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這些，都為接受美學的進一步提升和發(fā)展提供了暢想的理由和現(xiàn)實的基礎。當然，我們也應看到，最近三十年來接受美學在中國學術界發(fā)展的蓬勃之勢。從啟蒙運動到今天，時間已跨越了一個世紀。尤其對詩詞、小說的研究，影響很大。對于這類作家群體性接受的研究，近幾年已有學者問津，其中劉曙初的《元白文歷史評價的變遷——一個文學接受現(xiàn)象的個案分析》（《江淮論壇》2002年第6期）、洪迎華的《劉柳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2005年博士論文）、李丹的《元白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2005年博士論文），業(yè)師尚永亮先生的《中唐元和詩歌傳播接受史的文化學考察》（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就是這方面為數(shù)不多的成果之一。所以，接受理論傳入不久，對選本接受情形的研究，就很快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如胡傳志的《〈中州集〉的流傳和影響》(《文學遺產(chǎn)》1994年第3期)、樊寶英的《選本批評與古人的文學史觀念》（《文學評論》2005年第2期）、劉磊的《從歷代選本看韓孟詩派之傳播與接受》（《東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白靜的《〈花間集〉在明代的傳播與接受》（《陜西師大學報》2005年第3期）等，就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成果。透過選本的作品選擇，我們能夠體驗到選錄者的批評標準和文學理念。總體看來，具體作家、作品的接受史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名著、名家這一區(qū)域，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空間尚待拓展。關于《莊子》、《楚辭》傳播情況，有業(yè)師尚永亮先生的專著《莊騷傳播接受史綜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版)，該書選取了《莊子》《楚辭》在先唐時段的傳播情形，作為論述重點，對不同時代的接受人群、接受區(qū)域、接受特點逐一分析論證；關于陶淵明接受情況，李劍峰的成就較為顯著，既有專題性論文，如《論唐代人接受陶淵明的原因和條件》（《文史哲》1999年第3期），又有專著，如《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關于辛棄疾的接受研究，程繼紅著力較多，專題性論文就有6篇。到目前為止，歷代名家、名著的傳播接受情況幾乎都有了專題性論文或著作。具體作家、作品接受史的個案整理文學史上的名家、名著，是歷代文學傳播接受的重要內容，關于他們的材料也相對較多。該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對歷代詩歌接受特點的系統(tǒng)清理，下編又針對詩歌這種文體的接受方式，進行了專門總結論述。代表性著作是馬以鑫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接受史》（華東師大出版社1998年版），該書主要從作者與讀者的授受關系入手，對不同時段的文學接受情形進行了全面論述，既有點的突破，又有面的分析；（3）、對某一文體接受史的縱向梳理。比如尚學鋒等人合著的《中國古典文學接受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就是這方面研究的優(yōu)秀成果。歷史宏觀性的總結此類學術成就，又可以從三個方面分別介紹。受西方理論的啟發(fā)，近十幾年來，大陸學者開始對古人的這些接受學言論予以重視，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學術成果。這種全方位的學術沖擊，帶來了思維上的顛覆性認識，也開辟了文學研究的新領域。從語言修辭到文學作品，從材料整理到理論探索，文學研究的每個角落，幾乎都留有接受學的印記。（一）帶來了新思維，開啟了新領域許多人掌握了接受理論之后，自覺地將它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努力填補以往研究中的不足與缺憾。二、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廣泛應用盡管存在不足，但毋庸質疑，該理論的傳入有利地促進了國內的學術研究。接受學理論在中國的發(fā)展，提高了研究者對讀者的關注程度，開啟了一種全新的研究模式。如，殷杰、樊寶英合寫的《中國詩論的接受意蘊》（《華中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王志明的《“詩言志”、“以意逆志”說和接受理論》（《文學遺產(chǎn)》1992年第6期）等，都是這類研究取得的學術成果；從對比的角度，將西方接受理論與中國古代文論進行比較研究，試圖找出二者的獨特性和差異性。（二）理論的受容隨著接受美學的進一步傳播，研究者已經(jīng)不滿足于原典翻譯和學說介紹，開始嘗試一些理論上的深層探索。等，為學界同人研究、了解接受理論及其學術背景，提供了珍貴資料。、《作者、說話者、讀者和冒牌讀者》（沃克、《效果史與傳統(tǒng)——接受美學研究的方法論》（維爾弗里德費什的專著《讀者反應批評——理論與實踐》，將興起于美國的讀者反應批評理論介紹到國內，該書的翻譯由文楚安先生完成。姚斯的另一代表作是《審美經(jīng)驗與文學解釋學》，主要運用解釋學原理對審美經(jīng)驗進行詮釋，把接受學理論引入到整個文化的研究中去。不久，金、周二人又合譯了伊瑟爾的代表作《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 伊瑟爾《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周寧、金元浦合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衾摹督邮芾碚摗罚罢呤墙邮芾碚摰幕A研究；后者是對接受學來龍去脈、整體面貌的全面介紹。最早譯成中文本的是姚斯的《走向接受美學》和R（一）西方接受學理論著述的翻譯出版?zhèn)鞑コ跗?，由于受到語言、地域的限制，多數(shù)國內學者很難觸及接受學原典，從而影響了該理論的傳播。到今天為止，接受學已經(jīng)成為國內學術研究的一大熱點。一文，對西方接受美學進行了全面介紹，主要內容包括：接受美學的概念理解、內涵闡釋以及該理論產(chǎn)生的學術背景等，為接受學的引進發(fā)揮了作用。1983年6月，《文藝理論研究》發(fā)表了意大利學者梅雷加利的學術論文《論文學接受》，該文對接受主體、接受對象以及傳播介質，都有詳細論述，正如譯者馮漢津先生所評價：“本文并不是全面闡述接收理論，但是許多概念都接觸到了，這對于我們了解文學接收這門新理論不無好處。當時，一些有著西式文化背景的學者，最先關注到接受學理論，并自覺地加以運用，如錢鐘書、張隆溪、葉維廉、葉嘉瑩等人。后來，伊瑟爾等人又相繼發(fā)表一系列學術論文，進一步完善了接受美學理論，使之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學術流派。一、理論的輸入與受容現(xiàn)代意義上的接受理論，興起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聯(lián)邦德國,它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是康士坦茨大學的姚斯教授。文藝新時期（1979—至今）新時期，是指七九年第四次“文代會”召開以來的文藝恢復發(fā)展期，它標志著文藝事業(yè)重新步入正規(gu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重新成為文藝發(fā)展的指導方針。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接受學也存在著一些缺陷與不足。以冀中抗日根據(jù)地組織的“創(chuàng)作征文”活動為例，群眾的參與熱情非常之高，他們投送的稿件多的只能用大車來托運。據(jù)史料記載，當時的文藝工作者（尤其是解放區(qū)、抗日根據(jù)地的文藝工作者），有目的、有組織地舉行了許多群眾性文藝運動。（三）開展群眾性的文藝運動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中國民眾普遍具有“從眾”心理，往往迫于外勢的壓力而放棄自我意識。” 瞿秋白《大眾文藝的問題》《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890頁。在這方面，當時的作家們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周揚《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北京師大中文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參考資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462頁。（二）創(chuàng)造大眾樂于接受的新形式在如何看待新、舊藝術形式方面，周揚有一段精彩的論述：“為了在大眾中和反動思想斗爭，為了最容易送進革命的政治的口號于大眾以組織他們的斗爭，我們應當利用大眾文藝的舊形式，……我們決不是一味地長久地襲用這種舊的形式。后來，“魯藝”學員對其進行了大膽革新，棄其糟粕，存其精華，內容上也一改專寫愛情婚姻的習慣，加入了軍民抗戰(zhàn)、生產(chǎn)勞動的新主題。另一方面，對于庸俗落后的內容，則采取舊瓶裝新酒的辦法予以置換。在利用民間藝術時，文藝工作者沒有一味地原樣照搬，而是有所繼承，也有所揚棄。這些在知識分子眼里早已過時的舊形式，對老百姓而言，卻有著難以想象的吸引力，“譬如民間的童謠童話，民間的山歌故事，那不知是唱了多少年，說了多少遍，然而一點也沒有失掉它的魅力。然而，哪些才是老百姓樂意接受的藝術形式呢？瞿秋白認為，那些在民間長期流行的舊的藝術形式，都是老百姓喜歡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