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有的信心。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于過去的不努力。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fā)葉開花結果了！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后，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化學試驗室里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1）每一種發(fā)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種微菌的發(fā)展；（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一種微菌在生物體內的發(fā)展；（3）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yǎng)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他們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yè)沒有多大關系。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yè)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yè)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少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fā)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法朗的大損失；又發(fā)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shù)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里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就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于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有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法朗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獲了科學救國的奇跡了。朋友們，在你最悲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第五篇：讀《舍我其誰：胡適》有感讀《舍我其誰：胡適》有感要說起改革，首先想到的三個層面便是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要論難度，經(jīng)濟最易，文化次之，政治確是最難的。若是能發(fā)展經(jīng)濟，解放思想，政治改革便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鴉片戰(zhàn)爭之后，清廷大臣紛紛投身洋務，力求富國強兵，說起來這算是經(jīng)濟方面的改革吧，雖然并沒有抵擋住外國入侵的腳步，但算是開了實業(yè)之先河。待到公車上書，百日維新，廢除科舉，中國人的思想解放運動也算是拉開大幕。我很早就知道胡適這個人，在歷史教科書里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是白話文運動的發(fā)起人，除此之外，我對他知之甚少，偶然一個機會，聽說他在臺灣被稱作是二十世紀最聰明的人，便發(fā)了心思想去了解一下這個人，《舍我其誰：胡適》這本書是美國江成勇博士寫的一本胡適的傳記，我讀的這一本寫的是從1891年胡適出生到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歸來的經(jīng)歷。書還沒有讀完，但也有幾分感觸，尤其看到中國發(fā)展了一百年有些當年的弊病人就沒有解決，不免有些憂國，但想想雖然路途坎坷，但前途總是光明向上的，心中便安慰了許多。胡適十四歲便離開了安徽的家鄉(xiāng)，只身來到上海進了新學堂，一個人的成功跟他的努力和天分是分不開的，有天才而不努力不行，沒有天才只努力不行，沒有天才又不努力那就更糟。胡適早年在上海學習的經(jīng)歷給我留下印象頗深，他常常讀書至深夜，在卡片紙上寫下某某日購得書多少卷，限幾日讀完，放在書桌顯眼的位置，以此勉勵自己。胡適在他的《四十自述》里有這樣一段話：“我就這樣向著茫茫的人還里去尋求我的教育和生活，一個孩子，所有賴以防身的就只有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边@段話讀來讓人頗受感動，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為了求學背井離鄉(xiāng)，想來要有多大的勇氣呢?！耙稽c點用功的習慣，一點點懷疑的傾向”這在那個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年代又是怎樣的難能可貴呀，我也把這兩句拿來做了座右銘，對一個現(xiàn)代人來說，用功與懷疑哪有那么容易做到，我們早已經(jīng)習慣了，接受書本，媒體，還有長者們的觀點言論，八零后九零后的我們甚至對最基本的中華民族的歷史都知之甚少，又怎么能去懷疑，去創(chuàng)造呢? 說到胡適的懷疑精神，早年的胡適可算是一個革命分子了，胡適先后在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念書，卻一張畢業(yè)證書都沒有拿到，都跟他不甘忍氣吞聲，敢為人先的氣度導致的，從梅溪退學是因為寫信罵了上海的道臺，從澄衷退學是因為帶領學生霸操罷課。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因為不滿學校成立董事會干涉學生事務，這幫學生竟然集體罷課，重選校址，自行成立了中國新公學，最后因為經(jīng)費問題，被迫解散，胡適也沒能從中國公學取得一張畢業(yè)證。不知道那時候的學生哪里來的如此魄力，有什么不滿的可以寫信罵人，敢罷課游行，更有人為了取得大家的重視殺身成仁，他們靠的難道是中國文人所推崇的君子之氣？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革命的成功必然是以無數(shù)人的性命為代價的，像是譚嗣同，像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我之前看那些先驅們的事跡，每每都感到熱血沸騰，想到自己也該像他們那樣，不要甘于現(xiàn)狀，不要習慣了中庸，可是那也只是在我少年求學時候的想法，如今長大了，面對養(yǎng)家糊口的問題時，想的多是該多學些什么東西，等畢業(yè)時候能找份好工作，能比別人過的更舒服，哪里想過天下，想過國家呀。一百年前他們面對滿目瘡痍國家，痛心疾首，尙可以辦報紙寫讀物，針砭時弊，現(xiàn)如今我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最恨的就是平凡，是中庸”胡適這一句給了我當頭一棒，我早已經(jīng)忘記了當年的雄心壯志，變得庸庸碌碌，成為這億萬人口里平凡的一個。梁啟超在他的著作里曾說，這個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人種是盎格魯撒遜人，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他們有中國人最須采補的美德。這些美德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去冒險，是權力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一百年后的今天，這些美德我們有了嗎？最可怕的便是不自知。所以我越發(fā)覺得，文化的改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獨立的思想，沒有自由精神，人類怎么會拋開束縛，主動去嘗試去探索那未知領域里的進步和發(fā)展。思想的覺醒必然帶來民主的政治，只是這個過程太緩慢。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的崛起是大勢所趨，我雖成不了胡適，但也愿像胡適那樣，多一點定努力，多一點點質疑，拒絕中庸，以期將來能為我國的發(fā)展做出貢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