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談論弱勢群體憲法權力及保護-wenkub.com
2024-09-26 13:18 本頁面
【正文】 當然，在存在法律沖突或者立法缺漏之時，則法規(guī)規(guī)章等低位階法規(guī)范亦有適用“合憲性解釋”方法的可能空間。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分權體制之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集立法權與憲法監(jiān)督權于一身，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因而法院的“體系違反審查權”僅僅局限于針對法律之下的規(guī)范性文件，對于“法律的體系違反”事項則不宜涉足。黃茂榮先生認為：“一個法律只有當其不能透過‘法律解釋’或‘法律補充’使之與‘憲法’的意旨相符時，才具有‘違憲性’。然則，基本權利對于司法機關具有直接的拘束效力，與司法機關能否直接適用憲法裁決案件乃屬于一個問題的兩個層面。尤其是釋憲制度的存在及運作，便是維護憲法不只是具有崇高象征性意義，也是具有功能性質的實證意義。所有的法院在對案件做出裁判的過程中，都有權力和義務尋求憲法依據”。在此憲法規(guī)定的指引下，中國政府的社會經濟職能或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會有所調整，但是卻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國家所崇尚的“自由主義模式”下的政府職能定位，因為在社會經濟職能的承擔方面，中國行政機關因其積極性、主動性、形成性、具體性、持續(xù)性等特征，它比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具有更多的優(yōu)勢。亦如陳新民教授所言：“現代國家權力中最強有力者，是在行政權，而不是立法權或司法權。”他還呼吁“莫把行政國家當成蛇蝎之同義詞”。后來德國學者施密特于1931年發(fā)表《憲法的維護者》一文，將國家分為三種形式，即司法國、立法國和政府國。然則，在“社會權”等具體案件中，司法機關無體現代議機關形成意志的法律規(guī)范（包括“法定預算”）之依據，則一般不宜直接援引憲法權利條款判令行政機關為特定之給付。由于我國獨特的憲法監(jiān)督機制，憲法權利條款難以直接適用于司法審判，故而學者往往主張全然割裂憲法權利與法律權利之聯(lián)系。這種審查職能是在例外的情況下即通過憲法訴愿的方式才能夠直接針對行政決定進行。故而，陳新民先生認為：“倘吾人認為民主法治國家的憲法皆是為求國民福利，則‘憲法委托’即是滿足這個理想的‘方向’，而立法者之立法，又是‘填充’這個‘理想’的不二方法，則藉‘人民的參政權’運用，應是促使一個民主政治的立法達成‘憲法委托’的最佳方式。［7］（pp157158）筆者認為，由于我國國情與其他國家的巨大差異，故而域外憲法上的“抽象解決模式”不宜貿然引入，惟域外憲法上“個案衡量論”等“具體解決模式”可作謹慎之引介，并結合中國憲法所固有之價值理念，以謀求具體案件之妥適處理。據張翔博士介紹，德國解決憲法權利沖突的理論可以概括為兩個基本的模式：“抽象解決模式”和“具體解決模式”。譬如： 為保護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憲法權利，當由國家透過財政支出為其提供社會福利，或者通過稅收優(yōu)惠政策促進其就業(yè)，此則與普通公民的財產權、經營自由權等存在權利沖突。與此同時，某些特定的弱勢群體成員還享有憲法上之特別保護。在我國憲法文本中，除第33條為“概括性條款”和“平等權條款”之外，第34條、第35條主要規(guī)定了公民的政治權利，如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表達自由權等?！谌钕鄳馗臑榈谒目睢榱吮Ｕ锨敖摇皩嶓w性憲法權利”，憲法還須賦予公民以相應之“程序性憲法權利”，它包括“請求救濟權”、“政治參與權”等等。由上所言，憲法權利乃人民針對國家所享有之基本權利，其實現雖然有賴于人民之積極作為，亦端賴于國家之積極作用。而另一方面，社會權等“積極權利”亦當然包含有對抗國家公權力機構恣意干預的“防御權”因素，譬如國家征收所得稅等課征稅收的權力不得侵害公民的“生存權”，此即“社會權”在憲法上“防御權功能”之體現。契約自由權的公共成本不比衛(wèi)生保健權的少，言論自由權的公共成本也不比體面的住宅權的少。舊的權利與新的權利、以前美國人的權利與富蘭克林X8226。［5］（p223）此種區(qū)分方法自問世之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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