑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總之，在論證了高薪養(yǎng)廉制度的可行性后，這些技術性的問題并不難解決，也不應強求與國外發(fā)達國家的標準一致，作為一個相對的概念，本身就不存在標準答案，因此對于缺乏標準的擔心也是多余的。即使在實行高薪養(yǎng)廉的國家和地區(qū)，高薪的標準也并不一致，一般來說，可以參照私有企業(yè)（部門）的管理人員標準確定普通公職人員的薪俸標準，再根據(jù)公職人員的職位和級別確定一些特殊職位（如司法人員）與普通公職的薪俸差異和等級差異。高薪養(yǎng)廉既然是作為一種法律制度來考慮，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要有長遠的實施規(guī)劃，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的最終實現(xiàn)也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敗。因此本文認為，實行高薪養(yǎng)廉必須精簡機構，高薪養(yǎng)廉的真正阻礙不是來自于其它方面，而是來自于機構臃腫造成的浪費。1980年，上述公職人員476萬人，1985年691萬人，1990年903萬人，1996年1068萬人，1997年1074萬人，1998年1079萬人。 參見“國家財政主要支出項目”表，載前引［33］國家統(tǒng)計局編：《中國統(tǒng)計年鑒》，第270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jīng)濟實力已經(jīng)得到了較大的提高，而且目前仍然充滿著活力，保持著高速的增長，市場經(jīng)濟正在建立與完善中，這些成果都是世人矚目的。研究表明，崇高感和榮譽感是有助于抵御腐敗的誘惑的。當然，實行高薪養(yǎng)廉制度是必須要考慮國情的，但是認為我國不存在高薪養(yǎng)廉的土壤，則未免是一種靜止的觀點。腐敗本身就是對任何一種權力的異化，在剝削制度下，它就是對剝削階級的權力的異化，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它就是對人民權力的異化。高薪養(yǎng)廉并不是要去滿足公職人員的貪欲，而只是期望起到養(yǎng)廉的作用，它當然也是存在邊際效用的，是有限度的，并受到各方面客觀條件的制約，這些下文都將有詳細論述。那種認為沒有人是因為生活困難而走上腐敗之路的觀點不但沒有理論支持，也是與現(xiàn)實狀況相違背的。所以這種簡略并不改變對本表格的分析結論。需要說明的是，在這張表格中只是選取了有代表性的6個對比行業(yè)，選擇的標準是生活和工作區(qū)域基本上是在城市或城鎮(zhèn)，因此沒有選農(nóng)業(yè)、采掘業(yè)、能源業(yè)、建筑業(yè)、地質(zhì)勘探業(yè)和其他行業(yè)，在這些未入選的行業(yè)中，有工資高于公職人員的，也有低于公職人員的。而且，這僅僅是國家統(tǒng)計的公開工資收入數(shù)據(jù)，并不包括種種福利，應當明確，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國家機關的福利待遇并不優(yōu)于其他國有單位，比起金融、房地產(chǎn)等經(jīng)濟行業(yè)尤其有較大差距。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的工資，國家機關的工資是僅略低于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yè)，而高于其它5個行業(yè)，有些行業(yè)的差距還較為明顯。表中“國家機關”包括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教育、文藝”包括廣播影視業(yè)；“科研、技術”指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yè)。這表明國家機關工資略高于事業(yè)單位、國有企業(yè)，略低于政黨機關，而明顯高于城鎮(zhèn)集體企業(yè)，明顯低于私營、外資、個體等企業(yè)。1998年，全國國家機關職員平均工資7760元，政黨機關平均工資7825元，事業(yè)單位人均工資7620元，企業(yè)人均工資7479元，但是企業(yè)中的國有企業(yè)人均7668元，城鎮(zhèn)集體企業(yè)人均5331元，其它企業(yè)8972元。” 前引［31］王順安書，第395－395頁。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就提出了這個問題，近代美國社會學家默頓的‘相對剝奪論’也得到普遍的贊同。由于生產(chǎn)力的落后，導致了物質(zhì)文化的生產(chǎn)不能滿足人們的物質(zhì)需要和精神需要，而表現(xiàn)在分配上，便表現(xiàn)為低薪、低收入；也由于生產(chǎn)力的落后導致了貧富差異甚至不公平分配，這種差異尤其容易導致公職人員的心態(tài)失衡，當存在犯罪的機會時，就較容易以此為誘因而導致犯罪，這是犯罪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客觀因素。當然，并不是每個入不敷出的公職人員都會走上腐敗的道路，但是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也并非沒有。當然現(xiàn)實中這兩者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在一定條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這些理由不能說不多，擔心的也并非全無道理，但是有些是對高薪養(yǎng)廉制度的誤解，也有些卻不是高薪養(yǎng)廉制度本身的問題。但是在我國也有人懷疑這樣一項制度對反貪的效果，使之成為爭論最激烈的反貪制度之一。而在確保國家公權力得以廉潔實施的目標下，薪俸制度也應當發(fā)揮重要的調(diào)節(jié)作用，這正是本文要論證的。但是現(xiàn)實中的公務人員薪俸制度卻不能完全體現(xiàn)這一點，公務人員的薪俸既不能反映其勞動價值，也不能體現(xiàn)其它因素，導致了現(xiàn)實中分配的種種不合理，這種狀況已經(jīng)相當嚴重，亟需改革。其合理的一面可以吸收來解釋工資制度的某些現(xiàn)象，但是不能被這些因素蒙蔽了工資的本質(zhì)。 參見傅殷才著：《經(jīng)濟學基本理論》，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111－122頁。補償工資理論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進步，工資只是為了滿足生理的需要，已經(jīng)不能刺激勞動的重要性了，所以現(xiàn)在的問題不在于提高工資，而在于滿足工人的情緒方面和社會方面的需求，這就是對工資的“補償”。集體合同工資理論則是薩繆爾森在他的《經(jīng)濟學》中提出的，其出發(fā)點是同一工種、同一熟練程度的工人，其工資率存在著最高限和最低限，這之間的工資率取決于雇主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對就業(yè)的需求，是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