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出任重要實職的大臣。教育制度方面。宣布廢除八股文和科舉制度，使新式學堂教育快速發(fā)展，學堂教育不但成為選拔官吏的重要途徑，而且逐漸制度化、正規(guī)化，文教事業(yè)開始迅速發(fā)展。選派留學生出國，鼓勵自費留學，學成歸國者給予功名，新型人才逐漸融入社會。法制方面。參照西方各國的法律，先后修訂《大清刑律草案》、《大清現行新刑律》、《大清商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刑事訴訟法》、《大清民事訴訟法》等法律。獎勵實業(yè)方面。晚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一方面是富強的國家主義意識已經成為共識，另一方面是紳商階層的勢力和民權意識的日益擴大，保護工商業(yè)和民權成為紳商階層一致的要求，而且，當時的紳商階層已經初步構成了自己的保護網。以此同時，清政府還頒布了一些獎勵章程，對創(chuàng)辦實業(yè)有卓越貢獻的人賜以爵位。歷史意義：晚清新政，是清政府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迫不得已而進行的，是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維新，通過君主立憲以挽救傳統(tǒng)的政治權威，希望以此得到西方列強和國內各階層的認可，以確保君主統(tǒng)治的合法性。但近代化政治制度變革的結局卻不以統(tǒng)治者的意志為轉移，反而促進了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使傳統(tǒng)政治制度走上崩解的歷史不歸路。清末由朝廷主持的立憲運動是以傳統(tǒng)政治權威的合法性為基礎，通過傳統(tǒng)的官僚政治手段而進行的自上而下并有限度的變革，其本身的局限性和絕不可能進行徹底的自我完善，給后人留下了幾點啟示：官方的政治制度變革是在世界形勢的推動下進行的，原本就帶有被動的性質。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需要中央政府集中權力，以便有效地統(tǒng)籌規(guī)劃，合理地分配社會資源，對改革中遇到的問題進行具體干預，這就需要強大的財政支持。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社會力量的支持，在傳統(tǒng)政治體制弊端日益顯露的情況下，需要政治體制改革，而改革必然需要新的社會力量支持。在傳統(tǒng)的政治體制下進行的近代化政治體制改革，新與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能否處理好新與舊的矛盾是改革的關鍵。清政府沒有把握機遇和妥善地解決這些矛盾，一味地追求制度上形式的改革，仍然借改革謀茍延統(tǒng)治的私利，也就決定它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 王權是怎樣發(fā)展起來的？都受到哪些制約？P89王權的形成與發(fā)展：夏、商、周三代都是實行王權專制。作為一種制度，它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出現的。夏初的100多年，國家的體制尚未完全穩(wěn)定，依然保留部落聯盟的某些特點。從“帝”演變?yōu)椤巴酢?。其權威又遠遠超過于“帝”，就必須廢棄舊傳統(tǒng)而樹立新體制，在新舊交替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反復。直到少康重建夏朝，國家才完全確立起來，至此，夏的最高統(tǒng)治者才進一步稱“王”。自少康以后，夏王朝傳世十二代，直到桀時為商湯所滅，王位傳承沒有大的變故，王位世襲制的王朝也就從此確立起來，再經商、周兩代的完善，王權已經得到制度的保障。從“王”字形成來看，它在周代鐘鼎銘文中像戰(zhàn)斧之形，同軍事密切相關，說明了最早的君主是由部落聯盟的軍事首領轉化過來的。王權起源于父權社會。以財產私有出現為特點的父權制，是王權產生的經濟基礎。王也稱為“天子”，表示自己是上帝的元子，元子只有一人，故王經常自稱“余（予）一人”。天子使王具備了上帝元子和民之父母的雙重身份，執(zhí)掌了最高權力。由于中國沒有形成像西方教會那種無所不包、無所不管的神權系統(tǒng)，所以“王”很快被推倒與神并列的位置，甚至本身就是神。在王被認為應該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國家和臣民都是王的私有財產和附屬物時，王權的絕對專制也就形成了。高度發(fā)展的王權，是在國家進入成熟階段出現的。受到的制約：受到原有和相繼發(fā)展起來的地方勢力的制約受到貴族元老的制約受到天地、鬼神、祖先等宗教信仰的限制【4】 試述中央集權制度的形成及其特點P85經濟發(fā)展是戰(zhàn)國社會變革的動因，而它的動力則是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需要專門的指揮人才和訓練有素的軍隊，還必須有充實的物質基礎。戰(zhàn)爭迫使各國尋求新的出路，變法迫在眉睫。戰(zhàn)國列強的變法，趨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求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其構成的三個主要條件是：由君主獨攬大權且君權至高無上；以中央政權有力管轄的地方行政制度；以君權強力統(tǒng)率的官僚制度。特點：“官分文武，王之二術”，君主通過設官分職以控制官僚機構。制定符節(jié)璽印制度，以便于控制軍隊和官僚。完善考核賞罰制度以約束和控制官僚和軍隊。在統(tǒng)治手段上形成一整套“君臨之術”理論。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fā)展的杠桿?！?】 為什么說權臣、母后、宦官、外戚專權是皇權的變態(tài)形式？P61011121213歷史上有些皇帝或由于年幼庸弱，或由于當時的形勢和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受制于母后、外戚、宦官、權臣，導致權力萎縮或喪失。但這并不是皇權制度整體的消亡，不意味著皇權的消失，而是皇權的一種變態(tài)形式，是高度皇帝集權的滋生物。由于皇帝是一切權力的化身，母后、宦官、權臣、外戚勢力，只能控制或挾制皇帝，便可以呼風喚雨，竊權弄柄，乃至左右全國政局。權臣、后妃、宗室、外戚、宦官專權是皇權專制政治體制下孵育出來的特殊政治勢力，與皇帝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皇權運用過程中，皇帝往往使用身邊親近信任的人擔負實際責任，以掣肘國家正式機關。因而以內侍、貴戚來監(jiān)督和逐漸取代重臣，以近侍部門取代或削奪一些國家機關的職能，以致逐漸演變?yōu)樾碌膰覚C關，甚至取代一些原有的機關，是以皇帝為核心控制權力的做法。君主身邊的政治勢力利用“同床、在旁、父兄、養(yǎng)殃、民萌、流行、威強、四方”之“八奸”來壅蔽、?；?、欺騙、驅遣君主。伴隨著君主專制程度的加強，這些現象也日益突出，乃至成為君主專制的一種滋生形式。后宮是突出君主最高特權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其等級區(qū)別是朝廷君臣的等級區(qū)別的折射，是以君主為核心，以君權為依托，以政治身份地位為主要標志來排列的。后妃參政或專權，往往要與外戚政治聯系在一起，在共同的利益的驅使下，互相勾結。太后臨朝稱制是君主專制制度的組成部分，是其必要的補充，關系到政權的延續(xù)。在各種政治勢力角逐中，宦官憑借接近君主的優(yōu)勢，取得君主信任，權力不斷擴大，乃至竊權弄柄，成為“手握王權，口含天憲”的掌權者，它以君權為后盾，以宮省制度為依托，以依附的文武官僚為黨羽，形成特殊的勢力?！?】 皇位繼承人的選用標準和條件是什么？P130因時代不同，各王朝選立皇位繼承人的標準也有所不同，對皇位繼承人應具有的素質和社會政治等條件也各有差異?？偟膩砜矗x定的標準和條件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按照“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傳統(tǒng)原則和本民族的風俗習慣來擇立皇位繼承人?！凹乙詡髯樱僖詡髻t”是家天下的根本原則。這種原則與宗法制度緊密結合，便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根據本王朝的政治需要，從王朝本身的存在和發(fā)展考慮，擇立堪任政事和勝任統(tǒng)治的繼承人。雍正廢除了以嫡長制為前提的公開預立皇儲制度，采用了經過認真審核甄別，然后確定繼承 人的方法，即秘密建儲制度。它從根本上否定了長期通行的嫡長繼承制度，對典制規(guī)章和傳 統(tǒng)的禮俗觀念是一次重大的變革。迫于形勢，不得不以所謂“有功于社稷”，已經擁有重大軍政實力的皇子為繼承人。功勛卓著，實力雄厚而擁有人望的皇子，往往可以憑借實力優(yōu)勢而打破嫡長繼承的常規(guī)。軍事勢力的有無或大小是能否取得最高統(tǒng)治權的重要先決條件?！皟仍庵笔潜ＷC皇位繼承的重要條件，也是擇立繼承人的主要標準。在幾個國家政權同時并存的情況下，各國之家經常以婚姻的形式結成盟好。因此，選擇對方國家嫁過來的女子所生的兒子為繼承人，就往往成為插手對方國家政務，保持雙方良好關系的政治手段。在國內幾種政治勢力的角逐中，皇位繼承者總要得到其中最強大政治勢力的援助?！?】 試分析中華民國的議會制度P599議會制度有其積極的一面，它曾給中國帶來過一些民主的氣氛和憧憬，使中國人民知道追求民主可以遵循的途徑和合理吸引外來的體制但更多的是一種“歷史的悲劇”。這些號稱議會的機構，打著民主的旗幟，不但掩蓋著專制獨裁，也踐踏著民主，給本來就內有饑饉**，外受強敵侵擾，危亡迫在眉睫的國家?guī)砀嗟臑碾y。民國的議會制度一再地遭受軍閥們的摧殘、玩弄，不但沒有連貫性，而且缺乏適應性、自主性，更沒有制度化。議會制度在民國難以實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基礎相對薄弱。民國資本主義既缺乏經濟實力，又沒有成熟的政治組織，所以不具備運用議會的條件和能力。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強大的條件下，他們不可能、也沒有能力運用議會制度來限制強權壟斷。議會制度只是形式上的移植，沒有考慮近代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脫離中國社會現實，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中國傳統(tǒng)政治體制的窠臼。議會制度在中國缺少政治文化基礎，在引進介紹中也沒有明確的標準，版本各有不同，人們的價值取向在一知半解中更傾向于各取所需。政治文化既有當代的政治價值取向，同時也受到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影響。近代以來，西方文明雖然猛烈沖擊了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體系，但傳統(tǒng)政治文化仍然沉積在大多數中國人心中，作為思想文化的主流，削弱了議會制度在政治文化和政治力量上的支持。【申論題】一、從魏晉南北朝庶族與門閥地主斗爭的角度，分析這一時期人才選拔制度的選擇。二、從東周到秦帝國政治制度轉變的歷史思維邏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西方戎、狄的威脅下，遷都于洛邑，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一去不復返，代之而來的是春秋時期的霸主政治和戰(zhàn)國時期的群雄政治。春秋初期,“政出方伯”，大國爭霸，禮樂征伐不再由天子出，霸王的權力取代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君主專制的雛形出現。從霸主到君主，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形成到確立的過程。霸主從以“尊王攘夷”的名義為號召以聚合各弱小的諸侯，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弱小的諸侯國，對不順從者以武力征服甚至將之吞并。他們除會合諸侯稱盟主外，在本國已經確立起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開始走上君主專制的舞臺。春秋時期的霸主們，雖然已經顯示出自己的實力，但還沒有完全擺脫宗法制的束縛，主要政務還是依靠身為貴族的卿大夫。在“政逮于大夫”的情況下，出現“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政治現象。因此，一些奪取政權的卿大夫以史為鑒，逐漸擺脫宗法制的束縛，任用自己信任的人掌握要職而不再給予分封，減少世襲官員，出現非世襲的職業(yè)官吏群體，君主的權力逐漸集中，君主專制的傾向也日見顯著，進入“禮崩樂壞”的局面。戰(zhàn)國時期，七雄并爭，他們?yōu)閿U充或保衛(wèi)疆土，就必須擴充財源、動員人力，但財源和人力分別掌握在貴族手中。因此，戰(zhàn)國七雄無例外地進行了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其政治改革的重點在于廢除以分封制為代表的世襲制，由君主直接掌管官吏的任免權，推行郡縣制。在這種情況下，以中央集權為特征的官僚政治體制初步形成，君主的權力空前提高，逐步向統(tǒng)一的中央專制主義集權政治體制靠近。春秋時期，諸侯爭霸，各諸侯為了能在競爭中保持優(yōu)勢，便因時因地因人因事地對本國官制進行了較大的權宜變更。他們開始從“士”中選拔一些人充當要職，戰(zhàn)國時期的國君也都是從“士”中選拔人才。這些原本沒有世襲特權的“士”進入高級統(tǒng)治層，打破了傳統(tǒng)的世襲體制。這種經過選拔，不享受世襲，領受俸祿的職官的出現，最終導致了官僚制度的出現。法家在爭霸時期通過國家采用法律形式作為強硬手段，把國家的意志全面滲透到社會中，商鞅變法實施的郡縣制和軍功制，依靠合法推行的法律模式而取得成功，使秦統(tǒng)一天下，并建立中央集權帝國。郡縣制下的郡縣長官沒有世襲特權，完全受中央節(jié)制，他們的權力只是作為中央權力的延伸。把領土制改變成行政區(qū)，中央集權體制也就形成了。