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制上淺議中央與地方關系法制化的法律保留原則和糾紛解決(參考版)
2024-08-15 17:07本頁面
【正文】 也就是說，協商模式非但不會違背央地關系法制化的精神主旨，反而會令央地關系法律規(guī)范的在具體實現的過程中煥發(fā)出更加蓬勃的生機。第五，協商的方式與調整央地關系的法制化要求具有內在一致性。零和博弈關系下央地糾紛的解決不存在協商的空間，中央可以憑借天然的優(yōu)位通過政策、法律、甚至是命令對矛盾進行簡單壓制以謀求既定意圖的迅速實現，但這一方面會促使矛盾激化，另一方面會促使地方對中央的要求陽奉陰違，降低權力運行效率。在央地糾紛的過程中，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往往是全國人民的利益，而地方政府代表的則是本地方人民的利益，毫無疑問，特定地方的人民是全國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特定地方人民的利益與全國人民的利益在本質上又是相一致的。其最大的特點就在于能夠是雙方盡量心平氣和地詳盡表述己方的現實情況、基本立場和讓步尺度以尋求雙方對矛盾的認識達成新的一致，最終在避免新糾紛出現的前提下解決問題。[11]第三，協商的方式能夠有效避免央地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為問題的解決營造出緩和諧、融洽的背景氛圍。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毛澤東的“商量”是在中央決策之前的程序，而本文的“協商”主要是作為糾紛出現后的解決方式出現的(當然這并不排除在決定作出之前的輔助性協商)。[⑩]其中的“商量辦事”，更是成為了協商模式的直接思想淵源。在此之后，毛澤東緊接著又提出了幾條具體的措施，并進一步明確指出：“我們要提倡同地方商量辦事的作風。我們歷來的原則，就是提倡顧全大局，互助互讓。第二，協商模式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協商民主主要包括這樣一些基本要素：協商參與者、偏好及其轉換、討論與協商、公共利益、共識。這主要是指在政治共同體中，自由與平等的公民通過公共協商而賦予立法、決策以正當性，并經由協商民主達至理性立法、參與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其核心是公共協商?！ 【蛥f商模式解決央地糾紛的可行性而言，可從如下方面展開。前文已經指出，當前學界在探討央地關系時，對于糾紛解決的問題關注不足，而少量的關注成果又往往偏好訴訟模式的分析和構建。[⑥]目前已有學者建議盡快制定《地方制度法》或《中央與地方關系法》，從而“對地方與中央的關系，地方實行地方自治的權限，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組成、任期、職責權限和工作程序等，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性質、地位、組成、任期、權限職責和工作程序等以及民族區(qū)域自治地方制度的有關事項等作出專門的規(guī)定。目前我國這方面的立法以《地方組織法》為主干，但是規(guī)制范圍的狹隘和具體條文的粗疏已經使這部本已單薄到獨木難支的法律顯得更加捉襟見肘。但是由于這些法律都是對特定的區(qū)域發(fā)生直接效力，因此很難稱得上是真正面對全國的央地關系統一法。其一，以統一的法律規(guī)定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劃分并非完全的立法空白，關于民族區(qū)域自治和特別行政區(qū)的立法應屬于早期的嘗試。目前，我國尚無真正意義上的此類立法。其三，我國目前采用分散型的方式是一種經驗式的、臨時性的選擇，這并不必然意味著分散型模式對我國法制現實的有著最佳的適應度。對于這一現象，有如下三點基本認識應當說明：其一，分散式的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起到了基本的配置央地權力的效用。我國目前所采用的應當屬于分散型的模式。所謂分散型，是指將涉及到央地關系的法律條文分散在各個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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