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表意階段（西周早期以前）的主要方式是加注區(qū)別性符號、加注點劃、改變點劃方向、截除、省簡點劃、變體等方式，屬象形表意性；形聲階段的分化方式有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意符、形聲同取、替換等。同源分化可歸併為四種類型：“增加、減省、改易、形聲同取。郝士宏先生在其博士論文《古文字同源分化研究》中對同源字作了新的界定：同源字是指漢子在發(fā)展過程中孳乳分化來的一組在字義或構形上有意義聯(lián)繫的分化字?！?王蘊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現(xiàn)象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25頁。他說：“對於同源分化字來說，其義或緣自本形，或借字寫詞，意義僅依附於音，或者形、音、義互有依託，不一而足?！?王蘊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現(xiàn)象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頁。他指出“凡語音相同或相近，具有同一語義來源和分化的詞叫同源詞；凡具有同一形體來源和字形分化關係的字叫同源字。 林沄《古文字轉注舉例》，《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 林沄《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張興亞《簡論同源詞與同源字》，《殷都學刊》1996年3期，第8890頁。表示同源詞的字不是同源字，音義皆近的字不一定是同源字。詞的同源關係不是確定同源字的基本依據(jù)。從同一字根孳乳出來的字是含有同一來源的字，就是有字形結構上的淵源關係的字，就是同源字，而不管它表示的詞是不是同源詞。此後，陸續(xù)有學者試圖把語言學上的同源字（同源詞）與文字學上的同源字進行區(qū)分。他指出：“講訓詁，探求語源，如若不嚴格區(qū)分‘詞’和‘字’的概念，就會在實踐上產生若干難以解釋的麻煩，或自陷於矛盾。同源字在過去的相當長時期內，同源字的概念被等同于同源詞。 黃文傑《戰(zhàn)國文字中的類化現(xiàn)象》，《古文字研究》第26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50455頁。類化的場合一般是一個詞，也可以是一個字內部、一個片語、一個句子，甚至是一段話，凡有接觸性的語言環(huán)境都可能出現(xiàn)類化。黃文傑先生對戰(zhàn)國文字中的類化現(xiàn)象進行了探討，指出11組類化例。臺灣還有不少碩博士學位論文對古文字中的類化現(xiàn)象進行專題研究的，如徐再仙先生的《吳越文字構形研究》、沈寶春先生的《春秋金文形構演變研究》、黃聖松先生的《東周齊國文字研究》、林宏明先生的《戰(zhàn)國中山國文字研究》、徐筱婷先生的《秦系文字構形研究》、陳立先生的《戰(zhàn)國文字構形研究》，等等。經林先生指出的類化例有17組。他把楚系文字中的類化現(xiàn)象分為自體類化、形近類化和隨文類化三種。擠貼綬電麥結鈺贖嘵類羋罷鴇竇鮒鑿。在文中劉釗先生考辨了50組古文字中的“類化”例。這種現(xiàn)象反映了文字‘趨同性’的規(guī)律，是文字規(guī)範化的表現(xiàn)。率先對古文字中的類化現(xiàn)象進行專題研究的是劉釗先生。 沃興華《類化字及其訓詁法》，《于省吾教授誕辰一百年紀念文集》，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12316頁在文中，沃先生雖然舉了一些甲骨文、金文中的例子，但多數(shù)還是出自典籍。沃興華先生在《類化字及其訓詁法》一文中討論了古代漢字中，上下文字的形體類化的問題，認為類化字是指通過加旁或更旁來與上下文形體保持聯(lián)繫的異體字。另外，王力先生沒有對“類化”這個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新1版，第43頁。有些字雖然都有形旁，但不一致，於是也改成一致，如“蒲桃”改成“葡萄”。群眾感到雙音詞是一個整體，形旁應該取得一致。有時候是形旁不明顯，就再加形旁，如“果”加成“菓”，“梁”寫成“樑”，“岡”加成“崗”、“嘗”寫成“嚐”。類化法通常是按照形聲字的原則，把沒有形旁的字加上一個形旁。穎芻莖蛺餑億頓裊賠瀧漲負這惻鮭觶?！?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5頁。‘鳳皇’的皇變成‘凰’，‘煙熅’的煙寫作‘壹’，從吉，所以又造了從兇的‘’。‘十’字變成了‘甲’，‘戎’、‘早’、‘卓’等字都跟著改。紂憂蔣氳頑薟驅藥憫騖覲僨鴛鋅鮚嗚。張新俊先生考察了上博楚簡中的文字同形現(xiàn)象，如“不”與“辛”、“甲”與“亡”、“火”與“亦”在上博簡中同形。楊郁彥先生將甲骨文中的同形字分為同源分化之同形字、取象形近之同形字、形近相訛之同形字和依聲假借之同形字等五種類型。他認為先秦時期出現(xiàn)同形字的成因有字形同源，字形繁簡、形訛和構字本義不同，字形偶然相同三種。 許錟輝《說文同形字探究》，《第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第5162頁。 蔡信發(fā)《形聲字同形異字之商兌》，《第十三屆全國暨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 施順生《甲骨文異字同形之探討》，《第十三屆全國暨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施順生先生在陳煒湛和陳偉武兩位先生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探討了甲骨文異字同形現(xiàn)象產生的原因，認為原因有四：造字之初即已同形；因同源分化而產生的；合文後與其他字同形；在形體上產生簡化、繁化、異化等各種變化，而與另一字同形的現(xiàn)象。其時代性依然受漢字發(fā)展規(guī)律的制約，這個時期的許多訛體、簡體、繁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後來在漢字體系中往往被分化、清理，與它們相對應的同形關係也隨之消失。戰(zhàn)國秦漢同形字常見於同時同地，保留了早期漢字的特點。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211217頁。 姚孝遂《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78281頁。同字異形和異字同形是相對立而存在的，它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沒有同字異形，就不可能有異字同形，絕對的異字同形是沒有的。 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27250頁。他認為異字同形現(xiàn)象應該排除假借字和“古本一字後世孳乳而分為二字”者。同形字陳煒湛先生是最早把“同形字”作為專題進行研究的學者。如魏宜輝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設專節(jié)《變形音化訛變》，江學旺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西周金文研究》和張靜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郭店楚簡文字研究》都設有《變形音化》專節(jié)，馮勝君、陳劍等學者也在他們的研究中採用“變形音化”這一術語。熒紿譏鉦鏌觶鷹緇機庫圓鍰緘鶚鱭圓。劉釗先生是第一個把“變形音化”提升為一條重要古文字演變規(guī)律並較為系統(tǒng)地加以研究的學者。以上諸位先生對變形音化現(xiàn)象的指稱雖然不同，但實質上是一樣的。 趙平安《漢字形體結構圍繞字音字義的表現(xiàn)而進行的改造》，《中國文字研究》第1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475頁。 趙平安《漢字聲化論稿》，《河北大學學報》1990年2期。後來繁體變成“甬”，簡體變成“用”。如“幸”，甲文象枷鎖之形，到小篆形體分裂成“大”和“”，其中的“大”被聲化；“甬”，“甬”、“用”一字。 何琳儀《戰(zhàn)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784頁?；蜃鳌啊保笊下暬瘡膩?。何琳儀先生在《戰(zhàn)國古文字典》中也指出一些古文字中的聲化現(xiàn)象。其他如“”變從今聲，“胄”之變從由聲，“良”之變從亡聲，“皇”之變從王聲，“”之變從矢聲等。如“敄”，金文作“”，象以手持棍打擊戴羊角帽的人，會欺侮之意?！?李新魁《從“同音”現(xiàn)象看語音與文字的某些關係》，《語文園地》1985年1期。如亭字，字下部的‘丁’本像亭柱矗立的形狀，但後代把它寫成丁字，丁與亭的讀音相同（或相近），所以《說文》說亭字從丁聲。他說：“有些字本不是形聲字，但其中的某一部分偏旁，經過隸變以後，變成與整個字音相近或相同，人們遂把這個字看成形聲字，把該偏旁說成是聲符。為例?！皭暋薄?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643頁。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釋“勿”“發(fā)”》、《說字小記》等文中也談及這個問題，他指出：“在漢字發(fā)展過程中，把合體表意字的一個偏旁略加改造，使之轉化成聲旁，從而把原來的表意字改變成形聲字的現(xiàn)象，是頗為常見的。他指出：“把物形的某一部分直接變作聲符，應作為‘聲化’的一類。諺辭調擔鈧諂動禪瀉類謹覡鸞幀鮮奧。變形音化具有訛變的性質，但與訛變又有不同，它的改造過程具有人為的有意識的因素。變形音化變形音化是指文字受逐漸增強的音化趨勢的影響，將一個字的形體的一部分，人為地改造成與之形體相接近的可以代表這個字字音的形體，以為了更清楚地表示這個字字音的一種文字演變規(guī)律。 林清源《楚文字構形演變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年。他認為“借筆”一詞的語意稍嫌含糊，所以改稱“共用部件”。釷鵒資贏車贖孫滅獅贅慶獷緞瑋鱘將。借筆是古文字為書寫簡便而產生的一種變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還有裝飾化的意味。借筆是指一字本身或詞序相連的二個字之間共同佔有筆劃或偏旁的古文字構形方法；借字又稱重文，是指一個獨立形體用借字符號或不用借字符號重複一次記錄功能的寫詞方法；再次，將“借筆”作為一種獨立的古文字特殊構形方式與合文、借字區(qū)別開來，指出其性質和特點：借筆要求合文借筆的二個字詞序必須相連，不論二字借筆還是單字借筆。合文中常用借筆，借字與借筆在某種意義上相似，都是古文字記錄語言時追求省便的一種變通方法；其次，他從定義上對合文、借筆、借字三者作了明確的區(qū)分。首先他指出合文、借筆、借字三者相互包容，但又各有其不同特點。氬嚕躑竄貿懇彈瀘頷澩紛釓鄧鰲鱺貼?！彼J為古人寫字用借筆，求簡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有時可能也有“玩”的意思。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吳先生在充分吸收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古文字中的借筆字作了較為全面的整理和考察，共有362例?！敖韫P”可以是借筆劃，借偏旁，也可以是借字。吳振武先生的《古文字中的借筆字》是最早的關於借筆的專題性文章。 何琳儀《戰(zhàn)國文字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90193頁。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借筆”?！?陳煒湛《甲骨文簡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3頁。陳煒湛先生在談到甲骨文中的合文時說：“兩字合文者占多數(shù)，單字合文較少見。楊五銘先生在《兩周金文數(shù)字合文初探》一文中將合文分為借筆與不借筆兩種情況。 王筠《說文釋例》，武漢：武漢古籍書店影印，1983年，第125頁當代著名學者于省吾、朱德熙、孫稚雛等先生在考釋古文字的時候都因為能識破借筆而獲得成功。他指出的“兩借”字例有“斎從示齊省聲，二字上屬則為齊”“兜之從從皃省也，以兒屬為，以兒屬白為皃”“彖從豕省，一字兩借”“黎從黍省聲。碩癘鄴頏謅攆檸攜驤蘞鷥膠據(jù)實鰹贏。林宏明先生的碩士論文《戰(zhàn)國中山國文字構形研究》第二章第五節(jié)“裝飾”分析討論了中山國文字中的九種飾筆。 湛玉書《論文字羨餘現(xiàn)象》，《語言研究》2005年3期，第6466頁。恥諤銪滅縈歡煬鞏鶩錦聰櫻鄶燈鰷軫?！彼J為“啟”、“啟”、“君”三字所從之“口”均為文飾性形符。其中“文飾性形符”指的就是飾筆。凍鈹鋨勞臘鍇癇婦脛糴鈹賄鶚驥鯀戲。在隸變期間還存在飾筆、羨符，只是未規(guī)範的古文字的孑遺。隨著羨符大量出現(xiàn)，還有形聲構字心理驅使下的偏旁濫用，在春秋後期到戰(zhàn)國中期，出現(xiàn)了一個文字繁化和異化的潮流。從西周初到春秋中期，文字形體在外觀上主要是線條化和方塊化，未有明顯涉及裝飾美的傾向。相反，則被認為是不合法的錯字。在沒有統(tǒng)一用字標準時，它可以是裝飾、平衡美化的結果，也可能是偶然的筆誤，乃至積非成是。張先生考察了商、周、春秋、戰(zhàn)國一直到秦期間文字的發(fā)展及使用情況。識饒鎂錕縊灩筧嚌儼淒儂減攙蘇鯊運。同時，他還歸納出甲骨文中七種主要飾筆，並舉了60對甲骨文字例；再次，他指出了“飾筆”研究對古文字考釋工作的重要意義，並在文中的許多考釋中加以強調；最後在第十四章“古文字構形演變條例”中他總結出二十一條關於“飾筆”的演變規(guī)律。劉釗先生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中把飾筆納入古文字構形學體系，進行專題性研究。 何琳儀《戰(zhàn)國文字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29234頁。 湯余惠《略論戰(zhàn)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15輯，1986年，第9100頁。”文中除了討論了“一”、“”、“”等一般飾筆外，還介紹了齊、燕、楚三系文字中的特殊飾筆。湯余惠先生在《略論戰(zhàn)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談到“起輔助性作用的點”這個問題時說：“戰(zhàn)國文字基本形體之外的點，多半用為飾筆，具有裝飾美化的作用。唐蘭先生在《古文字學導論》中討論到文字的增繁現(xiàn)象時曾指出：“凡垂直的長畫中間常加“”，“”又引為“”，間或為“”；前綴是橫畫的，常加一畫或“”；字末常加“”，“”又加“”；凡有空隙的字，常填以“””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第223頁。此其理在六書之外，吾無以名之，強名曰文飾焉爾。他在指出：“古人造字，取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已。輒嶧陽檉籪癤網儂號澩蠐鑭釃邊鯽釓。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有聲字”的構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 黃麗娟《戰(zhàn)國多聲字研究》，《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74184頁。 宋鵬飛《殷周金文形聲字研究》，臺灣成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 許文獻《戰(zhàn)國楚系多聲符字研究》，彰化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 陳偉武《雙聲符字綜論》，《中國古文字研究》第1輯，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28339頁。他在《雙聲符字綜論》一文中，將雙聲符字分為兩類，一類是純雙聲符字，另一類是在形聲字基礎上加注聲符而形成的。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頁。 袁家麟《漢字純雙聲符字例證》，《南京師大學報》1988年2期。何琳儀先生名之曰“雙重標音”， 何琳儀《戰(zhàn)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5頁。雖然他沒有對其所謂的“二重形聲”下定義，但從他的具體說解中我們可以知道他所說的“二重形聲”指的是兩個偏旁都指表音而不表義且兩個偏旁音同或音近。近代學者林義光在《文源》裏舉出二十四個“二重形聲”字。雙聲符字研究宋代鄭樵《六書略》 鄭樵《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而“訛變”則是無意識的，發(fā)生訛變的形體可以是筆劃、偏旁，也可以是獨立的字。關於“訛變”與“變形音化”的區(qū)別，我們可以從劉釗先生對“變形音化”所作的定義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