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以來，儒家在中國歷史和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當中便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今天我們在日常生活和電視劇當中看到的有很多還是儒家思想的反應(yīng)。比如今年熱播的幾部電視劇《家的N次方》《裸婚時代》及最近的《新還珠格格》，中國人對家的觀念，對于婚姻的理解都是來源于儒家思想，滿族雖然是少數(shù)民族，但是清入關(guān)以來還是以儒家思想來統(tǒng)治天下。像中國古代這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其實都是儒家思想的具體體現(xiàn)。感覺自己目前的水平還不足于評論這部大師的書籍，所以就此擱筆。想想這種大師的書應(yīng)該是無數(shù)人拜讀過，在網(wǎng)上發(fā)現(xiàn)了這篇名叫淡泊之訫的網(wǎng)友寫的讀書感悟感覺寫得還不錯，轉(zhuǎn)載過來以學習之。本來向想寫一下，發(fā)現(xiàn)只能寫一些皮毛，這種表面功夫的文章寫了并沒有多大意義。轉(zhuǎn)載之文的作者應(yīng)該是哲學或者文學專業(yè)科班出身，要么就是年長的一位朋友，他的認知要比我們這些初讀者深刻許多。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抽空看看這本書和下面這篇文章，不過可能會頭痛，要做好心理準備哦。馮友蘭先生所著《中國哲學史》兩卷本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其運用材料之廣、考證之詳、分析之精，向為稱道。此書初版后，在國內(nèi)外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著名學者陳寅恪。金岳霖對之都有很高的評價。作為該書上、下卷的審查人，陳寅恪認為此書為清華叢書中的一個?美備的著作?，譽之為?實今年吾國思想史之有數(shù)著作?。主要理由如下：一，此書對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客觀地整理了中國哲學史；二，作者馮友蘭?有史學之通識，縱貫之眼光?，發(fā)現(xiàn)了真、偽材料的各自價值；三，該書下卷?取西洋哲學之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成系統(tǒng)而多見?；四，全書取材謹嚴、精審，持論精（正）確。（1）該書的另一主要審查人金岳霖，有其自己的哲學史觀，主張?哲學要成見，而哲學史不是成見?。他認為哲學既離不開成見，若再以一種成見去形容其他成見，寫出來的書無論從別的觀點看其價值如何，總不會是一本好的哲學史。以此哲學史觀為指導，金岳霖指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冊）?確是一本哲學史而不是一種主義的宣傳?。馮友蘭的態(tài)度是?以中國哲學史為在中國的哲學史；但他沒有以一種哲學成見來寫中國哲學史?。（2）并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冊）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作了比較，認為?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胡適先生于不知不覺間所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shù)美國人的成見?。（3）因胡著是根據(jù)于一種哲學的主張而寫出來的。兩相比較，不難看出金先生的態(tài)度。粗略翻完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印象最深的是先生采取的?釋古?、?同情?的態(tài)度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樣。馮友蘭認為清末以來的史學家研究史學的態(tài)度共有三種：信古、疑古、釋古。這又是黑格爾歷史哲學之一例證。?黑格爾謂歷史進化經(jīng)常經(jīng)?正?、?反?、?合?三階段。前人對于古代事物之傳統(tǒng)的說法，?正?也；近人指出前人說法多為?查無實據(jù)?，此?反?也；若謂前人說法雖多為?查無實據(jù)?，要亦多?事出有因?；此?合?也。?（4）他將信古理解為?正?，疑古理解為?反?，釋古理解為?合?。信古即認為凡古書所說的都是真的，對之應(yīng)信之無疑。疑古則相反，它推翻了信古對古書的信念，以為古書所記載的，大多是不可信的。信古迷信權(quán)威，疑古抹殺一切。而釋古既不像信古盡信古書，也不像疑古全然推翻古典文獻。認為古典文獻雖然不可全信，然而人們可以憑借它來了解古代社會的一部分真相。馮友蘭基于對信古合疑古兩種治史態(tài)度的反思、批判，采取了釋古的態(tài)度，并且試圖對信古和疑古作一辯證的綜合。按照他的理解，?釋古便是這兩種態(tài)度的折衷，這種史比較有科學精神的。?（5）他也明確地表示，他在寫作過程中采取的史?釋古的態(tài)度?。這種釋古的態(tài)度?用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向可疑與可信的各方面探討，兼有疑古和信古的兩種精神?（6）?故吾之正統(tǒng)派的觀點，乃黑格爾所說之?合?，而非其所說之?正?也。?（7）這種態(tài)度，既批判了信古派迷信古書的教條陋習，又糾正了疑古派無據(jù)而疑的懷疑主義傾向，也正是這一點給了我極大的啟發(fā)。與?釋古的態(tài)度?相一致，?同情的了解?也是馮友蘭在梳理中國哲學史時所采取的基本心態(tài)。在他看來，?同情的了解?即指?一個好的哲學史家，在講那一家哲學的時候，就要站在這一家的立場，把它底思想用同情的態(tài)度重想一遍，然后不增不減地加以敘述。?（8）他認為?同情的了解?是一種客觀的、科學的治學心態(tài)。這種心態(tài)要求哲學史家站在古代哲人的立場上，通過思考發(fā)現(xiàn)古人在想什么、說什么，側(cè)重把握其思想的理論性和邏輯性，看其是否有所見，是否能自圓其說。如古人確有所見，確有一貫的系統(tǒng)，就是對哲學有貢獻。陳寅恪在馮著《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說：?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yīng)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fā)；故其所處之環(huán)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必須備藝術(shù)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故而，在他看來，?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附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9）基于釋古的態(tài)度和同情的態(tài)度，馮友蘭在寫作《中國哲學史》時運用了多樣、系統(tǒng)的研究方法。如注重史料的搜集和審查；注意圍繞思想家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背景；敘述條理性強，極為清晰。而于諸多方法中，他比較重視宋學的方法與闡明的方法。馮友蘭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有漢學的方法和宋學的方法之分。漢學的方法主要時解釋文字，注重考證和訓詁；宋學的方法正好相反，不注重文字的考證、訓詁，而注重對文字所表示的義理的了解和體會。在哲學史研究中，宋學的方法優(yōu)于漢學的方法。這是因為從研究哲學史的角度看，如果只懂得以前哲學家的著作的語言文字而不能了解、體會其義理，那就不能寫出符合哲學史本來面目的哲學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既重文字和考證訓詁，又特別重視對哲學家的哲學思想的義理的了解和體會。他說：?吾非歷史學家，此哲學史對于‘哲學’方面較為注重。?（10）正因為如此，此書才成為一部逼近哲學家的思想，發(fā)掘中國哲學本質(zhì)的名著。比較而言，馮友蘭認為胡適則是用漢學的方法寫《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因而該書既有漢學的長處又有漢學的短處。長處是對于文字的考證、訓詁比較詳細，短處在于處理文字所表示的義理方面，胡著對之的了解、體會比較膚淺，沒有得到古人的真諦。事實上，胡著對于資料的真?zhèn)危淖值目甲C，占了較多的篇幅，而對于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則了解不夠，體會不深，講得不透不細。另外馮友蘭在寫作《中國哲學史》時還比較多地運用了闡明的方法。他認為，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近50年間中國學術(shù)界對新舊文化、中西文化相合關(guān)系的理解大體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一，戊戌變法時期，以舊文化理解、評論新文化，其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和譚嗣同；二，?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以新文化批判、理解舊文化，致力于找出東西文化的不同點，其代表人物是陳獨秀和胡適；三，當今（指20世紀30年代），此時期致力于尋求中西文化的共同點，用一種文化來闡明另一種文化。他說：?我們現(xiàn)在所注意的是東西文化的相互闡明，而不是它們的相互批評，應(yīng)該看到這兩種文化都說明了人類發(fā)展的共同趨勢和人性的共同原則，所以東西文化不僅是相互聯(lián)系的，而且是相互統(tǒng)一的。??我們在哲學專著里，也應(yīng)該看到同一種精神，我們比較和研究中國和歐洲的哲學思想，并不是為了判斷孰是孰非，而只是注意用一種文化來闡明另一種文化。?（11）馮友蘭認為他的《中國哲學史》就是?用歐洲的邏輯和清晰的思維來闡明?中國哲學思想的。他的《中國哲學史》成功地完成了他所希望看到的事。他用邏輯的方法闡明、梳理了中國哲學史。正如陳寅恪所指出的：?此書作者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tǒng)而新多解。?（12）《中國哲學史》全書從哲學觀講到哲學史，區(qū)分?客觀的歷史?和?寫的歷史?，并于其中詮釋東西文化的差別，又獨辟蹊徑，大膽創(chuàng)新，提出了許多新創(chuàng)的觀點，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讀《中國哲學史》，收獲的不僅僅是知識的積累，視野的開闊，更為重要的是對于思想的觸動，及這種觸動帶來的思維方式、方法的改變。注釋：（1）、（9）、（12）陳寅恪《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一、三》（2）、（3）參見金岳霖《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二》（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自序一》（5）、（6）馮友蘭《三松堂全集》11卷（7）、（10）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自序二》（8）、（11）馮友蘭《三松堂全集》1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